各种数据显示，中国经济进入了伤停补时阶段，近期很多指标得分都是近10年来的最低值，但这仅仅是表象，深层次的原因应该是中国经济在自身演进过程中呈现出明显的三重断裂带。按照现在广为流传并逐渐形成一致的“三期叠加”（增长速度换挡期、结构调整阵痛期和前期刺激政策消化期）预期来判断，传统的增长动力已经逐渐丧失，而新的增长点的有效形成还需要时间。在完成动力的切换之前，可能就是经济的不断下滑以及风险因素逐渐释放带来的不稳定。2014年或许是惊险的一年。
第一重断裂带位于GDP（国内生产总值）锦标赛与改革锦标赛之间。传统的GDP锦标赛的能量级明显下降。这一方面是因为高企的地方政府负债和略显紧绷的货币政策，但更重要的原因，特别是短期面上的原因，是官员绩效考核机制在一定程度上的调整。目前全力展开的反腐行动，以及对新兴基建项目的抑制，都是十分必要和紧迫的，但其对经济增长的短期压制作用也正在显现。
另一方面，毫无疑问，新一轮的放权改革必将激发民间资本的活力。但就目前的情形来看，这还需要一段时间。民间资本已经习惯在政府的强势下生存，它们可能还没有充分认识到自己可以发挥的功能的重大变化，仍然对政府报有期待。即便政府放权，它们暂时也不大会迅速拓展自己的空间，甚至在缺乏政府指导的情况下，可能一时间会无所适从。这从一些民企大佬近期的谨言慎行中可以窥见一斑。
这点也可以从以下现象中观察到，例如在各种经济论坛上唱主角的仍然主要是各部委的官员。就拿当下改革创新的飞地——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来说，各部委至少在形式上已经给出了包括金融开放在内的诸多承诺，但笔者听到的来自金融机构和企业的最多的一个词就是“等细则”。难以想象，本来应当是由商业机构主动发起的各种金融创新的尝试以及各种新产品的发明，要等主管部门给出一条条明确的操作指引。
这就会出现一个明显的推动力落差。原有模式下增长速度已经明显减慢，而民营经济活力暂时不能得到充分的释放，结果就是经济增速不断下滑。
更重要的是，中期来看，新一轮国家和政府治理改革的三大标志性工作很快将全面展开。这包括但也不限于：第一，权力清单和负面清单，这将最终牢牢约束政府这只有形的手；第二，以透明预算和全口径预算为核心的公共财政制度的确立，将把每一次重大项目的决策由暗箱搬到台面上；第三，推行新提任领导干部有关事项公开制度试点，这本质上是一个以增量带存量的中国式阳光法案的雏形，切勿低估它的严肃性和作用力。
再加上适当的网络监督，这些应该就是所谓“制度的笼子”最坚固的部分。我们坚信上述改革会从根本上重新挖掘到中国成长的动力源泉，使民间资本在未来拥有更大的空间和舞台。但短期的抑制在所难免，也许这才是未来一段时间内经济增长可能始终不会太给力的根本原因。
第二重断裂带位于改革锦标赛内部。十八届三中全会制定了令人兴奋的宏大改革蓝图，打响了改革锦标赛的发令枪。改革就意味着变化，但我们也必须清醒认识到，改革是一个慢变量，而增长是一个快变量。不仅如此，改革本身也包含快变量和慢变量，关键是改革的各个元素在短期内能否形成有效配合。
例如行政体制改革可能是一个快改革，尤其是行政审批权的下放或者取消，而配套的民间资本进入的实质举措则是慢改革；再如要素价格改革，其中提高水电煤的价格或者调整最低工资标准都可以是快改革，而配套的资源税征集反哺环保产业则是慢改革；有效降低宏观税负，推动产业链跃迁是慢改革，社会保障和公共服务的提升则可能是更慢的改革；财税体制改革、户籍制度改革、土地制度改革则是最慢的改革，这样会形成一个内部不相衔接的错层。在改革断裂地带，各种矛盾和风险会逐渐暴露出来。
几轮压力测试结果显示，不论是经济稳定性还是市场稳定性，都差强人意。金融变量的剧烈波动当然有利于改变原来一致的单向投赌预期，但也可能引发更多的不确定性。而那些较慢进行的各种相配套的改革只会使风险叠加，例如影子银行的治理、地方融资平台的治理，这显然都是慢改革，总量货币政策的简单紧缩式调整或者市场化都无法达到这些结构主导的精细化、差异化管理要求，因而劣币驱逐良币、逆向选择、道德风险、制度套利这些难题都无法从根本上得到解决。所以各种改革进程速度不一，特别是金融改革的单兵突进，可能带来意外情况，而各种各样改革的风险最终可能引发金融危机。
