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枪手”是哈耶克晚年接受访谈时亲口承认的，形容自己的称呼，颇为传神。
哈耶克忽悠了中国一代人，许多学者都拿哈耶克进行忽悠。那么，哈耶克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人？
哈耶克一生的悖论很多：他终生反对社会主义，但他的经济学思想却是来源于马克思；他一生反对道德与社会正义，而他却曾是芝加哥大学的道德学教授；他30多年不研究经济学之后，却获得了半个诺贝尔经济学奖；他反对福利社会，但却因为芝加哥大学给的退休金太低而辞职；他的成长受到日耳曼文化的滋养，而他却一直为融入英美主流社会而努力。哈耶克有着严重的道德瑕疵，一生为保守派机构充当学术打手，而且反智、反文明，这样一个人竟是中国主流经济学家的偶像。
另一个版本的“哈耶克大战凯恩斯”
哈耶克在大学期间主要学习了三个专业，分别是心理学、经济学和法律，这三个专业也影响了他的一生。哈耶克早期研究经济学，后半生研究法律，但贯穿始终的是心理学，他的每个著作都散发着心理学的魔力。
哈耶克的一生，也是一个移民在异国努力融入主流社会的过程。哈耶克出生在原奥匈帝国，这是当时在面积上仅次于沙皇俄国的欧洲第二大国，在人口上也仅次于沙皇俄国及德意志的欧洲第三大国。但他在英国待的时间最长。
哈耶克进入英国时，凯恩斯早已是威望甚高的经济学家，而哈耶克只是一个三十多岁的毛头小子。哈耶克进入英国后，一边利用通信的方式与凯恩斯交流学术观点，希望得到凯恩斯的提携，另一方面却写文章攻击凯恩斯。
其实哈耶克做的事情和很多公关公司的人是一样的，就是专门写攻击竞争对手的文章，找地方发表，也就是充当最低级的枪手。中国研究哈耶克的专家，复旦大学韦森教授在其文章《重读哈耶克》中，就有这样的叙述，“哈耶克晚年一次访谈中亲口承认，正是伦敦经济学院的院长罗宾斯先生看不顺眼凯恩斯在剑桥的风光和日益俱增的理论影响，才专门从奥地利请当时只有35岁的小伙子哈耶克来伦敦，做对付和批判凯恩斯经济理论的‘枪手’。”文章中用的“枪手”一词，确实恰如其分。
针对哈耶克的攻击，凯恩斯认为：“哈耶克并没有带着‘善意’读我的书。假如他确实有善意，那他起码也没有看明白我的意思，或者不清楚我是否正确。显然，有一种激情驱使他挑中了我来发动攻击，但我搞不明白，这种激情到底是什么。”
其实哈耶克挑战凯恩斯，部分原因可能在于，他认识到通过挑战凯恩斯，可以迅速地在英国经济学界确立自己的位置，而后人认为当时的哈耶克是受到了罗宾斯的怂恿。后人总喜欢将哈耶克与凯恩斯的这段交往称为“论战”，其实这不过是一个知名学者对学术青年的答疑解惑而已。
其实凯恩斯对哈耶克的经济学著作评价甚低，凯恩斯认为“哈耶克的经济学代表作《价格与生产》是他读过的最为混乱不堪的东西，从第45页往后，几乎没有一句健全的命题。他的书证明了无情的逻辑学家如果从一个错误的命题出发，最后会以‘进疯人院’而终结”。凯恩斯在哈耶克1932年写的一篇文章的打印稿上写道：“依然是胡言乱语的混乱的大杂烩。”
事实上，对哈耶克评价很低的不仅仅是凯恩斯，就连哈耶克非常好的朋友弗里德曼在谈到哈耶克作为专业经济学家的表现时，也说：“我非常赞赏哈耶克，但不赞赏他的经济学。我觉得《价格与生产》是一本漏洞百出的书。我觉得他的资本理论著作简直无法卒读。”凯恩斯和弗里德曼对哈耶克的看法，基本上代表了专业经济学界对哈耶克经济思想的评价。
