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世纪的小说家常热衷于详细描述当时存在的收入和财富分层，此外，他们还经常以非常具体和细腻的笔触描绘当时人们的生活方式以及什么样的收入水平对应着什么样的日常生活。有时候这种写法也会有对悬殊贫富差距进行辩护的意味，字里行间透露出来的意思就是，如果没有这样的贫富差距，那么社会上就无法形成这样少数精英阶层来讨论超越日常柴米油盐的事情：极端的不公平几乎是文明的条件。
大部分崇尚精英主义的人都认为巨额薪水差距是正当的，因为由薪水造成的贫富差距据说要比由继承财富造成的差距更具合理性。从拿破仑时代到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法国曾有一批数量很小但薪资很高的高级公务员群体（收入是当时平均水平的50～100倍），这些人最低也是政府部长级别。这种情况总是被认可的，包括拿破仑本人也认为这种情况合理，因为拿破仑本人也是科西嘉贵族后裔，当时认为最聪明能干的人所获的薪水应该能够让他们过上与最富裕的遗产继承者相当的生活（这与伏脱冷所说的完全相反）。正如阿道夫·梯也尔于1831年在法国下议院中的发言所指出的：“行政长官应与所管辖范围内荣誉公民享有同等地位。”1881年，法国经济学家保罗·利莱-博利厄（Paul Leroy-Beaulieu）解释说，如果政府只是去提高最低工资水平，那么政府就存在错位行为。他积极为当时的公务员辩护，当时大部分公务员的年收入在“15000～20000法郎之间”；这位法国经济学家认为“普通人可能认为这样的工资很高了”，但其实“根本不足以维持优雅的生活方式，也不足以留存任何积蓄”。
这种对精英阶层的辩护也出现在最富裕社会的讨论中，这才是最令人忧心的，在精英社会中，奥斯汀所描绘的需求和尊严根本不用考虑。近年来，在美国我们可以听到类似的对高级管理人员那种惊人收入的辩护（至少是平均收入的50～100倍）。支持这些高薪的人说，如果没有这样高的薪水，那么社会上的真正财富就会落到继承者的手里，因为会造成不公平。因此按他们的说法，每年给高管支付的上百万甚至上亿薪酬最终是为了实现社会公正。这样的论调容易为将来贫富差距的拉大和恶化铺平道路。未来的世界可能会糅合了过去世界的两大弊端：一方面存在巨大的由继承财富造成的不公，另一方面又存在以能力和效率为理由的因薪酬造成的巨大贫富差距（其实这种说法并无道理）。
在此也值得强调的是，不仅那些身处财富榜顶端的人笃信精英主义论点，认为现代社会中所存在的不公平是合理的，许多身处中间位置的人也认同这种观点，这就造成了底层社会和中层社会的看法差异。20世纪80年代，米歇尔·拉蒙特对美国和法国数百位“高级中产阶级”人士进行了深度访谈，采访对象不仅有生活在纽约和巴黎等国际大都市的人，也有在印第安纳波利斯和立克莱蒙费朗等小城市的居民。她问了访谈对象的职业、社会角色以及社会地位认知以及他们与其他社会团体和阶层的区别等。她的研究发现，无论是在美国还是法国，那些“教育良好的精英”总是首先强调自身的能力和道德品质，他们通常用到的形容词包括活力、毅力、勤奋、努力等等（此外也有宽容、善良等）。奥斯汀和巴尔扎克小说中的人物从来不会觉得有必要去和自己的仆人对比个人品性（当然仆人在小说中都是默默无闻的）。
小型食利者组成的社会
世事轮回，继承财富在当今世界又在崛起，尤其是在2010年以来的法国。根据我的估计，对那些出生在1970年之后的人而言，继承财富将占其一生财富资源（包括来自继承和劳动）的1/4。因此如果看总额，继承财富对现代人的重要性已经不亚于对19世纪出生的人群。在此应当指出，如果最后的情况发展为低增长以及高资本净回报率，那么继承财富可能会在21世纪出生的人的财富资源中占1/3甚至高达四成。
但继承财富总量与过去持平并不意味着继承财富就能发挥相同的社会作用。如前所述，财富的集中度现在大大降低（财富榜上排名前1%人群的财富在1910～1920年间占社会总财富的60%，但在此后的百年间该集中度下降了约2/3，目前只占全部财富的20%多一点），而且随着“承袭中产阶级”的兴起，当今大规模财产的数量也要远远小于19世纪。
