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过我们的外在的和内在的经历，我们都知道，我们的有意识的行动都产生于我们的愿望和我们的恐惧之中。直觉告诉我们，我们的同类和高等动物也是如此。我们都试图逃避痛苦和死亡，而追求让我们快乐的东西。我们都受制于冲动下的行为，这些冲动被组织起来后，将使我们的行为一般而言总是为了保存自我和保存人类。饥饿、喜爱、痛苦和恐惧是那些支配个体自我保存的本能的内在力量的一部分。同时，作为社会的人，我们在与他人的交往中还被同情、自豪、憎恨、权欲、怜悯等感情所打动。所有这些不易于用语言描述的原始冲动，都是人类行为的动机。如果这些强烈的原始力量不再在我们内心扰动，所有这些行为都将停止。
尽管我们的行为显得与高等动物的行为如此不同，两者之间的原始本能还是很相似的。最明显的差异在于，在人类的行为中起重要作用的是相对而言较强的想象力和思维能力，以及辅助这些能力的语言和其他符号工具。思想是人用来组织的因素，是作为原因的原始本能和作为结果的行为之间的中介。由此，为原始本能服务的一部分的想象力和理智就进入我们的存在之中。而由于它们的介入，又使我们的行为不只限于仅仅满足本能提出的直接要求。通过它们，原始本能得以和距其本身更远的目标相联系。本能把思想带入行动，而思想又激发起中介行动，这些行动受到同样与终极目的有关的情感所感染。这个过程通过反复作用造成如此现象，即观念和信仰获得并保持了一种强而有效的力量，它们甚至直到赋予它们这种力量的目标已被遗忘很久后仍然能被保持下去。在物体已失去原有的实际意义时仍依附于这些物体的激烈的外借感情这种反常情形中，我们提到了拜物教（fetishism）。
然而我所指出的这种过程在日常生活中也起着重要的作用。人们认为这个过程——可以称之为把感情的脱俗化（spiritualizing）和思想的脱俗化的过程——带来了人所能享有的最微妙的、最高尚的乐趣：由艺术创造和思维逻辑训练的美所带来的乐趣。关于这一点确实从未有过任何疑问。
据我所知，有一种考虑处于所有道德学说的开端。如果作为个体的人屈服于他们的原始本能的召唤，即只为自己躲避痛苦、寻找满足，那么他们得到的全部后果必然是一个不安全的状态，充斥着恐惧和各种苦难。如果除此之外，他们还从一个个人主义的立足点，即自私的立足点出发来运用他们的理智，把他们的生命建立在一个快乐的、独立的存在幻想之上，情形将很难更好些。与其他原始本能和冲动相比，爱、同情、友谊这些感情太虚弱、太无能为力了，它们不足以引导人类社会进入一种可以容忍的状态。
如果随心所欲地考虑，这个问题的解决方法很简单，似乎在重复过去那些一脉相承的智者的教化：所有人都应当让他们的行动遵循同样的原则，而被遵循的这些原则必须能给所有人增加尽可能多的安全感和满足感，带来尽可能少的痛苦。
当然，这个总体要求实在是太含糊了，以至于我们还不能够满怀信心地从中抽取出指导个人行为的具体原则。不可否认，这些原则必须不断修正以适应变化的环境。如果这就是阻碍这个热切的设想实现的主要困难，那么，人类几千年来的命运要远比过去和现在幸福得多。人们将不会用武力和诡计互相残杀、互相折磨、互相剥削。
真正的困难，那种挫败了亘古至今所有圣贤的困难还在于：我们怎样才能使我们的教化在人的感情生活中更加有效，从而使它的影响能够抵挡个人的原始精神力量的压力？当然，我们不知道过去的圣贤是否真的问过他们自己这个问题，是否真的有意识地并且是用这种形式问过这个问题；但是我们确实知道他们曾怎样努力解决这个问题。