哈耶克的经济理论其实来源于对马克思经济思想的演绎，毕竟在当时的德语世界，马克思是当时最有影响力的经济学家。初到伦敦经济学院时，哈耶克就讲授《马克思的危机理论》的课，这对哈耶克影响很大。哈耶克在他的讲课笔记中称赞过马克思的《〈资本论〉第二卷》，在他列举的参考书目中也突出了该书。哈耶克认为马克思“理论体系的这一部分所具有的异乎寻常的逻辑连贯性，足以使作者跻身第一流思想家行列。他的著作的这一部分确实是无可挑剔的”。
通过对思想源流的分析，我们可以看出，哈耶克就货币对经济活动的影响所持的看法，更接近于马克思，而不是货币主义者。哈耶克在《价格与生产》中谈到自己的商业周期理论时说：“前几讲阐述的商业周期理论的核心观点并不是什么新东西。产业波动本质上是由资本设备的交替性扩张－收缩构成的，人们经常强调这一点……在德语文献中，这一看法主要是由卡尔·马克思的著述提出的。”
经济学分析家迈克尔·佩尔曼认为，马克思认识到了，“信用乃是导致经济混乱的核心因素……马克思将他对信用的分析整合进他的经济理论中。将这一分析联结起来的关键，就是虚拟资本的概念”。——没有真实储蓄作基础，而由货币体系创造出来的资本。佩尔曼概括了马克思的理论：“虚拟资本对价格信号的扰乱越严重，人们越是无法得到有关经济的重要信息。关于生产活动的决策就越来越与其基本结构脱节。这会对经济构成压力，而这种压力却是看不见的。”这也正是哈耶克的基本看法。
哈耶克在《价格与生产》中也曾提到过马克思的这一思想，他说：“19世纪上半叶，这样的理论曾一度极为盛行，‘虚拟资本’是当时的财经记者经常使用的一个词，他所反映的基本上就是我们这里所说的观点。‘虚拟资本’被创造出来，使企业活动无法维持，或使新企业无法完工，最后，这些企业就倒闭了。”
非常客观地讲，马克思虽然认识到了虚拟资本对价格信号的干扰，但是马克思并没有对这一问题进行展开，也并没有将其看作是经济危机最主要的根源，这里面当然是因为马克思更看重的是资本主义社会的根本矛盾，而对这些枝节不那么在意。
实事求是地讲，哈耶克的经济周期理论比弗里德曼的理论要准确，哈耶克强调的是货币价格对经济的影响，而弗里德曼强调的是货币数量，两相对比，显然货币价格对经济的影响要远远大于货币数量对经济的影响。但中国的哈耶克主义者们很少提及哈耶克的这一点，他们对哈耶克主义的阐释错漏百出。
“致命的自负”
不过哈耶克很自负，他曾对妻子提到，在凯恩斯去世后，他可能就是在世的最著名的经济学家了。然而，曾做过哈耶克助手的库尔特·洛伊贝和经济学家阿尔伯特·兹拉宾格尔却写道，哈耶克的研究仅仅“在短暂的时间中沾了凯恩斯的新观念的光，因而才成为学术界关注的东西”。
另外，《通往奴役之路》在欧美的销量并不好，也没有给哈耶克带来意想中的名望和收入。《通往奴役之路》刚出版的两三年卖出了10万本，哈耶克得到了3万美元，但从20世纪40年代后期一直到1974年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哈耶克在这期间从书籍出版中得到的版税没有一年超过5000美元。一位记者在1975年写道，“如果有哪年达到5000美元，就算很多了”。
1950年，到了美国芝加哥大学后，哈耶克的头衔变成了社会与道德科学教授，这有点步亚当·斯密的后尘，因为斯密曾经是位“道德哲学教授”。哈耶克在芝加哥大学任教至1962年，在那里，他写出了《自由宪章》。哈耶克最后因为财务方面的原因，离开了芝加哥大学。因为芝加哥大学要求的退休年龄非常早，而且退休金也很低。按这个规定，哈耶克还有两年，也就是到1964年就该退休了。
