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出现了以弗里德曼为代表的批判政府的一类经济学家，但弗里德曼反对政府的理由与中国学者不同。
弗里德曼在其最著名的著作《自由选择》的最后一章，也是最重要的一章中，大力批判西方政府体制，其中一个标题就是“为什么特殊利益占优势？”
弗里德曼提出“西方各国政府未能达到它们所宣布的目标”，所以他反对“大政府”。他在书中这样描述，“每当我们来到我国首都华盛顿的时候，都对集中在这个城市里的巨大权力惊叹不已。漫步在国会大厦，我们很难看到那435名众议员和100名参议员，因为这里有1800名政府雇员，平均每个参议员约有65名雇员，每个众议员约有27名雇员。另外，还有1、5万多名正式的院外活动集团成员，身后经常跟着秘书、打字员、调查研究人员或者他们所代表的特殊利益集团的代表。他们在国会大厦里窜来窜去，伺机施加影响”。
“而这仅仅是冰山之巅。联邦政府雇用着近300万文职人员（不包括穿军服的武装力量），有35万人以上在华盛顿以及附近的郊区工作。而且还有无数人间接地被政府雇用，雇用他们的是同政府订有合同的名义上的私人机构。另有一些人被劳工组织、资方组织或其他特殊利益集团雇用，这些组织或集团都在华盛顿设有自己的总部或者至少设有一个办事处，因为华盛顿是政府所在地。”
在美国，权力被分割为许许多多的小块。全国各地的每一个特殊利益集团都试图尽可能地把他们的手伸到力所能及的不管什么样的权力上面。其结果是，政府几乎在每个问题上都脚踏两只船。
弗里德曼还在书中举了两个例子。例如，在华盛顿的一座大楼里，一些政府雇员正在工作，试图制订和执行各种计划，用纳税人的钱劝阻人们不要吸烟；而在另一座距离不太远的大楼里，另外一些同样具有献身精神并且同样努力工作的雇员，便用纳税人的钱补助农场主们去种植烟草。
另一个例子，在一座大楼里，工资与物价稳定委员会正在加班加点工作，试图用软硬兼施、连蒙带吓的方法迫使企业家降低产品价格，并用同样方法迫使工人降低他们的工资要求；而在另一座大楼里，农业部的某些下属机构则正在执行各种计划，以维持或提高食糖、棉花以及其他许多农产品的价格；在另外一座大楼里，劳工部的官员们根据“戴维斯－培根”法案，正在确定所谓的“普遍实行的工资”，以此提高建筑工人的工资率。
弗里德曼认为权力的分散和各项政府政策的相互矛盾，其根源在于民主制度的政治现实，这一制度是通过制定详细而具体的法律而运转的。其实这也是分权制度的主要特征，他对分权制度的批判是，这样一种制度“往往把过大的政治权力赋予利益高度集中的小集团，往往比较重视政府行动的明显的、直接的和即刻显示出来的效果，而不重视政府行动可能更重要的但却是隐蔽的、间接的和迟缓的效果；往往为了特殊利益而牺牲普遍利益，而不是相反”。
可见弗里德曼对西方政治制度最反感的地方是，政府不能为全民办事。用他的话说，那就是政府不服务于“普遍利益”，而只“为利益集团办事”，也就是“特殊利益”。他比喻，在政治生活中似乎也有一只无形之手，其作用恰好与亚当·斯密所说的无形之手的作用相反。本意想要普遍获得利益的人们，受这只无形的政治之手的指引，促进了并非他们本意想要促进的特殊利益。弗里德曼的这些批判，与中国一些“左派”对资本主义体制的批判简直是如出一辙，如果你不系统地了解弗里德曼的全部思想，而只看他对西方政治体制的批判，肯定也会认为弗里德曼是一个社会主义者。
其实，亚当·斯密和弗里德曼都差不多，他们并不反对政府本身，而是反对那种不服务于“普遍利益”，而只服务于“特殊利益”的“被绑架”的政府，他们反对政府是基于西方多党、分权以及利益集团绑架政府等现实民主的无效性，而如果一个政府能够服务于普遍利益，这两位学者不仅不会反对，肯定会大加赞赏。无论是亚当·斯密对西方政府专门制定违反底层利益法律的精辟发现，还是弗里德曼指出这种现象的根源在于，权力分散导致了利益集团的崛起的深入见解，其实都是对具体体制的反对，而不是反对政府本身。
而中国的政府完全相反，中国不是“分权政府”，而是“集权政府”，以高效著称，与西方政府深陷各个强势利益集团博弈，所导致的低效和不为“普遍利益”服务，是完全不同的。因此将亚当·斯密、弗里德曼反政府的主张盲目套到中国国情上是错误的。而中国政府无论是修高铁，拯救经济危机，还是建立全民社保，制定最低工资制度都是在为弗里德曼所说的“普遍利益”和亚当·斯密所说的“整体利益”服务。即使亚当·斯密和弗里德曼本人也不会反对。
而更加奇怪的是，中国部分经济学家反对政府，其目的反而是在追求亚当·斯密和弗里德曼所批判的那种体制。这更是对以上两位经济学家最大的误解。
市场不是万能的，很多事情离开了政府，市场根本办不到。其实，西方政府虽然存在被绑架的现象，但经过社会大众长期的抗争，虽然艰难曲折，但最终还是可以部分实现“为普遍利益服务”的目的。比如亚当·斯密反对的《最高工资法》早已废除，西方各国早已建立了《最低工资法》。让亚当·斯密最痛心疾首的工人贫困现象在全面社会保障体制建立后，也得到了很大的缓解；而让亚当·斯密最痛恨的资本家的贪婪，在各种劳工保护法案被通过后，也得到了极大的限制。因此，尽管政府存在各种缺点，但抛弃政府的结果必然是一事无成。
我的结论是：西方那些反政府的经济学者，反对的是西方分权制衡式政府，反对的是被强势利益集团绑架后不再服务于普遍利益的政府，而不是政府本身。如果一个政府能够为社会普遍利益服务，那他们并不反对。
本文摘自《反误导:一个经济学家的醒悟》
《反误导：一个经济学家的醒悟》系作者对西方经济思想史、发展经济学、货币理论、福利社会理论等深入研究，以及对中国经济宏观调控、微观经济现象常年跟踪观察后，呕心沥血的一本“经济学清本溯源”之作。在书中，作者首先澄清了“亚当·斯密并没见过资本主义”、“‘看不见的手’是反讽”等一般大众因被中国主流经济学舆论渲染后，得出的错误认知；而后，针对认为错误的经济学原理和各国改革经验，进行批判，比如“打败腐败的不是民主，而是福利社会”等；再之后，针对当下全球经济现象进行鞭辟入里、独具一格地分析，得出“自由放任最大的受害者是企业家”等结论；最后，对中国经济学界当下的舆论环境进行辛辣地批评，并得出“知识分子的话语权旁落”等结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