此外，如今的文学小说中，社会阶层之间的不平等通常都表现为因工作、薪酬以及技能不同而产生的收入差距。从前以财富层次划分的社会变成了按劳动和人力资本分层的社会。例如，许多最近热播的美国电视剧中的男女主人公要么拥有高知要么技能超群，例如善于治疗疑难杂症（《豪斯医生》）、解决神秘罪案（《识骨寻踪》）或干脆领导美国（《白宫风云》），这是很惊人的现象。编剧显然认为，剧中必须要有几位博士，最好还有诺贝尔奖获得者。在观看这些电视剧时，观众可以察觉到这些电视剧是在给“正当的不公正”背书，即因精英阶层的才能、教育和社会作用所产生的不平等是合理的。诚然最近还是有些电视剧描绘了那种更加令人不安的不公平，就是基于巨额财富的不公平。电视剧《裂痕》中就上演了一批冷漠的企业经营者，他们骗取了工人数百万美元的财富，他们的妻子变得更加自私自利，一面闹离婚，一面不舍得放弃现金以及带游泳池的住宅。在第三季中，受到麦道夫案例的启发，编剧们描绘了某位金融人士入狱后，他的子嗣是如何疯狂争夺其父亲留在安提瓜的财产，由此来继续维持纸醉金迷的生活。在电视剧《黑金家族》中，我们看到生活腐化的年轻继承者们无才无德，终日无耻挥霍继承来的财产。这些当然是极端例子，但当代电视剧中那些依靠祖上遗产过活的角色或多或少都偏向负面，哪怕电视编剧没有公开谴责，而依靠继承遗产生活在奥斯汀和巴尔扎克年代则被认为是完全正常的，甚至大部分人都会从心底里觉得这是必要的。
这种对不公平的观念转变是有一定道理的，但其中也牵涉到若干误解。首先，当今教育所发挥的作用显然要超过19世纪。（在当今世界，几乎人人都有相应的文凭和技能，如果没有则几乎寸步难行：人人都在努力学得某种技能，即便那些有望获得丰厚遗产的继承者也是如此，特别是当继承年龄在逐渐往后推时。）但这不意味着社会朝着精英治理的方向迈进，不意味着劳动在国民收入中的比重在提升（如前所述，劳动在国民收入中的比例并未有任何实质提升），也不意味着每个人都有平等的机会获得各种技能。实际上，培训教育方面的不平等只是往高层教育方向推移了，另外也没有证据表明教育的普及真正有效增加了代际之间的社会流动性。然而无论如何，人力资本的转移总是要比金融资本或房地产的转移要复杂（因为至少继承者需要付出某些努力才能完成人力资本的转移），这种状况于是就让人们普遍相信，遗产财富宣告终结，社会变得公平，但可惜这种普遍的认知是偏颇的。
主要的误解在于：首先，继承并未终结，继承财富的分布产生了变化，但这是另外的问题。在当今法国社会，超额财产数量相比19世纪确实减少了，现在3000万欧元资产甚至500万或1000万欧元资产都少见。但由于继承财富的总额已经恢复到此前19世纪的高位，因此数额比较大的遗产数量大大增加，例如那些20万、50万、100万甚至200万欧元的遗产。这样的遗产数额虽然不至于大到可以让继承者完全放弃职业而选择随心所欲的生活，但归根到底还是相当客观的数目，毕竟许多人毕生劳碌也不见得能挣到那么多钱。换言之，我们的社会从数量稀少的庞大食利者变成了数量众多的小型食利者，即由小型食利者组成的社会。
食利者：民主之敌
其次，继承资本的分布在21世纪很可能会变得像19世纪那样悬殊。如前面章节所述，目前并无必然力量阻止财富高度集中的重新出现，假设因为各国税率竞争等因素引发增长放缓而资本回报率高企，那么财富集中很可能会回到与欧洲美好年代时类似的程度。如果这种局面发生，那么这将引发剧烈的政治动荡。民主社会的根基在于崇尚奋斗的世界观，或至少是通过奋斗而实现价值的信念，即社会普遍认为，财富不均等应由能力和努力程度决定而不是遗产和租金。这种信念和希望在现代社会中发挥着重要作用，原因很简单：在民主体制中，尽管公民的生活条件有着巨大差别，但全体公民都享有平等的权利，因此要想克服这对矛盾，那么社会的不公平就必须是由理性和普世真理造成，而不是由不可抗拒的偶然性造成。因此不公平性必须符合正义，而且对人人有用，至少从道理上说是如此，在现实中则尽量做到。1893年，法国社会学家埃米尔·杜尔凯姆预测，如果继承财富依然存在，那么现代民主社会必然不可持久。他认为，最终财产私有权将彻底终结，由此民主社会才得以延续。
