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货币之父”靠发明“直升机撒钱”获诺奖

2014-10-31 16:32:56

  一到通货膨胀时期,大家就频繁引用弗里德曼“通胀是一种货币现象”的名言,这给人一种感觉:弗里德曼是主张“货币紧缩”的,货币主义是一种“紧缩主义”。如果你这样理解就完全错了,恰恰相反,弗里德曼最大的成就是发现了“紧缩的危害”,他本人是主张在经济危机时实行“宽松货币”的。美国在2008年金融危机中实行的“量化宽松”政策就是根据弗里德曼的货币主张提出的。
  “量化宽松”一词是由日本央行于2001年提出的,是指央行向银行体系注入超额资金,让基准利率维持在零。“量化宽松”和一般的宽松不一样,它是在一般的宽松政策工具,如利率工具等无效的情况下,也就是利率降为零或近似于零的情况下,中央银行以在金融市场购买中长期证券资产的方式直接向不同的市场主体提供大量的流动性。不同于一般的货币政策宽松,量化宽松货币政策来源于对20世纪30年代经济大萧条的争论。很多学者,包括弗里德曼、伯南克和罗默等人,对其进行了详细地研究,他们都认为量化宽松政策在传统货币政策无效和世界经济总体恶化的情况下,是应对全球金融危机唯一有效的方法。
  弗里德曼曾说过:“央行为遏阻通货紧缩,可派出直升机从空中撒下钞票。”伯南克在担任美联储主席前也曾借用这个比喻,后来还得到“直升机本”的昵称。谢国忠曾在其文章《新一轮量化宽松之祸》中也说“伯南克是弗里德曼的忠实追随者”。
  弗里德曼在其20世纪60年代出版的《美国货币史》中回顾了美国19世纪至20世纪的货币政策史,指出货币政策对美国的大萧条有重要影响。弗里德曼指出,大萧条时美国政府已知道货币政策十分重要,故大力提高货币供应以求刺激经济,但结果毫无效用,后来政府转为奉行凯恩斯学说,相信政府增加开支可刺激经济。
  弗里德曼在书中指出,“当时政府对货币供应的定义错误,只看现金及支票存款(即M1),而当时M1的确上升,但其实当时储蓄存款不断下跌,结果令货币供应M2不断下跌,这才是经济大萧条的主因”,这就否定了“货币供应对经济不重要”之说,因此主张更大的货币供应,这也是“直升机撒钱”理论的由来。
  当然我在这里只是说明一个事实,而不是赞同他的观点,美联储相信可以通过其政策打破这种恶性循环。QE3的主要目标就是要说服企业部门相信美联储将通过不设限制的量化宽松政策推动经济好转。如果企业部门相信美联储能够成功,它们现在就应当进行投资,从而创造良性循环。QE3在某种程度上就是一个信心把戏,如果市场相信,就能达到目的。
  凯恩斯为什么反对“发货币”?
  关于拯救经济危机的办法,“发货币”是很容易想到的一个方法,但凯恩斯是反对这样做的,因为他认为“发了也白发”,为什么呢?凯恩斯认为存在“流动性陷阱”,也就是流动的资金都到了“陷阱”里,货币根本就“流动不起来”。也就是说,经济之所以发生危机,原因不在于“货币的多少”,而在于“货币的不流动”,“让货币流动起来”才是关键。
  凯恩斯说的是非常有道理的,因为大家都没有信心投资,也没有信心消费,在这种情况下发行货币是不管用的。
  与“流动性陷阱”相对的还有“流动性过剩”的概念。“流动性过剩”就是货币流动得太快,人们倾向于投资和消费。当然,无论是“流动性过剩”还是“流动性陷阱”,都与货币的多少没关系,而反应的是“货币流动”情况。一般经济繁荣时,人们信心倍增,容易出现“流动性过剩”;而经济萧条时,人们缺乏信心,容易出现“流动性陷阱”。凯恩斯确实是真正的经济学家,是真懂经济的。
  在2008年爆发的本轮全球经济危机中,美国采取了弗里德曼的方法,搞“货币宽松”,但是效果不好,反证了凯恩斯的说法是正确的。而一些中国经济学家,比如许小年教授将“量化宽松”说成是凯恩斯的政策,是错误的,凯恩斯是反对发货币的,凯恩斯认为“政府投资”比“发货币”有效。