哈耶克来到德国，接受了弗赖堡大学的一个教职。在此，他的注意力逐渐转移到探讨和阐述经济社会行为中的“自发秩序”。哈耶克开始重建自由主义社会理论，提供了一种自由的个体间进行社会合作的洞见。
哈耶克在《法、立法与自由》中提出了他认为人类可能实现的乌托邦——“将地方政府转变为准商业性公司，让他们为争取公民支持而展开竞争。他们不得不提供一种实现收益－成本平衡的方案，从而使他们管辖区域内的生活至少跟别的地方一样吸引人……将政府绝大多数服务活动的管理权重新交还给较小的治理单位，很有可能促使某种社群精神的复兴。”在一次访谈中他又说：“我倾向于将更多权力交给地方当局，而不让中央政府拥有这些权力，因为公民可以用脚投票，迫使地方政府按公民的意愿行事。”
自发秩序的概念是哈耶克最伟大的理论贡献之一。但自发秩序的术语并非哈耶克发明，这一观念来源于老子的《道德经》。哈耶克认为老子的《道德经》中“我无为，而民自化；我好静，而民自正”两句话，是对自发秩序理论最经典的描述。1966年9月，哈耶克在东京做《自由主义社会秩序诸原则》的演讲，谈到“自发秩序”理论时，激动地反问道：“难道这一切不正是《老子》第57章的一句‘我无为，而民自化；我好静，而民自正’吗？”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出老子的“无为思想”对哈耶克有着很深的影响，哈耶克对老子思想也熟悉到了信手拈来的地步。
哈耶克真正开始在媒体上出名是1972年。这一年，伦敦经济事务研究所出版了由苏达·谢诺伊编辑的《处境比预料的艰难：凯恩斯的通货膨胀遗产》平装本，里面收录了哈耶克的思想，使他又现身于大众思想舞台上。很多大众媒体和学术刊物都对这本书发表了书评。《处境比预料的艰难：凯恩斯的通货膨胀遗产》这本书产生的广泛影响，在很大程度上帮助哈耶克获得了1974年的诺贝尔经济学奖。
不管是左派还是右派都没有料到，诺贝尔奖会颁给哈耶克。在美国人的心目中，哈耶克几乎被完全遗忘了。他最后发表的一本重要而完整的著作是《自由宪章》，出版时间是在遥远的1960年。此后十几年来，哈耶克生活在英语世界之外。而且大约有30年，他都没有写过经济学方面的论述。从某种程度上说，诺贝尔奖是闹了一个笑话，但是本质却不是这样。
当时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正处于最危险的对比之中。20世纪70年代的前苏联正处于最鼎盛的巅峰时期，其核力量也由美国的1/6上升至超过美国，成为与美国平起平坐的超级大国。而当时的资本主义世界却陷入社会“滞涨”之中：欧洲不仅出现了年轻人领导的“文化革命”，政治革命也在酝酿中，欧洲的大多数国家和第三世界正纷纷走上苏联的道路，或者“芬兰化”——非共产主义国家却采取苏联政策。整个资本主义世界摇摇欲坠，而且当时的知识分子也开始动摇，他们不再相信资本主义，而是开始倾心社会主义。这时候诺贝尔奖不得不将被雪藏30多年的哈耶克再次请出来。
哈耶克也许不能挽救资本主义，但其对社会主义的“妖魔化”，也足以让资本主义再抵挡一阵子，如果再加上诺贝尔奖多年积累的公信力，达到这一点并不难。而诺贝尔奖也继1970年将其文学奖授予索尔仁尼琴之后，再一次进行了政治投票。
1974年，索尔仁尼琴和哈耶克同时出现在了诺贝尔奖颁奖典礼上，哈耶克将《通往奴役之路》的俄译本送给了索尔仁尼琴。索尔仁尼琴看过《通往奴役之路》后给哈耶克写了封信，他说“几乎无法相信，一个没有在俄罗斯生活过的人，却能跟自己一样清楚地看清社会主义的后果”。