特别是一直被外界所诟病的中国地方政府债务问题，实际上化解过高债务杠杆问题的措施里涉及很多的慢改革，例如预算透明化以后的市政债的发行改革，地方和中央事权和财权的重新分配，国有资产的变现，混合所有制的实现，以及人民币国际化的推进，形成足够量级的离岸人民币资产池等。
第三重断裂带则来自全球化进程的阻断。其本质是以美国为代表的传统发达经济体的局部退出和以中国为代表的新兴经济体的拒绝上位。考虑到目前中国经济的体量和对外依存度，这是直接制约中国出口增长的关键因素。
2008年金融危机改变了很多事情，危机爆发之前全球化的逻辑很简单，整个世界分为三大格局——消费国（美国是典型代表，印钞票，花钱买东西），生产国（以中国为代表）和资源国（中东地区的石油国，还包括金砖国家里的巴西、俄罗斯，提供大量的大宗产品）——通过现有的以美元为主体的储备体系相连接。生产型和资源型经济体完成原始的资本和产能的积累，发达经济体刺激虚拟经济体系，带来空前繁荣和消费主义的狂欢。整个世界就是按照这样大循环模式运转的。
这样一种结构最终在2008年次贷危机中轰然坍塌，危机一波一波袭来，首先是美国的金融体系危机（银行和居民资产负债表），然后是欧洲主权债务危机（国家资产负债表），进而变为货币体系危机，全球经济随之进入长期的消沉期。
更麻烦的是，危机爆发后，传统的大循环结构被阻断了。它反映出以中国为代表的新兴经济体同发达经济体之间依存关系的局部破裂。通过无限量的货币投放，发达经济体貌似喘过气来。发达经济体和新兴经济体之间的增速已相对收敛，原来形成的消费国、资源国和生产国之间的固定格局可能已经被打破。以前主要是由消费国释放货币驱动消费，然后由资源国提供大宗产品，生产国开足马力加大产能，而今这样一种格局可能已经有了明显的裂缝。特别是当最大的消费国美国试图通过再工业化和能源革命，再次成为生产国和半个资源国的时候，它就变成了自给自足的三位一体的结构，所以对资源国的很多需求都在下降，这是全球贸易不振的核心原因。整个全球大循环的逻辑链条，可能就此被切断。可以观察到，“觉醒了”的发达经济体正在通过新一代贸易规则来构建自我循环的经济体系，力图把新兴经济体再次驱赶到全球化食物链的底端或者权力分享的蛮荒地带。
当下中国经济已经进入GDP锦标赛动力的丧失期，全球化红利暂缓释放，中国经济当下的情况空前复杂，具有极大的挑战性。特别是在今年这样一个外围流动性可能发生急剧变化的环境下，不能排除一些系统性风险的集中爆发，这包括二三线房地产价格泡沫的自我破灭、地方融资平台的违约风险，以及金融体系包括主流银行系统的坏账损失。尤其是地方政府和国企的债务问题，尽管中国政府拥有超过35万亿元的净资产，但如何巧妙转移过高的地方政府杠杆，完成从地方到中央，从政府到居民，从国内到国外的转移，用成本低廉的负债去匹配地方政府那些缺乏流动性的长期资产绝对是一个重大挑战，这也是海外投资者高度怀疑中国短期投资前景的一个重要原因。
二三线城市的房地产是分水岭，去年经济状况之所以还可以，就是因为地产投资发展得还不错，但今年就要打上一个巨大的问号。我们认为寄希望于一次性出清的理想化方案，来冷启动中国经济的增长和改革是非常不现实的。因为在系统性风险爆发、全球经济激烈博弈和资本高速流动的大环境下，大型且另类的经济体几乎不可能有喘息的机会。中国需要制定合适的策略，冲出人均GDP6500~13000美元这个中等收入的陷阱，又要避免出现颠覆性的错误。怎么办呢？
民间资本还没有释放出充分的活力，那么第一条解决路径就是要政府发挥更好的作用，这同“让市场起决定作用”一样不可偏废。这意味着政府必须在战略规划、政策引导和公共产品提供方面发挥重大作用，而且要学会与市场及时沟通、良性互动。