  同样是大萧条,一个经济现象可以分析出两个数据,一个是货币供应量在增加,一个是货币供应量在减少,那到底是在增加,还是在减少呢?弗里德曼无非是玩弄了一个概念游戏,将纯粹的“印钞票”的货币供应,延伸到了“广义货币”的供应,于是用另一个定义得出了货币减少的结论。
  这里面还有几个问题,更值得分析。
  第一,大萧条时,根据M1的上升得出了货币主义无效的结论,而弗里德曼根据M2得出了货币有效的结论。但我们先不管有效还是无效,只看这种得出结论的方法对吗?大萧条能否缓解,经济能否恢复,是多种因素决定的,为什么就必然与货币供应量挂钩?经济的增长或衰退与货币只具有“相关”关系,而无必然的“因果”关系,这种将“相关性”当成“因果性”的分析方法本身就是一个非常严重的错误,至于其结论是否正确,根本就不值得讨论。这也就是“程序正义”和“结果正义”的问题,如果没有“程序正义”,“结果正义”也是不存在的。
  数据只能说明数据,其余什么都说明不了,而实证主义者的错误往往就是以数据为基础,推出“数据之外,与数据并无因果关联”的结论,所以他们的结论当然是不正确的。比如一个人体重增加,你可以说他胖了,但你不能就此认为这个人营养好,也可能是缺乏锻炼或是其他原因;同样一个人瘦了,你也不能说他“缺乏营养”,也可能是锻炼的结果,而根据体重对胖瘦做结论本身就不严谨,或是不对。比如儿童的体重增加就跟胖瘦关系不大,很可能是长高了。实证经济学家们最常见的错误,就是看到一个人胖了,马上就得出一个营养过剩的结论,这其实是非常可笑的。
  弗里德曼观察到,尽管基础货币在增加,但是储蓄和广义货币在减少,所以他主张印钱。那么印钱管用吗?居民储蓄减少是因为经济萧条,如果经济能够恢复的话,居民储蓄自然就会增加。印钱能增加居民的储蓄吗?当然不能,因为任何政府都不能直接将钱发给居民。
  第二,广义货币的另一来源是企业贷款导致的“派生存款”。印钱可以让企业增加贷款吗?当然不能,货币是可以循环使用的,只要基础货币在增加,银行就不缺钱,企业家就不难借到钱。政府能直接印钱给企业家吗?当然也不能!所以弗里德曼的理论是彻底错误的。
  要让居民储蓄增加和企业家敢于贷款,应该怎么办?还得用凯恩斯的方法,政府增加投资,为居民创造就业岗位,或是政府投资,企业从政府那里获得订单,因为政府是不直接从事生产的,政府投资都会全部转化为企业的订单,企业有了订单当然就敢贷款生产了,这样居民的储蓄和企业的贷款才能上来,广义货币才能增加,这才是经济运行的真正规律。
  本轮全球经济危机之后,美国采用了弗里德曼的方法,中国采用了凯恩斯的方法,结果,美国广义货币没有升高,中国“广义货币”增加的非常快,甚至“中国广义货币M2的数量超过美国”,成为中国大小媒体最热衷炒作的一个话题。
  “提升广义货币”是弗里德曼一直梦寐以求的,但用他的方法反而达不到效果,而凯恩斯从来不追求“广义货币”的增长,而用凯恩斯的方法,反而达到了广义货币的增加,这就是经济学的微妙之处,也是经济学神奇的地方。
  将“量化宽松”称为凯恩斯主义政策,是对经济学的无知
  弗里德曼是学统计和精算的,本身是个数学家,而不是经济学家,这位数学家以自己的数学思维来指导经济:货币过少,那就多发货币,这其实是典型的“加法思维”。而凯恩斯主义的背后是“乘法思维”:政府投资可以通过“订单转化”带动企业投资,而政府和企业的投资都可以通过工资转化为消费,从而带来经济的全面增长,这种全面增长又会带来新一轮的投资和消费的增加。
  这就是凯恩斯反复强调的“乘数效应”,这样看来,凯恩斯更像是一个精明的数学家。“乘数思维”也确实比“加数思维”更有效,看来弗里德曼这个数学家确实被凯恩斯这个外行给“逆袭”了。
  要想达到一个经济目标,最直接的方法,看似简洁,但往往达不到效果。经济学就是要分析事物背后的逻辑关系,发现其中的真实规律,再采取正确的手段,而这岂是那些信奉“直线思维”的数学家们能理解的。