观念要发挥影响，未必需要大量读者阅读过记载这些观念的书；而获得最高层次的影响，则一定需要某些掌握实权的群体来阅读，并赞成这些观念的书。哈耶克的思想是年轻时在奥地利形成的，他的青年和中年时期在英国度过，又在美国的芝加哥大学待了十几年，最后，在撒切尔夫人执政后，哈耶克才在英国大为出名。
撒切尔夫人公开表示推崇哈耶克，当她1975年成为英国保守党主席，特别是1979年当选英国首相之后，哈耶克在英国的声望更是与日俱增。大众媒体把哈耶克视为撒切尔夫人的幕后大佬，人们不敢直接批评撒切尔夫人，而是将矛头指向了他：“哈耶克是这届政府制定的政策的背后鼓动者，这种政策将使失业人口达到200万，导致众多企业破产，阶级战争将会再次降临。”
哈耶克获得诺贝尔奖之后，拥趸撒切尔夫人即成为英国保守党主席，双重身份使他更容易卷入英国的公共政策辩论之中，比如出版多种小册子、发表评论文章，等等。哈耶克认为英国成为一个富强、重要的国家就必须打碎工会的特权、控制通货膨胀、拒绝社会主义。尤其是1978年，他赞扬撒切尔夫人发出的不再接纳移民的呼吁，并在信中写道：“任何一个人，如果经历过那场导致希特勒掌权的暴烈的反犹运动的崛起，都不会反对我们赞扬撒切尔夫人发出的勇敢而直率的警告。我在维也纳生活的那些岁月，那些有权有势的犹太人家族是一个受到大家尊敬的群体，所有正派人都会对少数民粹主义政治家煽动的反犹暴乱嗤之以鼻。但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大量加利西亚和波兰犹太人的突然拥入……却在很短的时间内就改变了人们的心态。他们看起来太不一样了，根本不可能逐渐被同化。”
哈耶克把奥地利反犹运动的兴起归罪于那些“看起来太不一样”的加利西亚和波兰犹太移民，这封信就招来不下五封批评性回应。人们批评哈耶克：“种族主义实际上完全是受害者的错，他们必须让自己看起来不那么太显眼，让自己看起来不那么很成功，要不然，他们就应该被消灭？”
1978年，哈耶克带有自我总结的评论道：“我对政治很感兴趣，事实上，我也以某种方式参与了政治。现在，我就投入精力，帮助撒切尔夫人向工会组织开战。我写了不少文章；甚至有一篇文章有幸刊登在伦敦《泰晤士报》专题报道的头版。在英国，人们把我看成撒切尔夫人的导师，其实我跟她只见过两次面。我喜欢这个样子。”
1989年，苏联社会主义阵营的解体使得哈耶克在一夜之间几乎成了东方一些知识分子心中最伟大的圣哲，就像第九颗行星的发现之于牛顿，或光线经过太阳引力区的偏折现象的发现之于爱因斯坦那样，竟然奇迹般地把哈耶克作为伟大的预言家，使他的地位一下子提到了几乎与牛顿、爱因斯坦并驾齐驱的高度。
东欧国家的知识分子纷纷自发地成立了各种“哈耶克俱乐部”、“哈耶克协会”。在中国，一些文人更是一哄而起，不知所以地齐颂起哈耶克的自由主义观点，乃至“原理”的“洞见”和“圣明”来。
事实上，《通往奴役之路》的预言与苏联20世纪80年代末的解体并没有多大关系，哈耶克预言英美将因政府干预而“通往奴役之路”，这既是危言耸听，更是与这两国后来的历史事实大相径庭。应该说他的预言是失败的，因为这种预言在英美甚至缺乏警示的价值。事实是，20世纪30年代，美国经过罗斯福新政和国家干预政策的实施，一步一步从严重的经济衰退状态走向了繁荣，后来以其强大的国力支持了全世界反法西斯的伟大斗争，并又接着在战后帮助欧洲重建。美国也因此取代英国，在上世纪成为世界头号强国。
