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企的尴尬，正是因为缺乏民企的活力；而民企的尴尬，则是因为无从享受和国企平等的待遇。国企和民企要发展，就不能“划江而治”。当前的国有企业改革，就是要通过混合所有制这种形式，让民营企业参与进来，在合作中实现互利共赢。
无论是从数量还是资产总量来说，中国都是世界上首屈一指的国企“大国”。
2012年2月，世界银行行长罗伯特·佐利克到访中国，期间，佐利克协助发布了一份由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和世界银行联合编著的研究报告，报告“旨在帮助中国实现向高收入社会的过渡”。围绕中国到2030年之前面临的经济机遇与挑战，报告审视之后称，除非中国进行深度改革，否则将可能面临经济危机。报告中还特别提出，中国应该减少规模庞大的国有企业，并使之在运营上更接近市场化的商业公司。
在此之前，自2002年到2010年，在不到十年的时间里，全国的国有企业数量已经连年减少，减少的幅度，达到惊人的平均每年约7500家。就是在这样的缩减幅度下，至今，我国国企的规模仍然堪称庞大。
对于任何一个国家来说，拥有一定数量的国有企业都是绝对必要的，中国是社会主义国家，公有制在国民经济中占主体地位，更需要国有企业对国民经济和国家安全的支撑。但是，与数量同等重要、甚至更为重要的，是国有企业的发展质量。虽然近年来我国国有企业的发展已经取得了显著的成就，但并没有从根本上解决国有企业自身发展中存在的问题。
与民营企业相比较，国有企业的效率相对低下，是不容否认的事实。在这方面，我国的电力工业、石油石化、通信三大行业是很明显的例子，虽然这些行业的国企一直是国企中的佼佼者，但产品和服务的低质量、高价格却是这些国企在国内经营的普遍特点。在基础电信运营行业，截至2010年，该行业国有股占比71%，与此同时，在世界范围内，我国的宽带平均网速排名第71，不到美日等30多个经济合作组织国家平均水平的1/10，但收费却是发达国家的3-4倍。
其实，像国家电网、中石油、中石化、中国移动、中国电信、中国联通这类央企，它们的经营领域都是市场禁入的，价格也由政府控制。这些国有企业都在世界500强中占有一席之地，资本实力雄厚。但从边际的贡献看，均不如其他竞争性的企业。所以，必须认清，过多依靠垄断、补贴和其他方面政府资源的倾斜，而不是实力，是近年来国企获得发展的主要原因。这种现象在中央企业中尤为突出，中央企业作为国有企业中的“御林军”，已成为我国企业的领军者，但其垄断也一直备受外界质疑，不是没有理由的。以这样低效的发展方式，在如今激烈的竞争的国际环境下，我们的国企一旦脱离了政府的保护将如何生存下去，值得深思。
从近年来国有企业的发展来看，自2003年国资委成立之后，我国国企的综合竞争力有了很大提升，但是，这种景象自2010年以来，已经呈现出日趋弱化的迹象。
以央企为例，2010年到2013年，4年间，尽管央企总资产增长逾40%，但同期央企净利润总额增幅却仅为15%左右，总资产增幅与净利润总额增幅的严重倒挂，充分说明央企经营效率已进入持续弱化阶段。诚然，央企经营效益的连年不景气，与宏观经济不景气存在一定的关联，但这却远非问题的根源所在，因为处于同一宏观经济背景下的私企，2012年实现利润同比增幅20%，而同期国有及国有控股企业实现利润却下降5.1%，更何况，国企的市场垄断优势和政策优势，远非私企可比。
我们再来解读一下2013年国企的整体财务数据——2014年7月28日，财政部企业司公布2013年全国国有企业财务决算情况，数据显示：2013年，全国国企资产总额104.1万亿元，同比增长16.3%，全国国企营业总收入47.1万亿元，同比增长10.8%。利润方面，全国国企利润总额2.6万亿元，同比增长5.3%，全国国企净利润1.9万亿元，同比增长4.4%。
在我国经济整体放缓之下，初看起来，应该说这份国企2013年成绩单还是不错的，资产总额、营业收入和利润总额增幅同比均能实现上升。但是，如果我们进行简单的财务识别，将国企近四年利润总额增幅进行纵向对比，将国企财务水平与民企进行横向对比，将会得到不同的结果。
首先，尽管2013年国企资产总额、营业收入和利润总额实现同比“三升”，但是，与国企资产总额同比增长16.3%相比，营业总收入仅同比增长10.8%，利润总额同比增长更是仅有5.3%。资产总额与营业总收入、利润总额之间呈现出的“三级落差”现象，已经表明在国企资产规模仍能维持较高幅度增长的同时，营业收入、利润总额增幅却无法有效跟进，这也一定程度上意味着，国企投资拉动式的增长方式，已经进入一个难以承受之重的临界点。此外，净利润增幅低于利润总额增幅0.9个百分点，这也说明国企财务成本在上升。