在人类还未成熟以前，即还没有面对这个普遍的道德态度的很久以前，对生命危险的恐惧已使他们把释放那些人们害怕或可能欢迎的自然力量的能力归于各种无法触知的、想象出来的个体存在物(personal beings)。他们相信，那些到处控制着他们的想象的存在，在肉体上与他们自己相似，但被赋予了超人的能力。这就是上帝观念的原始形式。这种关于存在着这种存在物及其非凡能力的信仰，首先产生于人类日常生活中遍布的恐惧，它对人以及人的行为的影响已经大得难以想象。因此人们开始建立对所有的人都同样有效的道德观点时，把它与宗教紧密联系也就不足为怪了。那些道德要求对于所有人都相同这一事实，可能与人类宗教文化从多神论到一神论的发展有很大关系。
因而，普遍的道德观念由于与宗教的联系获得了最初的心理力量（psychological potency）。然而在另一种意义上，这种紧密的结合对道德观念又是致命的。一神论宗教在不同民族和人群中以不同形式存在。尽管这些形式上的差别绝不是根本差别，但它们很快就会比共同的本质更为强烈地为人们所感知。正因为此，宗教常常带来敌意和冲突，而不是以普遍的道德观念把人类更紧密地团结起来。
后来自然科学的发展对思想和实际生活产生了重大影响，在现代更加削弱了各个民族的宗教情感。因果和客观的思维模式——尽管并不必然同宗教领域相矛盾——使绝大多数人不太可能深化宗教意识。而由于宗教与道德之间传统的密切联系，在最近一百年左右的时间里，上述现象已随之使道德思想和情感产生了严重的削弱。在我看来，这就是我们这个时代的政治方式野蛮化的主要原因。与新技术手段令人生畏的效率一起，这种野蛮化对文明世界形成了可怕的威胁。
毋庸赘述，人们很高兴看到宗教在为实现这些道德原则努力着。然而道德命令并非只是教会和宗教的事情，它还是全人类最宝贵的传统财富。让我们从这个立足点来考察一下新闻界的位置或那些［强调］竞争方法的学校的位置！一切都受制于对效率和成功的狂热的崇拜，而不是受制于与人类社会终极目标相关的东西或人的价值。造成这一结果的还有由残酷的经济斗争带来的道德恶化。但是，在宗教范围外部对道德意识有心的培育，应该有助于引导人们把社会问题看成是为走向更好的生活而快乐地服务的机会。因为纯粹从一个人的观点来看，道德行为并不仅仅意味着严格要求放弃一些必要的生活乐趣，它更是对所有人更为幸福的命运的一种友善的关怀（sociable interest）。
这个概念意味着一个至高无上的要求──每个人都必须有机会发展其可能有的天赋。只有这样，个人才能得到应该属于他的满足感；也只有这样，社会才能最大限度地繁荣。因为一切真正伟大和激动人心的东西都是由可以自由劳动的个人创造的。只有在生存安全的需要下，限制才被认为是合理的。
该概念还可引出如下结论——我们不仅应该容忍个人之间和群体之间的差异，而且我们确实还应该欢迎这些差异，把它们看成是对我们存在的丰富。这是所有真正的宽容的要义；没有这种最广泛意识下的宽容，就谈不上真正的道德的问题。
按照上面简略指出的这种意义，道德并不是一个固定的、僵化的体系。它不过是一个立足点，从这个立足点出发，生活中出现的所有问题都可以得到也应该得到判断。它是一项从未完成的任务，它无时不在指导着我们的判断，激励着我们的行为。你能想象一个内心充斥如此理想的人能对下列情形感到满足吗？
如果他从他的同胞那儿得到的物质和服务的报酬比绝大多数其他人曾经得到的都要多得多？
如果他的国家因为自身在军事上暂时没有危险，因而漠然于建立一个超国家的安全和正义体系？
当世界上其他地方的无辜百姓遭受迫害，被剥夺基本权利，甚至被屠杀时，他只是消极地、甚至漠不关心地看待这一切吗？
提出这些问题就是回答这些问题！
本文摘自《爱因斯坦晚年文集》
阿尔伯特•爱因斯坦不仅是一位无可争辩的、伟大的科学家，也是一位有良知的、具有高尚精神、深具同情心和责任感的人。在一生中，他无视过威胁，拒绝过总统职位，但从未放弃过对正义和良知的追求。在生命的最后阶段，他还在为全人类的和平与发展思索。这本书反映了爱因斯坦的哲学、政治和社会态度，让我们看到这个伟大的人深沉的精神力量，让我们相信，曾经有这样一个血肉之躯在地球上匆匆走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