抛开经济学专业，其实哈耶克对法律的认识颇有可取之处，他认为自由并不是不要法律，而是法律至上，这才是对自由的正确理解。个人主义最重要的制度屏障是法治。因为，在一个复杂社会中，任何类似于自由市场的东西，只有在获得法律，也即国家的保护后，才可能存在。因此，“自由市场”这个词也必须且永远放到引号中，因为它永远都接受法律框架的约束或限制，只有借助法律这一框架，它才能够正常运转。
以法治为本的政治秩序，具有最高生产效率。哈耶克的朋友波普声称，哈耶克学术生涯后50年的主要贡献是阐述了法律对于确立或创建古典自由主义或自由至上主义的秩序具有核心作用。其实对照哈耶克的原始思想，我们就可以看出，中国的哈耶克主义者们只宣扬哈耶克主张自由至上的一方面，而刻意忽略了政府在立法或制定游戏规则方面的作用。
另外，哈耶克也认为逻辑上走极端是不可能的，必须在政府与市场之间画出一条线来，但他一直致力于说服人们相信，只要向计划指令的方向移动一寸，就走上了一条收不住脚的路，必然会滑向悬崖峭壁。而对于线到底应该画在哪儿，他却语焉不详，他也始终没有画出这条线来。
哈耶克的哲学方法论，强调终极的知识源于内心。在这方面，哈耶克是受维塞尔的影响。维塞尔非常清晰地表达了这种看法：“虽然我们只能从外部观察自然现象，但是我们却可以从内部观察我们自己。”哈耶克就一直信奉这种认识论，我们要了解哈耶克的学术思想及写作风格也必须认识到这一点。
哈耶克主义常常给人一种“警示”的感觉，其实大部分看过哈耶克作品的人不是信服了哈耶克，而是被哈耶克吓住了。他的书往往不是在讲理论，而是通过某些奇怪描述达到让人们恐怖的效果。哈耶克也许并非一个成功的学者，但他确实是一个心理学高手。
哈耶克主义是一种极端主义
哈耶克号称自由主义者，但是他的自由主义却相当特别，概括言之，那就是高福利保障不了自由，丛林法则才能保护自由；人权保护不了自由，自生自灭才是自由，这就是哈耶克主义。哈耶克一直被很多学者看作是反智主义的代表人物。
在《自由宪章》、《法律、立法与自由》等著作中，哈耶克攻击普选权、诋毁民主、仇视工会。我们承认哈耶克的学说有一定道理，我们也承认人权、福利、民主这些事物并非完美，然而虽然不完美，但仍然是人类进入文明社会的标志。我们不能因为它们有瑕疵，就将其弃如敝屣。
在反对社会保障方面，哈耶克认为如果一个人因失业而失去了生活保障，那么仅仅是这个人自己对失业负责，不需要别人来为他的失业承担任何责任。他认为失业保险是对自由的恶意篡改，认为社会保障牺牲了自由。因此，哈耶克反对福利国家，但他对福利国家的批评并无新意，比如他认为福利国家低效的、缺乏竞争的挑战，损害了个人的自由选择权，限制了个人自由，福利抑制了自由市场经济等。哈耶克其实是主张自生自灭的社会哲学。
在反对人权方面，哈耶克主要反对工会权利和公平教育。哈耶克将工会称为“异化为僭越法律之外的特权组织”，他认为工会破坏了“自发秩序”。工资的集体谈判之所以必要，原因很简单：单个工人面对企业，不可能具有任何谈判的力量。企业是高度组织化的，面对一个组织，单个人无能为力；另一方面，企业制定工资，通常不是针对单个工人分别制定，而是统一制定的，那么，工人组织起来，以集体的名义与企业就工资进行讨价还价，也是合理的。在中国，问题不是工会过于强大，而是工会根本就没有真正发挥作用。另外，哈耶克还反对公平的受教育机会。
在对民主的反对上，哈耶克拼命夸大民主的危害性，试图忽悠大众安于“经济自由”而不要去过多追求“政治自由”。哈耶克并没有民主概念，他认为自由和民主是矛盾的。哈耶克认为人们在一个专制统治下往往比在某些民主制度下，有更多的文化和精神的自由；他认为民主会破坏市场的机制，而市场机制乃至于市场机制构成的社会是最能保障自由的，民主国家制定实施的经济政策，干扰和破坏了市场经济正常的、有效的运行。民主国家破坏了市场经济的分配方式。
