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学通过两种方式影响人类事务。第一种方式所有人都很熟悉：科学直接地，更大程度上是间接地生产出完全改变了人类生活的工具。第二种方式带有教育性质——它作用于人的心灵。尽管粗略地说，它似乎不很明显，但确实与第一种方式的影响一样深刻。
科学最明显的实际效果在于它使发明那些会使生活丰富多彩的事物成为可能，尽管与此同时使生活变得复杂起来——例如蒸汽机、铁路、电力与电灯、电报、无线电、汽车、飞机、炸药等各种发明。除此之外，还应加上生物学与医学在维持生命方面取得的成就，特别是止痛药的生产与贮存食物的防腐措施。在我看来，所有这些发明使人类享受到的最大实际利益，应该是它们使人类摆脱了极其繁重的体力劳动，而这种劳动曾是勉强维持生存所不可或缺的。 如果今天我们可以宣称奴隶制已被根除，那么，我们应将这归功于科学的实际效果。
另一方面，技术——或者应用科学——却使人类面临极为严重的问题。人类能否继续生存，取决于这些问题的圆满解决。这事关创造一种社会制度与传统的问题，没有这种制度与传统，新的工具就不可避免地带来最严重的困难。
机械化的生产手段在一个无组织的经济中已产生了如下后果：很大一部分人已不再为商品生产所必需，并因此被排除于经济循环过程之外。这一情况的直接后果就是购买力的减弱与过度竞争导致的劳动力贬值。而这又引起间隔越来越短的商品生产的严重瘫痪的危机。另一方面，生产资料的所有权带来了政治制度的传统保护者所无法抗衡的一种力量。人类为了适应新的环境陷入了一场斗争中——一场可能会带来真正解放的斗争，只要我们这一代显示出我们可以担当起这一使命。
技术还缩短了距离，并创造出新的具有非凡效力的破坏工具，它们被掌握在主张技术不受限制的、行动自由的国家手中，这就成为人类安全与生存的威胁。这种状况要求我们整个行星存在一个独一无二的司法行政机构，而这种中央权威机构的创设受到了民族传统的极力反对。于是，我们又处于一场斗争中，这一斗争的结果将决定我们所有人的命运。
最后，通信工具——印刷文字的复制过程与无线电——在同现代化武器结合起来时，就使肉体与灵魂被置于一个中央权威机构的奴役之下成为可能——这就是人类的第三种危险来源。现代的暴政以及它们的破坏作用清楚地表明，我们远没有为了人类的利益有组织地利用这些成果。这里的情况同样需要一种国际解决方案，然而这一方案的心理基础还未建立起来。
现在让我们转过头来看看科学在理智上产生的效应。在前科学时代，仅凭思考是无法获得全人类都认为是确凿无疑且是必然的结论的。更不用提自然界发生的一切都受不可抗拒的规律支配这一观点了。原始的观测者所看到的自然规律的一些支离破碎的特征只能培养一种对鬼神的信仰。因此，甚至在今天，原始人也会生活在无休止的恐惧中，担心超自然的并且专横的力量会干扰他的命运。
科学通过作用于人类的心灵，克服了人类在面对自己及面对自然时的不安全感。这一点使科学保持了不朽的荣誉。希腊人在创造初等数学时最先设计出一种思维体系，它的结论是任何人都不可逃避的。随后，文艺复兴时期的科学家巧妙地将系统的实验与数学方法结合起来。这一结合，使人们有可能对自然规律做出极为精确地阐述，并确保通过经验对这些规律进行检验的做法具有高度的确定性，这导致了自然科学中的观点不再存在发生基本分歧的余地。从那时起，每一代人都使知识与理解的遗产有所增益，而丝毫不存在可能危及整个结构的危险。
普通公众也许只能在有限的程度上注意科学研究的细节，但这至少显示出一个伟大而重要的收获：相信人的思维是可信赖的，自然规律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universal）。
本文摘自《爱因斯坦晚年文集》
阿尔伯特•爱因斯坦不仅是一位无可争辩的、伟大的科学家，也是一位有良知的、具有高尚精神、深具同情心和责任感的人。在一生中，他无视过威胁，拒绝过总统职位，但从未放弃过对正义和良知的追求。在生命的最后阶段，他还在为全人类的和平与发展思索。这本书反映了爱因斯坦的哲学、政治和社会态度，让我们看到这个伟大的人深沉的精神力量，让我们相信，曾经有这样一个血肉之躯在地球上匆匆走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