其次，将国企近4年来的利润总额增幅进行纵向对比，我们同样会发现国企运营效率已经明显弱化。2010年国企利润总额同比增长为37.9%、2011年为12.8%、2012年为-5.8%，尽管2013年利润总额增幅相比2012年“转负为正”，但是，这充其量也仅是2012年坠入谷底后的反弹，自2010年以来的4年，国企利润总额增长已经呈现出的整体下滑曲线，还是毫无疑问的。
最后，我们再将国企财务水平与民企进行横向对比，受限于民企整体的财务数据无法获取，我们暂且抽取民企500强2012年的财务数据进行对比（因2013年尚未发布），2012年民企500强的税后净利润为4238亿元同比下降3.39%，而2012年国企利润总额虽然近2万亿，但同比降幅却高达7%，如果再考虑净利润（税后利润）与利润总额还存在一定的落差，那么，2012年国企净利润下降幅度极可能高达同期民企的2.5倍左右。
回顾20多年的国企改革历程，我们会发现，国企运营效率似乎永远呈M形走势，在上世纪90年末国企普遍资不抵债时，我国及时启动了“国退民进”式的国企改革，在将相当一部分主业不明、体量较小的国企“抛给”民企之后，国企的运营效率获得一定程度的提升，而在2003年成立国资委后，通过产业重组和内部激励等改革手段，国企的运营效率更是获得了大幅提升——资产规模从2002年的11.8万亿元急速增至2013年的104.1万亿元，12年间增长了9倍，国企利润总额从2002年的2636亿元增长至2013年的2.6万亿元，12年间增长了10倍。
但是，这一轮国企运营效率的大增，却自2010年后逐渐进入下行的拐点。究其原因，一是因为在现有架构之下国企内部治理的提升空间已经收窄，而这相当程度仍是由“所有者”缺位所引发，当前，我国绝大多数国企仍然是国资一股独大、甚至是完全国资，这就必不可少地带来包括董事会治理、基础管理等层面的局限性；二是因为自2010年后我国投资拉动经济增长的模式，已经无法持续，与之相应的诸如基础设施、电力、运输等基础行业必然会“今不如昔”，而在国企中占据重要产业地位的恰恰是这些基础行业；三是因为面对近年来实体经济的日趋不振，此前包括财政补贴、银行信贷、土地征用等对国企的政策倾斜，也已无法持续，在经济下行之下，政策优惠对国企“长子”与民企“养子”间的差别对待，已不得不进行压缩。
规模过于庞大的国有企业，如果整体上效率低下，那么，可以想象，对国家将是不可估量的负担和损失，对国企的真正所有者、每个公民也不是福音。更何况，效率低下只是国企弊病在经营状况方面的集中反映，除此之外，由于政企不分，一些国有企业中还存在着贪腐高发、缺乏创新能力、薪酬制度不合理、激励机制不完善等错综复杂的矛盾和问题。例如，在人事制度方面，2014年，大庆油田对职工子女优先安排就业的现象，已经通过新闻进入了我们的视野。
部分国企对职工子女就业优先安排的现象，表明早在上世纪90年代就应彻底根绝的国企“子女接班”制度，至今仍是一盘打而不破的迷局，相关国企对此所给出的稳定老职工情绪、职工子女上手快等解释，其实也就是部分国企不愿真正打破“铁饭碗”的借口而已。
部分国企“子女接班”制度的打而不破，其背后起码隐含着两种可能：其一，相关国企可以挟垄断之优势地位，轻易获得巨额的垄断收益，故而没有人力资源市场化的压力；其二，相关国企迟迟不愿对“子女接班”制度动真格，有可能是部分国企高管慷国企之慨，为自己亲属的人事安排预埋伏笔。
上述两种可能，归根到底就是，在现行国企改革架构下，相关国企缺乏全面市场化的压力和动力。
回顾自2003年国资委成立后，虽然启动了包括聚焦主业、薪酬激励等市场化改革，但是，这对于部分能够轻易享有垄断收益的国企，其实很难形成必要的压力。因为即使其内部人事体制保守缺乏竞争力，依然能够取得较为不错的业绩。而在薪酬激励过高往往会导致社会舆论批评的背景下，部分国企高管明白“即使业绩再好也很难大幅加薪”，因而缺乏包括内部人事制度等进行深化改革的动力。
事实上，国有企业大规模的存在是没必要的。在我国，公有制的主体地位主要体现在控制力上。这就意味着，国有企业应当向具有战略性、关键性，关系国计民生和国家安全的领域集中布局，只要结构达到最优化，就能“四两拨千斤”，以最少的国有资本，发挥最大的作用。当前我国的国有企业在很多领域居于垄断地位，在竞争性领域，也不断攻城略地，逐利而动，其合理性是值得怀疑的。
