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再一次阅读我差不多十年前写的东西时这是写给《哲学文丛》（Living Philosophy）的文章。——原注。（可参见《我的世界观》德文版第7页，Zuerich, 1974—…译者。），我得到了两个不可思议的、截然相反的印象。我当时所写的东西，从本质上说至今看上去仍如当时一样是正确的。然而，它却显得令人奇怪的遥远和陌生。怎么会是那个样子呢？是世界在这十年中变化太大了呢，还是因为我又老了十岁，以一种变得不那么敏锐的眼光看待一切事物？十年的时间在人类历史中有多长？与这一段微不足道的间隙相比，那些决定人的生活的力量难道不应被视为永恒吗？是不是因为我的评判力（critical reason）太敏感，以致这十年中生理上的变化已经如此深刻地改变了我对生活的看法？显而易见，在我看来，上述考虑不能解释在用情感理解生活中一般问题的方法上的变化。也不可能在我的外部环境中找到产生这一奇特变化的原因。我知道，原因在于，在我的思想和情感中，它们一直处于一种从属的地位。
不，这里面涉及一些其他因素。在这十年里，对人类社会的稳定性的信心，甚至对人类社会存在基础本身的信心，在很大程度上已经消失殆尽了。人们不仅感觉到了一种对人类文化遗产的威胁，而且还发现一种较低的价值正在取代所有自己宁愿不惜一切代价加以保护的东西。
毫无疑问，有识之士一直很敏锐地意识到生命是一种历险，我们永远在费力地同死亡抗争。在某种程度上危险是外在的，人们可能会从楼上摔下来折颈而死，可能无缘无故地死去，可能无辜却被认定有罪，可能因他人的诽谤中伤而一蹶不振。人类社会中，生命意味着各种各样的危险；而这些危险在本质上是混乱无序的，它们随机地发生。从整体上看，人类社会似乎是稳定的。用理想的品位和道德观来衡量，这个社会绝对是不完美的。但是，总的看来，人们身处其中仍然觉得比较自在。而且，尽管存在多种多样的事故，人们在社会中还是觉得相对安全。人们把它的本质视为如此，有如人们呼吸的空气。甚至关于美德、抱负和实用真理的标准，也作为不可违背的传统被视为理所当然，而且对所有有教养的人是一样的。
毫无疑问，第一次世界大战已经动摇了这种安全感。生命的神圣性已经消失，个人再也不能想做什么就做什么，想去哪就去哪。谎言成为政治手段，从而被赋予了尊严。但是，这场战争在很大程度上被视作一场外部事件，而很少或根本未被看成是人们有预谋、有计划行动的结果。它被理解为从外部对人的正常生命的中断，而这种中断普遍被认为是不幸的和邪恶的。关于人类目标和价值的安全感还存在，其主要部分还没有动摇。
随后的发展是以众多的政治事件为显著标志的，与影响更为深远、更不易把握的社会心理背景相比，这些政治事件并不难以把握，影响也不大。首先，在威尔逊的宏伟创意下， “国际联盟”的成立以及国家之间集体安全体系的建立，标志着世界迈出了很有希望的一小步。随后，形成了一些法西斯国家，它们接二连三地撕毁协议，公然践踏人性，毫无掩饰地对比它们弱小的国家施行暴力。刚建立起来的集体安全体系像纸板房屋一样倒塌了——其后果甚至直至今日还无法估量。它表明了有关国家中的部分领导人的性格弱点以及责任感的缺乏，也表明了那些表面上仍未受到损害的民主社会中存在短视的自私，这种自私阻止了任何有力的反击。
情形糟到连最悲观的人也不敢预测的地步。在欧洲，莱茵河以东，理智的自由传统已不复存在，人民生活在攫取了政权的暴徒的恐怖主义统治之下，青少年们被系统化的谎言毒害着。通过政治冒险所造成的虚假成功让世界上其他各国头晕目眩。无论在什么地方，有一点已很明显，这一代人缺乏他们的先辈们通过艰苦的斗争和巨大的牺牲赢得政治自由和个人自由的力量。
对此事态的清醒认识给我现在生活中的每一个小时都蒙上了阴影，而十年前，它们根本没有占据我的心房。在我重读以前写就的文字时，我感触最为强烈的正是这一点。
然而，总而言之，我认为即使流行的观念可以使人在不同的时候表现迥异，即使像当前的趋势会给人带来想不到的悲哀，人还是变化不大。除了史书中可怜的几页，什么也不会留下，后世的年轻人可以从其简短的描述中了解祖先的愚蠢荒唐。
本文摘自《爱因斯坦晚年文集》
阿尔伯特•爱因斯坦不仅是一位无可争辩的、伟大的科学家，也是一位有良知的、具有高尚精神、深具同情心和责任感的人。在一生中，他无视过威胁，拒绝过总统职位，但从未放弃过对正义和良知的追求。在生命的最后阶段，他还在为全人类的和平与发展思索。这本书反映了爱因斯坦的哲学、政治和社会态度，让我们看到这个伟大的人深沉的精神力量，让我们相信，曾经有这样一个血肉之躯在地球上匆匆走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