哈耶克的这一思想倾向，使他成为很多独裁者的座上宾。智利独裁者皮诺切特就是哈耶克的朋友，在其统治期间哈耶克多次访问智利，并且还在智利召开了一次著名的朝圣山学社会议。哈耶克把皮诺切特看作真正自由的化身，认为“在一个威权主义政府下，个人自由能得到比民主政府下更好的保护”。
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哈耶克将《自由宪章》赠给了一个人——葡萄牙的统治者萨拉查。萨拉查在1932年前后在葡萄牙建立了法西斯制度，他的统治一直持续到20世纪60年代末70年代初。哈耶克把《自由宪章》送给萨拉查时，附言：你看了我这本书，你就知道怎么对付那些喜欢讲民主的人了。
在中国，很多连哈耶克的书都没有好好读过的人就对他崇拜起来，仅仅只是听说他是一个彻底的“反社会主义者”和“自由主义者”。殊不知在哈耶克的语言体系里，“社会主义”主要指的是“福利国家”，而不是指“苏东模式”。“苏东模式”在他那里另外有一个称呼叫“共产国家”或“极权国家”。
哈耶克所说的“自由”也不是通常意义上人们所理解的自由，它主要是指经济上的自由放任，而非公民参与政治事务的“积极自由”。哈耶克认为政治自由（也就是民主）是可有可无的，有时候甚至是危险的。一些人把哈耶克包装成“民主斗士”、“自由战士”纯属忽悠人，哈耶克是一个反民主分子，他反对把民主扩大到社会中下层。在哈耶克看来，一个独裁者只要保证了私有制，保障了自由放任的市场经济，就是一个好的独裁者。其实哈耶克主义的本质是，独裁性的资本原教旨主义。
除了以上比较具体的方面，哈耶克在哲学思想方面的观点也是我们难以接受的。比如哈耶克反善，必然受到作恶者的欢迎；哈耶克反理性，必然与狂热者混到一起；而哈耶克反智，必然会成为愚民的工具。而哈耶克的理论，基本上就是建立在他的这些哲学观念上。
其实人类发展的历史已经表明，任何极端主义都要不得，因为只要是极端主义肯定是为少数人服务的。哈耶克不是中国实现变革与进步可以借助的力量，哈耶克主义只是中国大变革时代的投机力量，一旦与中国的变革和进步搅在一起，就必然导致尾大不掉，甚至会喧宾夺主。自从马克思经济学在中国退潮之后，哈耶克主义就成为了中国的主流经济学思想，但是哈耶克主义从本质上是反福利、反人权、反民主的，当前中国在社会保障和人权保障方面出了那么多的问题，我认为是因为哈耶克主义的过度应用。中国要想走入文明社会，就必须放弃已经流行了20多年的哈耶克主义。
为何学者会陷入哈耶克的思想误区？
哈耶克早年虽然研究过货币和经济周期，但是在经济方面他毫无成就。货币波动引起经济周期性危机，根本不是哈耶克的发明，而是马克思的发明。哈耶克早年信奉马克思主义，后来信奉纳粹主义，最后皈依资本原教旨主义，其后面的人生基本不研究经济学了。现在人们所说的哈耶克主义，其实属于行政管理学，哈耶克在经济学上的成就根本不足以称“家”。确切地说，哈耶克是一个行政管理学家，但他的行政管理学基本上都是错误的。
信奉哈耶克的人其实是被哈耶克的一个说法所误导，哈耶克认为，政府权力是自我扩张的，只要给政府一点权力，政府权力最后就会扩张到无限大，最后人民都成为政府的奴隶，这简直是胡说八道。
哈耶克的政府权力渐变论从根本上就是错误的，社会变化有两种，一种是物极必反，一种是渐变。极权的出现往往是社会突变的结果，而不是渐变的结果，极权只有在社会烂到极点的时候才会出现。在社会最混乱时刻出来一个独裁者，按阴谋论的说法，是这个人贪权，实际上这个人更多的是抱着“拯救心态”。但不管怎么样，都是最坏的社会导致最大的极权，社会只要不出现最坏的时刻，就不会出现大的极权，或者是独裁。
