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经济学的源头是法国的重农学派，大家只要简单地翻阅一下任何一个版本的西方经济思想史都会发现，法国重农学派不仅早于亚当·斯密，而且比亚当·斯密重要得多。经济思想史界的标准说法是，亚当·斯密是“现代经济学之父”，而法国重农学派则是“现代经济学的鼻祖”。
前面我们讲过，法国的重农思想来自中国，但是他们在研究农业经济的过程中，却产生了很多自己独到的理论，这些理论成为了现代经济学研究的基本框架。法国重农学派对西方经济学的影响到底有多大呢？我将其归为“五大贡献”：一是自由放任的思想，二是边际分析和主观价值判断的思想，三是“钻石与水的悖论”的思想，四是“自然秩序”理论，五是关于工资、利息、地租和利润来源的思想。这些都直接被后来的学者所继承，成为西方经济学的支柱或研究起点。大家只要掂一下这几个思想的分量，也就知道法国重农学派对西方现代经济学的影响有多大了。但不幸的是，这些思想名词被继承了下来，但后人对其思想却存在着很大的误解。
西方经济学也分海洋经济学派和大陆经济学派，英美都属于海洋经济学派，德法等属于大陆经济学派，但是西方经济学的源头在欧洲大陆。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的经济学教材是美国人编写的，很多历史事实被故意颠倒了。其实包括哈耶克、弗里德曼等人在内的新古典自由主义，继承的并非是亚当·斯密的古典主义，而是法国重农学派的古典主义。法国人对西方经济学的影响，主要体现为以下几个方面：
自由放任的思想
魁奈认为只有农业生产才能创造“纯产品”，包括工业生产在内的其他部门都不生产“纯产品”。这是重农主义的一条基本原理。魁奈根据他的“纯产品”学说区分了生产劳动和非生产劳动，他也把它们叫作“结果的劳动”和“非结果的劳动”。
魁奈把国民划分为三个阶级，即生产阶级、土地所有者阶级和不生产阶级。生产阶级是从事农业生产的阶级，包括租地农民和农业工人。土地所有者阶级是占有纯产品的阶级，包括地主及其拥有者——国王、贵族、僧侣以及所有由国家付给薪俸的官吏等。
“纯产品”学说是重农主义的核心理论。他们的全部体系都围绕这一理论展开，一切政策也以之为基础。重农主义者认为财富是物质产品，财富的来源不是流通，而是生产。所以，财富的生产意味着物质的创造和其量的增加。
在各经济部门中，重农主义者认为只有农业是属于生产的；工业不创造物质，而只变更或组合已存在的物质财富的形态；商业也不创造任何物质财富，而只变更其市场的时、地。所以，工业和商业都不属于生产。另外，农业中投入和产出的使用价值的差额，构成了“纯产品”。
在“纯产品”的基础上，重农学派提出了废除其他赋税，只征收一种单一地租税的主张，并认为“纯产品”是赋税唯一的可能来源。因为“纯产品”主要受土地地租的影响，于是地租就是政府唯一能负税的收入。另外，重农学派盛行的时代，法国实行的是复合税制
复合税制即一个国家的税收制度，由多种税类的多个税种组成。通过多税种的互相配合和相辅相成，组成一个完整的税收体系。复合税制往往以一个或某两个税种，作为筹集财政收入和调节经济活动的主导，即主体税种。在不影响其他税种的作用效果的前提下，优先体现主体税种的作用。复合税制具有灵活高、弹性大的优点。，赋税的负担即使不直接加在地租上，也会通过转嫁，间接地归于地租。因此，不如直截了当地取消一切杂税，改而征收单一地租税。
重农学派还建议，对农业之外的行业实行“自由放任”的政策，这是经济学中“自由放任”的最初来源。必须注意的是，法国重农学派所说的“自由放任”，并不是强调整体性的自由放任，而是局部的自由放任，也就是在对农业经济进行重视的同时，对工商业进行自由放任。而对处于实体地位的农业，不但不主张自由放任，而且要大力支持。后世所谓继承了“自由放任”主张的人其实都是片面继承，这是奥地利学派等后世新自由主义者的一个刻意误导。
边际分析和主观价值判断理论
“边际效用价值”理论（主观价值论）的提出让西方经济学摆脱了劳动价值论的束缚，被经济学界称为“边际革命”。但其实，它是法国重农学派创造的。
