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洲深陷债务问题困扰，中国前往投资，可以促进欧洲的经济发展。但是，中国人如果就此头脑发热，认为欧洲很需要中国，那就错了。相反，双方相比起来，中国更需要欧洲，而不是欧洲更需要中国。
实际上，欧洲最急需的依然是美国能“给口饭吃”，至少是美国在吃干饭时，让欧洲能喝上汤，照顾照顾欧洲的利益。
中国经贸代表团在2014年年初曾与欧洲多国签订了超过200亿美元的经贸大单，以至于不少欧洲媒体把中国经贸代表团称为“财神爷”。
中国向欧洲大撒金钱，加上欧洲部分舆论的客套话，很多中国读者由此产生了“恩主”的心态，以为中国对欧洲很重要，甚至没有中国资金，欧债危机可能解决不了。在这里我要告诉读者，读者若怀有“恩主”心态是很有害的，部分欧洲媒体是由当地华人开办的，有些奉承中国的味道，听听就算了，千万不要当真。
我必须告诉读者一个你所不知道的事实，那就是中国对于欧洲而言，没有大家想象的那么重要。中国只是欧洲的甜品，而不是主菜。相比之下，中国更需要欧洲，而不是欧洲更需要中国。
欧洲最需要的不是金钱
欧洲现在最需要的不是钱。虽然2009年爆发欧债危机后，几个欧元区国家如希腊、葡萄牙等国债台高筑，让人觉得他们很穷。但是，请读者注意，存在危机的只是欧元区的三四个国家，而且，与中国的国富民穷相比，欧洲国家普遍是国穷民富，穷的只是政府，很多民众富裕的很。尤其是欧洲那群善于藏财、不爱出风头、非常低调的有渊源的家族和有实力的名门望族，他们的财富简直是富可敌国。
列一组数据读者看了就会明白。拿这次与中国签订了近100亿美元大单的德国为例，德国2013年的国民积蓄约为3.5万亿欧元，相当于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中国2013年GDP的一半。在过去20年里，德国政府财政收入逐渐减少，国家财富缩水了8000亿欧元，但德国民众的私人净资产总和却大增，超过4万亿欧元。
所以，欧洲人并不穷，中国资金他们是需要的，但解决不了他们的债务问题。一些中国人前往欧洲大量购买房产，推高欧洲房价，更是惹得不少欧洲人反对。为什么呢？那是因为钱并不是解决欧债危机的办法。IMF首席经济学家布兰乍得（Olivier Blanchard）就曾为此写过一篇“检讨书”。他说，在希腊爆发债务危机初期，IMF给予希腊资金援助，同时要求希腊政府要撙节开支、量入为出，希腊政府照做了，但第二年，希腊的经济更差，债务更严重。
为什么会出现给钱债务更重这种情况？在这里我要告诉读者，希腊、葡萄牙、西班牙和爱尔兰等欧洲国家之所以爆发债务危机，主要是因为这几个国家与其他欧元区国家的单位劳动成本之间存在巨大的差异，这个差异为上述五国带来了非常大的风险溢价（Risk Premium）问题，会导致资本向安全国家大量外逃，由于资本不愿在上述五国逗留，才导致政府资不抵债，引发债务危机。
由于劳动成本远不如身边的“富兄弟”，相应地上述国家的劳动力投入就会减少，严重损害经济，令欧洲部分国家陷入死亡螺旋。被誉为“新商业周期理论之父”的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爱德华·普雷斯科特（Edward Prescott）曾发表一篇论文《为什么美国人比欧洲人更勤奋？》（Why Do Americans Work So Much Than Europeans？）。他在文中表示，在商业周期中，劳动力的投入只要减少3%，就足以引发严重的经济衰退。而一旦经济衰退，政府税收就会逐步减少，财政收入越差，政府投资金额就越少，反过来又会导致经济的进一步衰退。
因此，欧洲国家要解决欧债危机，急需的并不是钱，而是人才。
陷入债务问题的欧洲国家，需要的是专门的人才来有效利用、规划和管理资金。对于这点，德意志银行首席经济学家诺伯特·沃尔特（Norbert Walter）曾给出非常具体的建议，认为希腊应该任用来自美国的反腐人员、来自意大利的税收专家、来自德国的私有化专家以及来自西班牙的旅游专家，只要这些专家愿意移民到希腊，提高希腊的技能水平和收入水平，资本就会有信心留在希腊，该国的债务危机就能迎刃而解。
沃尔特还认为，如果欧盟的劳动力流动性增大，并能更有效地进行管理，不但债务危机可以解决，欧盟未来10年的经济还能以年均2.5%的速度增长。由此可见，沃尔特的建议和“得人才者方能得天下”的道理是一致的。
美国才是欧洲的救命稻草