概言之,贫富差距的根本动因就是本书从头至尾都在强调的，资本回报率高于经济增长率导致的不平等。这种不平等机制与市场竞争不充分没有关系，因而也不会因为市场变得更加自由或竞争变得更加充分而消失。因此认为完全自由竞争会让继承财富消失并让世界形成精英治理的公序良俗的想法属于危险幻想。全民公投以及无财产门槛的投票权的形成使得富人不再拥有法律上的特权，但这并未消除形成食利者社会的经济力量。
继承财富的回归：欧洲还是全球现象？
那么在法国看到的继承财富的回归是否在其他国家也是如此呢？鉴于数据的局限，现在很难对此问题给出精确答案。显然法国在财产数据方面的丰富和全面是其他国家所难以比肩的，但至少有若干结论应该是成立的。首先，来自德国和英国等其他欧洲国家的不完整数据也反映了20世纪继承财富的U形曲线，这与法国的变动趋势是吻合的，由此证明在法国看到的情况在欧洲其他地方也同样存在。
特别是在德国，尽管只有在有限的年份才有相关的数据，但现有的估测表明，德国继承财富在1941～1945年间的暴跌可能较法国更为剧烈，继承财富在德国国民收入中的比重从1910年的16%下降到了1960年的2%。此后继承财富额就开始持续快速上升，在1980～990年间存在明显的加速上行，并在2000～2010年间达到了国民收入的11%～12%。这比法国的水平低（法国在2010年时继承财富额在国民收入中的比重是15%），但由于德国在1950～1960年间的起点较低，因此继承财富在德国社会中的反弹实际上更加猛烈。此外，目前德法两国的遗产继承额差异完全是因为两国不同的资本/收入比（即β值，见本书第二部分论述）。如果德国私人财富总额也上升到法国的水平，那么两国的继承财富额就会相当（假设其他条件不变）。在此也应指出，德国继承财富回升较快主要是馈赠额的迅速上涨，这与法国的情况相似。根据德国官方数据，在1970～1980年，登记在册的馈赠额每年约占继承财富总额的10%～20%，但此后该比例就一直上涨并在2000～2010年达到60%的水平。最后，1910年德国继承财富额较小也主要受到了莱茵河以北人口数量快速增长的影响（即m效应）。同理，由于当前德国人口总量停滞，因此德国继承财富额很可能会在未来几十年里超过法国。像意大利和西班牙等总人口减少以及出生率下降的欧洲其他国家也会出现类似的情况，只是当前没有可靠的历史数据对意大利和西班牙两国的情况展开具体分析。
在20世纪初，英国的情况和法国也很相似：两国的遗产继承额都占国民收入的20%～25%。但英国在两次世界大战之后并未出现法国和德国那样继承财富大幅萎缩的状况，这可能是因为英国的私人财富存量并未像德法两国那样受到剧烈破坏（β效应），财富积累也没有出现严重倒退（μ效应）。英国的年度遗产和馈赠额占国民收入比例从1950～1960年的8%下降到了1970～1980年的6%。尽管从1980年开始，英国的继承财富额也出现了回升，但其势头并不像在法国或德国那样明显：根据现有数据，在2000～2010年，英国继承财富额占国民收入比重仅略超8%。
这其中可能存在若干解释。首先，英国继承财富额较低可能是因为很大一部分财富都是以养老基金的形式存在的，因此这些财富不会转给后人。这当然只能部分解释英国的状况，因为英国养老基金额只有全部私人财富存量的15%～20%。此外，现世财富和可代际转移财富之间也未必完全是替代关系：从逻辑上讲，这两类财富应该是可以相加的，因此如果某国对养老基金的依赖度较高，那么该国的私营财富存量也会相应较大，而其中就会有相当部分的财富投资于其他国家。
英国继承财富额较低的另外一种解释是，英国人对储蓄以及家族馈赠和遗产有着不同的心态。在分析这个解释之前，必须要强调英国在2000～2010年间继承财富额较低的现象完全可用英国礼物馈赠较少的事实来解释，因为自1970～1980年以来，英国的馈赠额一直占继承财富总额的10%左右，而在法国和德国，这一比例达到了60%～80%。即便考虑到记录礼物馈赠行为的难度以及各国不同的做法，英国和欧陆国家的差距似乎也大到令人有些难以置信，因此不能排除英国礼物馈赠存在低估的状况，至少不能完全排除。那么按照现有的数据，很遗憾我们无法断定，英国继承财富回升势头较温和的现象到底是反映了行为差异（即英国人赚钱更喜欢自己花，而法国和德国人更喜欢留给子孙）还是统计误差。（如果英国的礼物馈赠/继承财富总额的比例与法国和德国相同，那么英国在2000～2010年的继承财富额应该是国民收入的15%，与法国相当。）