第十三个五年规划即将展开，这是中国冲出所谓“中等收入陷阱”的关键五年，采取什么样的策略进行突破至关重要，明确的规划将给出民间资本行动的清晰指南。在增长动力方面，在主体功能区规划清晰的前提下，考虑把3000多个县级行政单位参与的全员GDP锦标赛，升级为20~30个城市群之间的锦标赛，在重点建设区域，甚至可以考虑升级成立一批直辖城市群，重塑扁平而有效的中央地方关系，既能保障地方的活力释放，也能强化中央的有效指导。
切勿浪费这一次高规格的京津冀一体化的顶层设计机会，用大都市圈统一管理模式优化布局整体的人口、产能、基础设施、环境、公共服务和生活，这将有力地引导新型城镇化的进展。
最近一些稳增长的行动正在展开。例如在中央层面，铁路总公司调整了今年铁路建设目标，新开工项目由44项增加到48项，全国铁路固定资产投资由7000亿元增加到7200亿元，新线投产里程由6600公里增加到至少7000公里。地方上，近期宣布的15个省区市固定资产投资规模总计18万亿元，投资方向集中在交通、能源、水利、环保、民生等领域。也可以考虑启动重大基础设施建设，例如国土治理、水资源保护和跨流域污染治理。关键是要推出有效投资，把握投资方向。我们不需要妖魔化中国的投资，在一个人均资本存量远远低于欧美国家的现实情况下，进行有效的投资才是王道。有效的投资能大量释放民生需求，短期内经济不至于下滑过快，这一点非常重要。而这些基础设施的储备将为改革红利最终释放引发的新一轮周期做好铺垫。
第二条解决路径在于让快变量刺激慢变量提速，尽快在各个重要改革领域形成重大标志性的突破，相互呼应。改革大致可以归类为：第一，提升效率的政府改革和自贸区改革；第二，增加供给的要素价格改革；第三，增加需求的改革；第四，调整金融改革中利率汇率市场化的改革。这些改革必须相互协调，发挥合力。
具体到推进措施上，例如在国企改革方面，一定要在前十大国企中挑选一两家，真正实现混合所有制，从股权比例、人事安排、激励机制等方面做出全面的真正市场化的安排。目前中国国企总资产近84万亿元，约占实业资本的44%，但3900万在职员工的收入仅占27%。而且这些国企的净资产收益率仅为5.9%，远远低于全社会企业的10.4%，如果能够通过改革拉平国企和民资的利润水平，GDP就会获得额外的2个百分点的增长，这就是改革的红利！所以说混合所有制是真正的风口。把资本化出售所得的真金白银交给全国社保基金，充实社会安全网，会让改革无后顾之忧。
再如财税体制方面，必须抓住预算法三审契机，全面推动地方政府资产负债表编制和全口径的预算公开，并在此前提下允许地方政府独立举债，用长期和低成本的市政债券替换目前性价比极差又不透明的影子银行融资手段，实现资产与负债的全面匹配。近日国务院常务会议决定，在铁路、港口等交通基础设施，新一代信息基础设施，重大水电、风电、光伏发电等清洁能源工程，油气管网及储气设施、现代煤化工和石化产业基地等方面，首批推出80个符合规划布局要求、有利于转型升级的示范项目，面向社会公开招标，鼓励和吸引社会资本以合资、独资、特许经营等方式参与建设营运。下一步将扩大油气勘查、公用事业、水利、机场等领域向社会资本开放的程度。政府通过要素价格的调整，吸引民资进入到公共服务和基础设施建设过程中来。此外政府还要通过积极的财政政策来大幅减免中小企业税费，加大科技投入的税收抵扣，刺激民间投资的活力。
又如在户籍制度改革方面，今年年内不妨彻底放开中等规模城市户籍，在东部发达地区率先实现公共服务均等化。其中提供适当的居住公共服务尤其重要，国家开发银行近期宣布加快住宅金融事业部的组建，并将实行单独核算，采取市场化方式发行住宅金融专项债券，向邮储等金融机构和其他投资者筹资，鼓励商业银行、社保基金、保险机构等积极参与，支持棚改及城市基础设施等相关工程建设。
不断改革这些核心领域，其成就会为市场建立足够的信心，在这个年代信心比黄金更重要。笔者相信上述领域内的重大成功范例会全面提振全球对中国改革的信心和整个资本市场的乐观情绪。