欧洲最需要的其实是美国，不是中国。美国在2014年年初开始缩减QE政策后，由欧洲人把控的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主席拉加德就非常紧张，多次呼吁甚至是请求美国放缓缩减QE政策的进度。
欧洲为何如此关心美国的QE政策？一是因为美国的货币政策对欧洲非常重要，美国持续削减QE政策会导致大量美国资金从欧洲“班资回美”，欧洲股市、汇市乃至经济在外来资金撤退的影响下，震荡难免；二是因为欧洲自己也推行QE政策，以此刺激经济，在美国缩减QE政策的情况下，欧洲实施QE政策，会导致美元升值、欧元贬值，不利于美国的出口，那么欧洲的QE政策必定会招致美国的大力阻拦、破坏。
所以，在QE政策问题上，我可以毫不夸张地告诉读者，欧洲实际上是在希望美国“给口饭吃”，至少是美国在吃干饭时让欧洲能喝上汤，照顾照顾欧洲的利益，而不是美国自己想什么时候结束QE政策就什么时候结束。尤其是希望美国能不那么快就加息，否则的话，欧洲推出QE政策所印的钱会流向高息的美国套利，而不是留在欧洲推动经济发展，欧洲QE政策的效果无疑会大大减弱。
相比之下，问读者一个非常简单的问题，中国人民银行无论是加息或减息，还是提高或下调存款准备金率（RRR），欧洲或者IMF有没有紧张过？
不但中国的货币政策对欧洲的影响不大，甚至是中欧的贸易对欧洲的影响也没有美国的大。有读者不信是吧？别急，我举个例子你就明白了。
这次中国经贸代表团去欧洲呼吁中欧签订双边自由贸易协议，欧盟的回复是“同意考虑”，欧洲的言下之意是这个协议不急着协商。但另一边厢，欧洲却和美国紧锣密鼓地进行跨大西洋贸易与投资伙伴协议（Transatlantic Trade and Investment Partnership，简称TTIP）的谈判。
为什么两者差别这么大？原因很简单，美国能带给欧洲更大的利益。美国是欧盟第一大贸易伙伴，中国是第二大贸易伙伴。世界贸易组织、伦敦经济政策研究中心的研究显示，如果TTIP能成事，美欧将会成为全球产值最大的自由贸易区（Free Trade Zone，简称自贸区），到时欧盟出口美国将会再增长28%，也就是每年额外赚取1870亿欧元的外汇；美国届时增加到欧洲的投资总额，将是所有亚洲国家总投资总额的3倍，并为欧洲提供大约1500万个工作机会。
看了以上的例子，如果你是欧洲，你觉得美国和中国谁对你更重要？答案不言而喻了吧。
中国要多向欧洲学习
很多读者到现在还没有明白的是，这次中国经贸代表团前往欧洲所购买的产品，例如飞机、高科技商品，绝不是去欧洲“施舍”金钱，而是去买中国自己生产不了同时又急需的产品。
这就好像我肚子饿了，想吃包子，因此出去买个包子吃。难道我可以对卖包子的人说，我买你的包子，所以我是你的财神爷，是你的恩主吗？
因此，我们不得不面对一个很残酷的现实，中国不但不是欧洲的“恩主”，还应该视欧洲为“老师”。除了高科技产品、环保技术外，中国政府推行的政策，需要向欧洲学习的地方太多了。
例如在中国国企改革方面，中国就需要向欧洲学习。欧洲在1957年推出《罗马条约》，虽然在该条约内，煤炭、钢铁和银行等行业都掌握在国家的手中，这和中国当前的情况很相似，但是《罗马条约》还建立了内部市场规则，这一方面可以保证不管是国营还是民营企业，都可在市场原则的环境下经营，另一方面则是对各经济领域进行更多的政府监督，避免出现形成垄断或寡头垄断。
《罗马条约》的成功经验告诉中国政府，国企改革，不是任由市场力量决定的，而是要对经济领域进行更有效的监管、构建更强的监管框架以防止垄断，从而真正地保护消费者，保护市场中的民营企业。
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美国经济学家罗伯特·福格尔（Robert Fogel），曾在著名的《外交政策》（Foreign Policy）杂志上预言，到2040年，中国经济总量将占全球GDP的40%，欧盟则只占5%。虽然届时，欧洲、中国的经济实力很可能像福格尔预测的那样此消彼长，欧洲爆发欧债危机也值得我们汲取经验教训，但是常言道“三代才能培养一个贵族”，中国从一个有钱人成为一个贵族，要走的路还很远。中国应当更多地将底蕴深厚的欧洲视为路途中的导师，而不是想当然地以为中国是欧洲的“恩主”。
本文摘自《美国退出QE之后的世界》
本书对这些大众非常关心以及关系到切身利益的经济现象进行了深度剖析，既不大量罗列经济学理论，也不堆砌数据，而是诚实地呈现许多被“主流”声音刻意回避的事实，让读者清楚地看到量化宽松政策改变全球各地经济和社会的来龙去脉，看清经济新形势，并正确应对冲击，从中抓住机遇，改善自己的财务状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