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子弹的制造已经带来了如下后果：所有生活在城市里的人们随时随地受到突然毁灭的威胁。毫无疑问，人类如果想证明自己至少在一定程度上无愧于人类这一自封的称号，那么就必须清除这种状况。然而，为了实现渴望已久的安全，历史上形成的传统的社会与政治模式必须在多大程度上作出牺牲，人们对此还存在广泛的分歧意见。
第一次世界大战后，我们在解决国际冲突的问题上面临一种自相矛盾的（paradoxical）局面。为了在国际法的基础上和平解决这些冲突，我们建立起国际法院。为了能够通过国际谈判来确保和平，一种以国际联盟形式出现的某种世界议会的政治工具又被创造出来。统一在联盟之中的国家又进一步将采取战争手段解决冲突的方法界定为犯罪行为。
这样，各国被灌输了一种安全的幻想，而这只能不可避免地带来痛苦的失望。国际法院如果没有权威性与权力作后盾以执行它的决定，只能是毫无意义的。世界议会的情况也同样如此。具有充分的军事与经济实力的各国可以轻而易举地诉诸暴力，并能够凭借自身的意愿摧毁整个只是建立在一纸空文基础上的超国家安全。单凭道德权威是无法充分保证和平的。
联合国组织正经受着考验。它可能最终成为我们极端需要的“没有幻想的安全”机构。然而，至今为止，它仍未超出在我看来必须超出的道德权威的范围。
我们所处的形势由于其他情况的影响而变得更为严重，我在这里只列举两点。尽管各国都从官方的立场对战争进行谴责，但只要它们不能不考虑到参加战争的可能性，就必须影响并教育其公民——特别是年轻人——以便在战争来临时他们能轻易地转变为合格的战士。这使得各国不仅要进行一种技术-军事训练并培养相应的思维模式，而且要向人民灌输民族虚荣精神以使他们对战争爆发具有心理准备。这种教育自然而然与一切为建立道德权威所做的努力相抵触。而这种道德权威是任何超国家组织都必备的。
我们这个时代的战争危险由于另一个技术因素而被进一步强化了。现代武器、特别是原子弹已使侵略或袭击手段与防卫手段相比占有很大的优势，这很容易导致如下结果：即使有责任心的国家也可能会发现自己被迫发动一场预防性战争。
考虑到这些显而易见的事实，我认为只有一条出路。
有必要创造出适宜的环境，以确保各国有权在法律基础上并在国际法的监督下解决与别国的冲突。
有必要通过一个具有专属其掌握的军事力量作为支撑的超国家组织防止各国发动战争。
只有完全满足了这两个条件，我们才有一定把握相信，我们不会在这个时代的某一天消失在大气中，分解为原子。
从当前流行的政治心态看来，希望在短短的几年内实现这些条件似乎是一种幻想甚至是空想。然而，这些条件又不能依靠历史的渐进发展而自动实现。因为，只要我们不能获得超国家的军事安全，上文提到的各种因素在任何时候都能够不可抗拒地把我们推向战争，如果我们不能坦率而坚决地面对以下问题的挑战：即剥夺国家范围内对军事力量的权力并把这种权力转交给超国家的权力机构。那么，对我们而言，对突然袭击的恐惧将比对权力的欲望更具灾难性。
在对这项使命蕴含的各种困难进行了充分的考虑后，我确信这一种观点：只有当所有人都清楚地认识到没有其他更廉价地摆脱目前状况的办法，我们才能够解决这个问题。
现在，我觉得自己有义务就可能让安全问题解决的几项具体措施发表一下意见。
1.各主要军事强国相互检查用于生产进攻性武器的方法与装置，并互相交换相关的技术与科学发现。这样做(至少暂时)会减少恐惧与不信任感。利用这一喘息之机，我们必须筹划更彻底的解决办法，因为在我们迈出这第一步的同时还应该自觉地意识到最终的目标是全部军事力量的非国家化。
这第一步很有必要，它使得其后的行动成为可能。然而，我们应该保持谨慎，不能轻信用上面的办法会立即带来安全。考虑到未来可能爆发的战争，军备竞赛的可能性仍然没有消除而且始终存在着通过“地下的”手段来保守军事秘密的可能，也就是说，使有关战争方法与手段的知识以及为战争进行的实际准备处于秘密状态。而真正的安全跟军事力量的非国家化密切相关。
2.这种非国家化可以通过稳步增加不同国家军队的军事与科技人员的互换来实现。这种互换应该遵循一个精心设计的方案进行，目的在于使各国的军队有组织地转变为一种超国家的军事力量。有人可能会说，一个国家的军队是民族主义感情最后一块不愿意被削弱的地方。如果真是这样，民族主义也至少会以一种与超国家军队的建立相称的速度，被进步性地加以转化而消除掉。通过将民族主义融入超国家军队的征召与训练中，整个过程会更加便利。互换人员的程序会进一步减少突然袭击的危险，而为军事资源的国际化奠定心理?的基础。与此同时，最主要的军事强国可以为超国家的安全组织与仲裁委员会分别起草工作文件，并参照各国的情况为上述组织确定其义务权能，应受的限制所赖以存在的法律基础，并就这些内容做出具体规定。它们还可以进一步决定为建立维持这些机构而进行的选举应满足的条件。
当各国在这些要点上达成一致后，就有充分的把握防止世界规模的战争的爆发。
3.上面提到的机构现在就可以运行。各国残存的军队则或者解散，或者置于超国家的权威机构的统帅之下。
4.最重要的军事强国之间的合作得到保证后，如果可能的话，还应努力使所有国家在自愿决定加入的前提下组成超国家组织。
上面的描述可能使人产生这样的印象：当前主要的军事强国将被分派给太大的支配性作用。然而，我在提出这个问题时，已经努力从尽快实现上述使命的角度进行了思考，以避免比这一使命的本性所固有的困难更加严重的困难出现。显而易见，在最大的军事强国间达成初步协议要比在所有或大或小的国家间达成这样的协议更容易些。因为，一个由所有国家的代表组成的机构只能是令人绝望的笨拙的工具，它甚至无法迅速取得初步的成果。即使如此，我们面对的使命仍然要求所有相关者具有极大的睿智与宽容，而只有当我们意识到具备这些素质的极端必要性，这个条件才能实现。
本文摘自《爱因斯坦晚年文集》
阿尔伯特•爱因斯坦不仅是一位无可争辩的、伟大的科学家，也是一位有良知的、具有高尚精神、深具同情心和责任感的人。在一生中，他无视过威胁，拒绝过总统职位，但从未放弃过对正义和良知的追求。在生命的最后阶段，他还在为全人类的和平与发展思索。这本书反映了爱因斯坦的哲学、政治和社会态度，让我们看到这个伟大的人深沉的精神力量，让我们相信，曾经有这样一个血肉之躯在地球上匆匆走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