面对国企经营效率的持续弱化，并已进入结构性下行拐点的现实，以及国企治理方面存在的诸多问题，尽管近年来国资委启动了产业重组、内部激励等改革手段，可是，与这些内部改革手段相比，股权改革才是国企改革的核心，在“所有者缺位”的制度阻碍无法消除之下，国企经营效率显然无法得到根本好转。
就当下而言，从技术层面讲，国资委作为国企的名义出资人和监管机构，有必要持续深化国企内部治理改革，并通过进一步推进主附分离、整体上市等，优化、提升国企技术层面的竞争力。
可是，与技术层面的深化改革相比，全面推进十八届三中全会所明确的“混合所有制”改革，显然更为重要、也更能治本。只有深化推进“混合所有制”改革，才能结构性扭转国企运营效率下降的趋势。当下，我们应尽快厘清竞争性国企与公益性国企的分辨，对竞争性国企可以更大幅度地放开股权混合比例，逐步形成社会资本、尤其是民资主导的格局，对公益性国企尽管仍需保持国资的相对控股地位，但也应对与市场直接衔接的产业环节（比如石油业的零售渠道），启动混合所有制改革。
反观民营企业，不难发现，虽然我国的民营企业长期处于被边缘化的位置，但由于其机制较为完善、灵活，近年来已经取得了很大的成就。事实上，改革开放三十年来，民营企业的崛起几乎是中国经济繁荣和活力最重要、最生动的体现。
2012年，新希望集团董事长刘永好在接受记者采访时用一句话生动地概括了民营企业在社会经济中的贡献，“约占全社会就业人口10%-20%的非公有制经济人士群体（包括企业高管），占用了30%-40%的各种资源，上缴了50%-60%的税收，提供了60%-70%的社会产品及服务，解决了新增就业的80%-90%，创造了非常了不起的业绩。”作为民营企业的代表人物，刘永好说这番话的时候，自然难掩自豪。
当然，与民营企业所取得成就相比，民营企业在中国的集体境遇也许更值得我们深思和反省。中国社科院工业经济研究所中小企业研究中心主任曾经一针见血地指出，“后天资源分配的严重失衡”是制约我国民营经济发展的“最大障碍”。既然当前我国的民营经济已经取得了很大成就，可以想象，如果没有这个“最大障碍”，民营经济的发展将会是另一番气象！
遗憾的是，一直以来，民营经济的发展都经受着资源和体制等方面的严重制约。无论是政策、资金，还是市场准入、人力资源，与国企相比，民营企业都处于劣势，现实中层出不穷的“玻璃门”、“弹簧门”等潜规则，都令民营企业创新和发展的空间越来越小。
政策方面。一是国家有意无意地向国有企业倾斜，二是在民营企业之中，大企业和中小企业待遇也截然不同。比如，2009年，在金融危机中，国家推出了拉动经济的4万亿刺激计划，财政的投入力度不可谓不大，但是真正投入到民企中的比重不够大，到民营中小企业中的比重就更是微乎其微了。政策直接导致的结果是，原本就受制于各种不合理约束的民营企业，在国际金融危机中的境况更是雪上加霜。
与之相反，对不少国有企业而言，由于追随国家扩大内需保持增长的政策，参与了4万亿计划中的重点项目建设，金融危机反而成了企业发展难得的良机。这与民营经济在国家经济中的贡献比重严重不符，从全局和根本上讲，这样结果也不利于中国经济的复苏。
资金方面。融资难、融资贵的问题，一直是加在民企身上的一张符咒。一方面，中国有太多实力单薄的中小微企业，每每因资金不足又无法通过正规渠道融资，或者融资成本太高，最终断送了发展的前途；而另一面，当国有大企业很容易地拿到银行贷款后，很多时候却因产能过剩，选择把资金存入银行。
国家曾强调支持民企发展，尤其是加强对小微企业的支持力度。但银行都是嫌贫爱富的，由于小微民企在信贷上的担保能力一般比较弱、信用记录也可能不完整等先天不足，银行出于规避风险的考虑，总是更愿意把大额资金贷给大型国企。融资平台有限，融资机制不健全，使得民企获得的信贷支持远远不能满足企业发展的需要，甚至屡屡因此陷入困境。
在市场准入方面。我国的电信、金融、石油、铁路等几大行业的优质资源都被大型央企直接垄断。我国法律没有禁止民间资本进入垄断行业，现在国家也提倡“非禁即入”，或者开列“负面清单”，但在事实上，由于隐形的“玻璃门”一直都存在，使得民企暂时还无法顺利进入这些行业。
人力资源方面。因为民企的规模普遍较国企小，实力有限，很难在人力资源方面进行太多投入。这使得民营企业中受过高层次教育、掌握较高能力和素质的人员所占的比重还比较小。人力资源的整体水平比较低，结构也不尽合理，在一定程度上制约了民营经济的发展。
世界上的任何事物都有两面性，国有企业和民营企业，各有优势，又各有劣势。