边际分析最早并没有用于解决商品价值问题，而是用于分析农业产出的问题。投资效益边际递减规律是一个极重要的经济规律，且是重农学派首先发现的。人们一般总是认为，投资与收益会按相同比例增加，即生产投资的规模越大，收益也会成同比例地增长。但法国的重农经济学家在研究农业生产时发现，经济收益与生产投入并不能永远保持同比例的正增长，相反，在投入扩大到某一点时，增益将逐渐停止增长，甚至发生衰减。这就是边际效益递减规律。
重农学派领袖魁奈借助来自中国的资料，开始其对人口思想的论述。魁奈谈论中国人口问题，他的第一个印象是，人口众多而稠密；另一个更为深刻的印象是，因人口多而造成大量居民的贫穷。魁奈从中国的现象中，提出了一个后来对马尔萨斯人口理论的产生起到相当大影响的重要命题，即人口的增长比财富的增长快，而人口过多便会导致国家贫穷。
魁奈在《人口论》中反复申明：人口增长完全取决于财富的增加，财富和人口只有在由财富本身创造的富足生活条件下，才可能维持；反之，如果财富和人口的比例遭到破坏，而且人口显得较多的话，人口过多将使国家变得愈加贫穷，工资将成比例地随着人口增加而下降，消费将成比例地随着工资的下降而下降。
魁奈对中国人口问题的关心和重视，还表现在他设想为中国的“过剩”人口寻找出路。他设想用禁止早婚来抑制中国人口的增长，类似后来马尔萨斯人口理论中被称为预防性措施的“道德节制”论。他设想通过开辟国外殖民地来解决中国的人口过剩问题：“在一个受到美好统治的国家里，为了防止人满为患，除了在良好管理的保护下开拓殖民地作为出路以外，没有其他出路……在这个帝国的邻毗地区，有许多在以往某个时候曾被欧洲人占领过、现已被抛弃或部分荒芜的大岛屿。这些地方对于中国的过剩人口来说，难道不是一个很好的出路吗？确实，爱国主义或对祖国的热爱，在中国人中间是如此强烈，致使他们不愿意离开自己的国家。但是，看来政府也没有引导他们走向那条道路。”
18世纪法国重农学派经济学家杜尔哥也注意到了人口与财富的关系，并阐述得更加科学，而且直接提出了边际递减的规律。他在研究农业的过程中，发现：“在一块肥沃的土地上如果添加一个劳动力，农产品的产量就会提高。而若增加第二个、第三个劳动力，还会使产量增加1～2倍，甚至增加4～10倍。产品产量增加的比例，会大于投资增加的比例。”但产量增加的比例将会达到一个最大限度。当达到这一限度后，如果我们继续增加投资，产品产量也会增加，但增加量会减少，而且总是越来越少。直到投入达到这样一个临界点：“无论投资如何增加，都不会使农产品的产量有任何大的提高。”即农业中的产量，随劳力投入规模的扩大而增加是有一个极限的。
杜尔哥的结论可概括为：农产品的产量先是递增，进而达到最大值，然后增量减少的变动规律；投资效益并不随投资规模的盲目扩大而递增，而是在达到某一临界点后，收益递减。这就是“效益递减”规律。
杜尔哥认为，在不管增或减任何一个生产要素，都会导致产量下降的情况下，会有三个阶段的变化。
·阶段一：边际产量上升，平均产量上升；
·阶段二：边际产量递减，平均产量上升；
·阶段三：平均产量递减。
这里要注意：收益递减是投入达到相当规模后才产生的。在此之前，收益与投入成正比关系，即规模愈大，增益愈大，但收益的增长率不同。现代经济学家把产量随投入增加所能达到的顶峰点，称作“边际产量”。当然，重农经济学家们所生活的时代，工业革命、化学革命都没有发生，他们的考察对象只是人力劳动这个唯一因素。
法国重农学派的这一思想被后来的经济学家马尔萨斯继承，他以“人口论”闻名于世，熊彼特认为魁奈的人口论思想是马尔萨斯人口论的先驱，马尔萨斯关注的是农业边际收益递减规律的后果。马尔萨斯提出在土地供给数量不变和人口增加的条件下，每个额外生产者耕作的土地数量不断减少，其所能提供的额外产出会下降；这样虽然食物总产出会不断增加，但是新增农民的边际产量会下降，因而社会范围内人均产量也会下降。在马尔萨斯看来，世界的人口增加比例会大于食物供给的增加比例。因此，除非能够说服人们少要孩子——但马尔萨斯并不相信人口可以由此得到控制——否则饥荒将在所难免。
总体上，马尔萨斯的研究并没有超出重农学派的框架，只是他说得更具体，而且研究得更深入。但有人认为，马尔萨斯的结论作为一个无条件预言是错误的。近现代世界经济史告诉我们，过去200多年间，农业科学技术不断取得革命性突破，与马尔萨斯生活的时代相比，在很多客观条件上，都发生了根本性地变化，与他的推论暗含的假设条件——只有土地和人口两大因素制约农作物产量，是完全不同的。化肥、机械、电力和其他能源、生物技术等现代技术和要素的投入，极大地提高了农业劳动生产率，使农业和食品的增长率显著超过人口的增长率。从历史事实看，马尔萨斯理论是对边际收益规律的不适当运用。