  实证主义者就是这样一群喜欢玩弄数字,不讲逻辑的“直线思维主义者”,他们的思考方法单维、定向,视野局限,思路狭窄,缺乏辩证性,而又喜欢走捷径。这也是所有进行规范研究的人瞧不起他们的原因。
  弗里德曼的核心理论是“单一货币规则”。大家知道,货币政策调整,主要有两种手段,一种是利率调节,也就是货币价格调节,一种是货币数量调节。弗里德曼的所谓“单一”其实就是“只调节货币数量,不管货币价格”。调节货币数量是根据一个固定的公式,而不管现实的经济状况。
  美国在套用弗里德曼的货币发行公式时,起到了“超发货币”的作用,因为弗里德曼的货币公式里有个“通胀加数”,结果是货币发的多,通胀越高,下次发行的时候,加上一个“高通胀加数”,货币就发的更多了。依此循环,货币越发越多,最后到了不可收拾的局面——惨败,美国的滞涨就是这么来的。
  “滞”是因为高利率,“涨”是因为货币发的太多。1979年保罗·沃尔克担任美联储主席后,弗里德曼的主张就被废掉了一半,等格林斯潘上台后,“单一货币政策”就彻底被废除了。2003年,弗里德曼也承认自己的核心理论“单一规则”从来就没有成功过,但他表示,还会继续推动。
  不过“单一规则”是不可能再有机会实行了。弗里德曼之前,或是弗里德曼之后的货币政策都是以“控制利率”为主,“控制货币数量”一般被认为是猛药,很少用。弗里德曼单一控制货币数量的主张,连哈耶克都瞧不起他,说他只是古老的货币数量论而已,毫无新意。但是弗里德曼玩弄“货币魔术”的主张并没有让很多人放弃尝试的念头,比如前任美联储主席伯南克。
  有人将美国在本轮全球经济危机中实行的“量化宽松”称为凯恩斯主义政策,这是对经济学的无知,美国的“量化宽松”是典型的弗里德曼货币主义,这些人之所以犯这些低级错误,是因为他们听说凯恩斯主义是“干预主义”,所以将所有的干预都称为凯恩斯主义,但这些人不知道的是弗里德曼也是个“干预主义”者,只是他的干预理论与凯恩斯不同,凯恩斯是“财政干预主义”,弗里德曼是“货币干预主义”,凯恩斯主张通过政府支出弥补私人支出的不足,而弗里德曼则主张通过“撒钱”扩大私人消费。
  结果是,弗里德曼被证明是错误的,在经济萧条时,大家首先缺的是信心,从来就不缺钱。大萧条时,大家谁有信心投资啊,所以前任总理温家宝提出“信心比黄金更重要”,这是有道理的。另外,大家即使想投资也不可能有太多的机会,因为只要发生经济危机,肯定是生产过剩,即使现在的经济危机不再直接表现为制造业的“生产过剩”,而是以“金融危机”的形式表现出来,但从根本上仍然是生产过剩。比如,美国这次经济危机就是因为房地产过剩。房地产过剩,房子卖不出去,就想出各种办法,鼓励没有收入的穷人买房,最后穷人还不起贷款,演变成了次贷危机,又扩散成了金融危机、经济危机、国家债务危机。但从源头上看,还是生产过剩的问题。
  我的结论是:弗里德曼并非“货币紧缩”的支持者,而是“货币宽松”政策的发明人。

本文摘自《反误导:一个经济学家的醒悟》


   《反误导:一个经济学家的醒悟》系作者对西方经济思想史、发展经济学、货币理论、福利社会理论等深入研究,以及对中国经济宏观调控、微观经济现象常年跟踪观察后,呕心沥血的一本“经济学清本溯源”之作。在书中,作者首先澄清了“亚当·斯密并没见过资本主义”、“‘看不见的手’是反讽”等一般大众因被中国主流经济学舆论渲染后,得出的错误认知;而后,针对认为错误的经济学原理和各国改革经验,进行批判,比如“打败腐败的不是民主,而是福利社会”等;再之后,针对当下全球经济现象进行鞭辟入里、独具一格地分析,得出“自由放任最大的受害者是企业家”等结论;最后,对中国经济学界当下的舆论环境进行辛辣地批评,并得出“知识分子的话语权旁落”等结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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