美国的继承财富数据更有问题。美国在1916年开始推行联邦遗产税，但只有很少部分的遗产交了联邦税（大约不足2%），而大部分财产赠与也没有报税的要求，因此从这个税种的历史数据上并不能看出真实情况。但遗憾的是，也无法找到其他数据来补充。国家统计部门所做的遗产和赠与调查总是存在严重的低估。这使得我们的知识存在严重的缺失，而大部分基于调查数据的研究也就不值一提。即便在法国，主动申报的赠与和遗产也仅仅占财税数据所反映的一半而已（财税数据还只是实际继承财富额的下限，因为人寿保险等情况是不含在财税数据中的）。显然，那些接受统计调查的个人常常会遗忘自己实际接受的遗产和赠与，此外也会采用“最合适”的方法来说明其财富历史来源（这本身也反映出现代社会对继承财富的看法）。在许多国家，包括在美国，可惜没有相应的可靠财税数据来比照调查数据。当然也没有任何理由可以认为，在法国统计调查的低估状况就一定比美国好，因为至少法国公众对继承财富的态度与美国公众同样负面。
总而言之，由于美国的数据十分不可靠，因此很难精确研究美国继承财富的历史变迁。如果一定要估算20世纪继承财富在美国的变迁（当然美国的数据基础没有那么完整），我们会发现继承财富在美国的变化也存在U形曲线，只不过没有那样明显。美国继承财富占国民收入比重在20世纪和21世纪初都要低于法国（美国在1950～1970年也存在低点）。主要原因在于美国的相对快速人口增长，这导致资本/收入比（β效应）较低以及财富向高龄集中的趋势相对温和（m和μ效应）。当然这种差距不应被夸大：继承财富在美国社会也有着重要作用。毕竟美欧之间的差异并不是由所谓的既定文化差异造成的，而主要是由于人口结构和人口增速的差异造成的。假如某天美国的人口增速像某些长期预测那样出现下降，那么美国的继承财富额也有可能向欧洲那样出现明显上升。
对于贫穷和新兴市场国家，可惜现在缺乏可靠的历史数据对其继承财富和变迁进行分析。但如果这些国家的人口增长和经济增长放缓，预计在21世纪就会出现这种状况，那么与低增长发达国家的情况类似，继承财富的重要性在大部分发展中国家也将大大提升，这一点应该是可以推断的。在那些出现人口总量下降的国家，继承财富的重要性很可能会上升到前所未有的程度。但必须记住，这是一个相当长的历史过程。鉴于目前像中国这样的高速经济增长，继承财富额可能在未来若干年内都会相对保持低位。对于现在的中国劳动年龄人口，他们的收入正以每年5%～10%的速度增长，因此大部分社会财富将是来自现有人口的积累，而不是来自祖上的遗产，因为祖辈的财产可能极其有限。继承财富在全球范围的卷土重来将是21世纪的重要特征，但在未来几十年内受影响程度最深的可能还是欧洲以及受影响程度略轻的美国。
本文摘自《21世纪资本论》
《二十一世纪资本论》对自18世纪工业革命至今的财富分配数据进行分析，认为不加制约的资本主义导致了财富不平等的加剧，自由市场经济并不能完全解决财富分配不平等的问题。皮克迪建议通过民主制度制约资本主义，这样才能有效降低财富不平等现象。
皮克迪在中，对过去300年来的工资财富做了详尽探究，并列出有关多国的大量收入分配数据，旨在证明近几十年来，不平等现象已经扩大，很快会变得更加严重。在可以观察到的300来年左右的数据中，投资回报平均维持在每年4%–5%，而GDP平均每年增长1%–2%。5%的投资回报意味着每14年财富就能翻番，而2%的经济增长意味着财富翻番要35年。在一百年的时间里，有资本的人的财富翻了7番，是开始的128倍，而整体经济规模只会比100年前大8倍。虽然有资本和没有资本的人都变得更加富有，但是贫富差距变得非常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