当前，国有企业和民营企业各有各的尴尬，一方面，国有企业享受着从政策到资金再到项目甚至行政垄断的全方位支持也难掩疲态；另一方面，充满经济活力和孕育着无数创新能力的民营企业却面临“巧妇难为无米之炊”的窘境。
我们发现，国企的尴尬，正是因为缺乏民企的活力；而民企的尴尬，则是因为无从享受和国企平等的待遇。道理很简单——国企和民企要发展，就不能“划江而治”。当前的国有企业改革，就是要通过混合所有制这种形式，让民营企业参与进来，在合作中实现互利共赢。
国有企业的劣势，我们已经在前面分析过了，与此同时，其优势也是明显的，比如设备技术较先进，规模较大、实力雄厚，人才集中度高，品牌信誉较好。国有企业的优势也就是民营企业的劣势。但是，民营企业也有自己的优势，比如敢于尝试，市场嗅觉更加灵敏，激励和约束更到位，决策效率更高。民营企业的这些优势也是国有企业的劣势。
当我们有了这种认识之后，就会发现，过去，由于历史原因，我们将国企和民企强分你我的做法太过简单。将国企和民企对立起来，指望任何一方独善其身的想法都是幼稚的，也是不可能实现的。分则两伤，合则两利，才是国企和民企存在和发展的逻辑。
实际上，国民融合，互利共赢已经是近年来的大势所趋。国有企业经过多年的公司制、股份制改革，到2012年，我国的上市公司已经囊括了央企资产总额的52.88%、净资产的68.05%。
中国人民大学教授、经济学家刘瑞说，“股份制的改革已经使得国企的身份模糊化，国企与民企交叉持股现象非常普遍，强调国企和民营之间的差别和冲突，实际上已经没有太大的意义。”
这些年来，民营企业等非公有制经济已经取得了很好的发展，并且在地位上，逐步从市场经济的重要补充上升为重要组成部分。与此同时，国有企业在国民经济中的布局也不断进行着调整。国务院国资委一再要求，央企要明确自身定位，严控非主业的投资。一些国企因不适应市场经济的要求而退出市场，还有一些从不具有竞争优势的领域退出重新布局，这就为民营企业提供了发展空间。
清华大学国情研究院院长胡鞍钢就指出，“中国巨大的经济总量和无限多样的市场需求，为公有、非公经济提供了广阔的发展空间和合作领域。”可以说，中国之所以能够成为第二大经济体，正是因为突破了单一的所有制结构，正是因为进行了较大力度的国有企业改革，并推动了一些产业领域对民营企业的开放准入。
我国经济的所有制改革，有着一条非常清晰的政策脉络：党的十四大确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目标，十五大提出并确立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应是“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十六大强调“两个毫不动摇”和“一个统一”，十七大提出“坚持平等保护物权，形成各种所有制经济平等竞争、相互促进新格局”。
由此不难得出结论，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通过了全面深化改革的重大决定，提出积极发展混合所有制经济，是顺理成章的，也是及时的。《决定》明确指出，“国有资本、集体资本、非公有资本等交叉持股、相互融合的混合所有制经济，是基本经济制度的重要实现形式，有利于国有资本放大功能、保值增值、提高竞争力，有利于各种所有制资本取长补短、相互促进、共同发展。”
当前，国有资本和民营资本已经成为一个整体，你中有我、我中有你，谁也离不开谁，国家提出对国有企业进行混合所有制改革，是站在经济全局的高度，审时度势做出的正确选择。发展混合所有制经济，进一步将国有资本与民营资本有机地融合，能够取长补短，把国企和民企各自的优势结合起来，最终使两种所有制的活力都得到充分释放，实现双赢。
本文摘自《混合所有制的逻辑》
经济新常态下，混合所有制改革动了谁的“奶酪 ”？国企改革20年未竟之路将走向何方？民营企业因 何欢喜又担忧？国有企业如何重新激发活力？ 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混合所有制改革以来，关注 和议论不少，深入和全面的研究却不多。宋文阁、刘 福东编著的这本《混合所有制的逻辑(新常态下的国 企改革和民企机遇)》在回顾国企改革艰辛历程、总 结国内外经验教训的基础上，全面深刻解读混合所有 制的内涵特征和实践路径，在当前的历史性机遇下， 从操作层面给出国企与民企借势升级的指导意见，为 中国经济全面深化改革贡献智慧与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