但我们不要忘了，机械、农药、化肥、生物技术的应用同样也遵循边际效益递减的规律，即这些要素的效益也是有极限的，不可能逃过“边际效益递减”的规律，提供无限产出。因此，人口如果得不到控制，饥荒仍然不可避免。现在，人类确实越来越感觉到粮食的压力。
“钻石与水的悖论”
重农学派代表经济学家杜尔哥还成功地解决了钻石与水的悖论。钻石与水的悖论指的是，水对人的生命很重要，可是水的价格相对来说很低；钻石对于人的生存没有什么意义，可是价格却很高。他注意到价格是主观的，是位于个人心目中的东西。也就是说，事物没有固有价值，价值来自于人们的需求：“不同事物的估价随着人们的需求而变化。”水的数量很多，人们更看重钻石；当有人困在沙漠中又没有足够饮用水的时候，水的价值就超过钻石了。
这个悖论很有意思。按照劳动价值论来解释，生产钻石无疑要比获取水所耗用的劳动更多，钻石的价值要高于水，一般情况下，钻石的价格也确实高于水；然而，在沙漠中缺水的情况下，水的价格又可能超过钻石。
正如杜尔哥所说，价格是主观的。但这并不意味着价值来自于人们的需求，如果我们把价值和价格区分开来，问题就显而易见了：劳动决定价值，需求决定价格。按照马克思所说，价格围绕价值波动。
边际分析法对后世的影响极大，后来又出现了边际效用和边际成本的概念。边际效用论与效用价值论合在一起被称为边际革命。效用价值论是指，用物品满足人的欲望的能力或人对物品效用的主观心理评价，解释价值及其形成过程的经济理论，它同劳动价值论相对立。
“自然秩序”理论
其实，“自发秩序”是重农经济学的哲学基础。经济学家杜邦·德·奈穆尔在为重农主义体系下定义时，明确地称之为“自然秩序的科学”。英国经济学家埃里克·罗尔评论说，重农学派“这个体系的主要概念是‘自然秩序’。按照重农主义者的说法，人类社会是由自然规律所统治的，而自然规律永远不是统治者制定的独断法律所能改变的。这种由仁慈的上帝为人类的利益所定下的规律是如此明显，只要稍加思索便能理解”。
重农主义还把“自然秩序”的概念引入经济学思想，认为自然规律统治着人类社会，人类的活动应该与自然规律保持一致。重农学派的自然秩序概念来自中国的“道法自然”观念，“道”即自然界客观存在的规律性的合理秩序，它是人类行为的准则。魁奈认为中国就是一个最合乎这一“自然秩序”的“稳定、持久和不变的政府的范例”。在魁奈看来，中国的历朝历代之所以能够克服包括财政支出在内的各种混乱现象，始终保持稳定和持久不变，就在于它具有一种内在的“自然秩序”。
这里需要我们特别注意的是，法国重农学派的“自然秩序”不是自由秩序，也不是自生、自发的秩序，而是符合自然规律的秩序，后人将自然秩序与自由放任结合起来，认为法国重农学派是自由主义的经济学，这是错误的。魁奈认为政治经济学的任务，即在阐明这种客观的经济规律，使人为秩序符合自然秩序。
重农学派的另一个重要代表杜尔哥认为，人类社会存在着不以人们的意志为转移的客观规律，这就是“自然秩序”。它是永恒的、理想的、至善的。表现为各种政治、经济和法令规章的人为秩序，必须以“自然秩序”为准则。如果人们认识“自然秩序”，并按其准则来制定人为秩序，这个社会就处于健康状态；反之，如果人为秩序违背了“自然秩序”，社会就处于疾病状态。他认为，当时的法国社会就是由于人为的社会秩序违反了自然的社会秩序，而处于疾病状态。而重农学派的任务就是，为医治这种疾病提出处方。
重农主义的“自然秩序”学说第一次确认了人类社会存在着客观规律，并为政治经济学提出了认识客观规律的任务。这一认识成为古典政治经济学的传统，创立了把社会经济看作是一个可以测定的制度的概念。这个概念意味着，社会经济受着一定客观规律的制约；经济范畴内存在着相互的内在联系；事物的发展具有理论上的可预测性。
后世的新古典自由主义者，并没有发现新东西。比如哈耶克宣扬自由主义，唯一依靠的经济思想就是“自发秩序”。哈耶克继承了法国重农学派“自然秩序”的概念，并进行了一番自由发挥，他不再将“自然秩序”解释为符合自然规律的秩序，而是提出市场“自然秩序”看着是一种自我生成和自我维持的秩序，是一种演进的秩序。