第三条解决路径是以中国为主建立自己的内循环或者小循环。目前中国在对外交往方面，同“二战”刚结束时美国面临的环境和机遇窗口是类似的。当时美国拥有全球最多的黄金储备，占当时西方世界黄金储备的48.5%，为法意德英日的4.5倍。目前中国拥有全球最多的3.8万亿美元的外汇储备。当时美国拥有全球最大的工业产能，“二战”中美国成为“民主国家的兵工厂”。至1948年，美国工业已占世界总产量的53.4%，占世界出口总值的32.4%。中国现在存在普遍的产能过剩。根据2014年政府工作报告，今年计划淘汰落后产能，目标任务：钢铁2700万吨、水泥4200万吨、平板玻璃3500万标准箱等。
中国完全可以通过不断扩大内陆沿边、开放外部沿海和远程绿地投资，来形成全方位开放的新格局。其中的抓手部分是推出一批重大支撑项目，加快基础设施互联互通，拓展国际经济技术合作新空间。在走出危机的过程中，基础设施投资被视为拉动世界经济复苏和增长的有效手段。特别是发展中国家居多的亚洲，正处在工业化、城市化的起步或加速阶段，对能源、通信、交通等基础设施需求很大，但这些需求面临着资金约束。仅从城市基础设施投资这一口径来看，每年亚洲的建设资金缺口大约有600多亿美元。在2013年10月初的亚太经济合作组织峰会上，国家领导人就曾多次表示，中国倡议筹建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向包括东盟国家在内的本地区发展中国家的基础设施建设提供资金支持。
与此同时，在更加宏观的层面，中国应当全力推动各种规格的自贸协定谈判。目前中国正在建设18个自贸区，涉及31个国家和地区，已签署12个自贸协定，6个自贸协定正在谈判中。此外在多边方向上，中国还应积极推动服务贸易协定、政府采购协定、信息技术协定等的谈判，加快环保、电子商务等新议题谈判，主动回应并参与新一代高标准自贸区规则谈判，推进中美、中欧投资协定谈判，不断推动贸易和投资自由化、便利化，实现与各国的互利共赢，最终形成对外开放与改革发展良性互动格局。
这也是一场大考，在“走出去”战略和高规格自贸协议博弈中提升中国企业和资本的竞争力非常重要。应推进对外投资管理方式改革，以备案制为主，大幅下放审批权限。健全金融、法律、领事等服务保障，规范“走出去”的秩序，促进产品出口、工程承包与劳务合作。特别是依靠民间资本的力量和效率，让他们更多地扮演一般合伙人角色，避免传统国企投资“内战内行，外战外行”的尴尬局面以及政治上的不确定性，在“走出去”的过程中也可以同步实现混合所有制，这也是深化改革的一种具体体现。
所以中国应该更积极地行动起来，考虑在维持和稳定原来的大循环，即传统的资源国、消费国、生产国的格局基本不变的情况下，同地缘上接近、产业链可以协同的新兴经济体和部分发达经济体之间形成小循环。也就是形成以中国为核心的周边国—资源国—科技国—品牌国的新动力格局，构造对外交往的全新利益格局，突破原来的三个格局的牢笼以及美元枷锁，打破以中国制造、美国消费为主的循环圈，从输出廉价的中国制造升级到输出工程、服务、产能、投资和资本。在贸易、工程、物流、投资方面拓展自己的发展空间的同时，大力推进人民币国际化。人民币国际化的必经之路就是贸易人民币、金砖人民币、马歇尔人民币、石油人民币、欧洲（离岸）人民币和地缘安全人民币。全力加入日益白热化的全球货币竞争，获取自己应得的地位和话语权。
本文摘自《改革锦标赛与市场新动力》
十八届三中全会掀起了中国改革的新篇章，框定了未来10年中国的发展格局。财税、金融、土地、户籍、国企改革等各大领域改革全面铺开，各级政府从过往的“GDP锦标赛”转向“改革锦标赛”。在强有力的体系和意志推动下，这将彻底改变以往改革推不动的局面，激活改革基因，形成更强的改革合力。
东方证券首席经济学家邵宇博士以其生动的文字和独特的视角，全方位解读了财税体制改革、金融改革、资源要素价格改革、土地改革、户籍制度改革、国资国企改革等六大领域的改革，分析了这股巨大的改革驱动力将对宏观经济、资本市场走势产生怎样的影响，并在此基础上预测了未来各个领域的投资新机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