社会出现最坏的时刻，往往不是政府权力最强大的时候，而是政府最软弱无能的时候，只要信奉了哈耶克，社会必然会出现这样的“最坏的时刻”，信奉哈耶克主义反而避免不了极权，而是必然招致极权。如果社会是慢慢变好的，根本就不会出现极权。
在当今世界，北欧国家属于“高福利、大政府”，是哈耶克眼中的“社会主义”，人民也被其认为是不自由的。但是北欧人却是公认最自由的，就连美国最保守的基金会也将北欧国家评为最自由的经济体。在北欧，政府官员一二十年都没有一个人贪污，总统出门都不带保镖，这与极权政府的高腐败、秘密警察制度完全相反。如果认为北欧这样的福利社会会出现独裁，那才奇怪了呢！
哈耶克倾其一生来咒骂北欧福利社会，北欧国家不但没有陷入奴役，反而获得了最大的自由和幸福，这是对哈耶克最大的讽刺，也宣示了哈耶克主义的破产和失败。可惜的是，还有那么多的哈耶克主义者执迷不悟。哈耶克主义号称不看事实，只讲逻辑，而他们最大的缺陷就是逻辑。
事实是，那些相信哈耶克的人几乎都陷入了一个思想误区。在好的社会，人们的道德水平都比较高，在坏的社会必然出现道德滑坡。如果以坏社会的道德水平来臆测好社会的公民行为，那必然会犯错误。现在人们对福利社会的所有指责，其实都是以坏社会中人们的道德水平去臆测的。殊不知，北欧的道德水平比我们高多了！
专业经济学家凯恩斯、弗里德曼、萨缪尔森等都对哈耶克持保留意见，哈耶克的思想存在着严重的理论硬伤，并且早已被实践证明是失败的。有趣的是，那些主张实行哈耶克主义的人有90%都在经济学界之外，剩下的10%也多是经济学非核心学科人士。经济学界外的人追捧哈耶克，是因为哈耶克主义最简单，不需要公式，也不用数据。
哈耶克主义的本质也是一种“阴谋论”。与宋鸿兵等人将利益的变动归结为“利益集团的操作”不同，哈耶克将社会上出现的诸如通货膨胀、经济危机等现象统统归结为“政府恶意”，反正“一切都是政府干的”。宋鸿兵等人的分析无论是从学术，还是历史上都是站得住脚的，在学术上“利益集团”的概念早已经成为常识，而在历史和现实中“利益集团操纵政治”都是无可争辩的事实。反观“哈耶克式阴谋论”，在学术和实践中完全站不住脚。政府刻意将事情办坏，这种情况是有，但绝不是普遍情况，除了哈耶克主义者散布这样的论调外，目前任何学派都不认同这样的观点。主流公认的观点是，由于缺乏学术创新，政府不知道该怎么做，或是在利益集团的阻碍之下，政府不能做正确的事，这才是客观的判断。
我的结论是：哈耶克不是学者，由于其理论具有很强的“阴谋论”性质，所以成为很多民粹思想的理论来源。
本文摘自《反误导:一个经济学家的醒悟》
《反误导：一个经济学家的醒悟》系作者对西方经济思想史、发展经济学、货币理论、福利社会理论等深入研究，以及对中国经济宏观调控、微观经济现象常年跟踪观察后，呕心沥血的一本“经济学清本溯源”之作。在书中，作者首先澄清了“亚当·斯密并没见过资本主义”、“‘看不见的手’是反讽”等一般大众因被中国主流经济学舆论渲染后，得出的错误认知；而后，针对认为错误的经济学原理和各国改革经验，进行批判，比如“打败腐败的不是民主，而是福利社会”等；再之后，针对当下全球经济现象进行鞭辟入里、独具一格地分析，得出“自由放任最大的受害者是企业家”等结论；最后，对中国经济学界当下的舆论环境进行辛辣地批评，并得出“知识分子的话语权旁落”等结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