哈耶克在其多部著作中反复坚持的一个观点是：市场自发秩序中的运行规则是人类行动非有意而为之的产物，人们不能随便破坏市场原有的成分组合，而应该遵循它自身的组合过程和方式。哈耶克坚信，建立在自发演进基础上的市场秩序，对人类实现自己的经济和生活目标是极为有益的。“它不仅像所有其他的自生自发秩序那样，会在我们的行动中给我们以指导，以及在不同人的预期之间促成某种应合关系，而且还会拓展每个人在更大程度上支配各种物品（亦即商品和服务）的前景或机会。通过任何其他方式，我们都不可能做到这一点”。
按照自由主义思想家的说法，市场伦理不是先天预设的，而是在市场演进中“学到的”和进化的。哈耶克说：“伦理并不是一个选择的问题。我们不曾设计过伦理，也没有能力设计它……事实上，我们经由学习而遵循的那些规则，乃是文化进化的结果。”
市场伦理的进化或演进立足于市场自身的发展，是以市场的自发秩序为条件的。可以说，有什么样的市场就有什么样的市场伦理；有什么样的市场秩序，就有什么样的市场伦理秩序。因此，市场伦理的自然演进逻辑是与市场的自发演进逻辑同方向，并且相一致的。
重农学派提出的“自然秩序”是符合自然规律的秩序，而不是自我拓展，或是自由秩序。中国传统文化中“道”的意思就是规律，也就是说，重农学派继承的是中国“道”的思想。重农学派认为经济学就是“研究经济规律的科学”，我认为这比后世任何人给经济学下的定义都好。
重农学派的工资、利息、地租、利润理论
杜尔哥是第一个研究“利润”的经济学家，他把利润看作是一个独立的经济范畴。既然资本促进了“纯产品”的增加，就应分享一份产出。杜尔哥提出利润是出自“纯产品”的收入，是节约工资的结果。他由地租引出利息，由利息引出利润，而后引申为出租土地可以取得地租，借出货币可以得到利息，投资开办企业可以得到利润。
重农学派的分配理论奠定了后来经济学分配理论的基础，它的主要内容是生产要素的价格决定了收入分配，在微观经济学里，劳动、土地、资本和企业家，相对应的收入是工资、地租、利息和利润的理论。
在现代，生产要素的价格决定理论的主要理论基础是，边际生产率分配论
边际生产率分配论是指，当劳动量不变而资本（生产资料）相继增加时，每增加一个单位的资本，所生产的产量或价值依次递减，即“生产率递减律”，最后增加一个单位资本所生产的产量或价值，称为“资本的边际生产率”，它决定利息的高低；当资本不变而劳动量相继增加时，则“劳动的边际生产率”决定劳动者工资的数量。因而认为资本越多，利息越低；劳动力越多，工资越低。。英国经济学家马歇尔针对分配理论提出“四位一体”的公式：劳动—工资、资本—利息、土地—地租、企业家的才能—利润。这四者后来成为“收入法”GDP计算的框架。“收入法”也称分配法，简单来说就是衡量你的收入，然后把它们全部加起来就能得出GDP。而收入的四种表现形式就是地租、利息、利润和工资。
总体来说，法国重农学派的思想，比如“自由放任”的思想、边际分析理论、“自然秩序”、利润、地租等都被后世继承，至今影响着人类经济学的研究。但是很多也被错误继承，比如法国重农学派并不反对劳动价值论，但其边际分析和主观价值判断理论在后人的“发挥”下，完全取代了劳动价值论；重农学派提出“自由放任”的思想，本来只是针对当时不处于实体经济地位的工商业的局部放任，在后人那里也成了对整体经济的自由放任；重农学派提出“自然秩序”本来是为了让人们更好地研究经济规律，结果在哈耶克那里成为了“尊重自由、自发的秩序”，也完全误解了法国重农学派的意思。
本文摘自《反误导:一个经济学家的醒悟》
《反误导：一个经济学家的醒悟》系作者对西方经济思想史、发展经济学、货币理论、福利社会理论等深入研究，以及对中国经济宏观调控、微观经济现象常年跟踪观察后，呕心沥血的一本“经济学清本溯源”之作。在书中，作者首先澄清了“亚当·斯密并没见过资本主义”、“‘看不见的手’是反讽”等一般大众因被中国主流经济学舆论渲染后，得出的错误认知；而后，针对认为错误的经济学原理和各国改革经验，进行批判，比如“打败腐败的不是民主，而是福利社会”等；再之后，针对当下全球经济现象进行鞭辟入里、独具一格地分析，得出“自由放任最大的受害者是企业家”等结论；最后，对中国经济学界当下的舆论环境进行辛辣地批评，并得出“知识分子的话语权旁落”等结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