资本所有者不用劳动就可以获得国民收入的一个可观份额，资本收益率通常在每年4%～5%。在所有文明中，这一事实都会激起激烈的而且常常是愤怒的抵制，此外还有各种政治反应。禁止高利贷是最常见的政治反应之一，在大多数宗教传统中，包括基督教和伊斯兰教，我们都可以发现这种或那种形式。希腊哲学家对利息的意见摇摆不定。由于时间之流永不停息，利息原则上可以永无止境地增加财富。亚里士多德特别指出，无限的财富是危险的，而他也注意到“利息”一词在希腊语（tocos）中本意是“子女”。在他看来，钱不应该“生”出更多的钱。在一个低增长甚至零增长的世界，人口和产出世世代代几乎保持不变，“无穷无尽”显得尤其危险。
不幸的是，禁止利息的企图常常不合逻辑。剥夺有息贷款的合法性，其效果通常是限制了某种类型的投资和某种类型的商业或金融活动，政治和宗教当局认为相较于其他这些类型的合法性和价值较小。然而，他们并不普遍质疑资本收益的合法性。在欧洲农业社会时期，基督教当局从未质疑过地租的合法性，因为他们自身从中获益，他们赖以维持社会秩序的集团也从中获益。当时社会禁止高利贷最好视作一种社会控制方式：某些类型的资本比其他资本更难控制，因此也更令人不安。资本可以给其所有者带来收入，这一基本原则毫无疑义，所有者也无需证明其合理性。当时的思想颇为警惕无限的积累。来自资本的收入应该用到有益的方面，例如资助慈善行为，当然不能投入商业或金融冒险，这可能会导致疏离真实信仰。土地资本在这方面非常令人放心，因为它只是日复一日年复一年地自我繁殖。结果，整个社会和宗教秩序也显得不可改变。地租在成为民主的死敌之前，长期被视为社会和谐的源泉，至少对获得者而言是这样。
由卡尔·马克思和其他社会主义著述者在19世纪所建议、20世纪在苏联和其他地方付诸实施的资本问题的解决方案，要远为激进，如果不谈别的，逻辑上也更加一致。通过废除生产资料的私人所有制，包括土地和建筑，以及工业、金融和商业资本（除了很少的小地块和小合作社），苏联实验同时消除了所有资本的私人回报。禁止高利贷变得更为一般化：剥削率（在马克思那里代表被资本家占用的产出份额）因而降到零，连同私人回报率也降到零。伴随资本的零回报，人（或工人）终于挣脱了连在财富积累枷锁上的锁链。不平等的 r > g无非是不好的回忆，尤其因为共产主义宣扬其对增长和技术进步的影响。对这些沉湎于极权主义实验的人而言不幸的是，私人产权和市场经济不单单服务于确保资本对除了劳动力外一无所有者的统治。它们在协调亿万个体的行动方面也扮演着有用的角色，没有它们不会如此容易。苏联式中央计划导致的人类灾难非常清楚地说明了这一点。
历史视角下的资本税
对于私人资本及其回报的永恒问题，资本税将是较少暴力且更为有效的回答。在依赖私人产权和竞争力量的同时，对私人财富征收累进税将以普遍利益的名义重新控制资本主义。每种类型的资本都将以相同的方式征税，没有先验的歧视，和这一原则相一致：即，在决定投资什么上面，投资者一般比政府处于更有利的位置。如果需要，巨额财富的累进幅度可以非常大，不过这是法治政府的民主辩论问题。对不平等的 r > g，以及对资本回报作为初始股本规模之函数的不平等，资本税是最适当的反应。
在这种形式下，资本税是一种新的思路，是明确为21世纪全球化世袭资本主义所设计的。诚然，土地形式的资本从史前时期就被征税了。但是财产通常以非常低的统一税率征税。财产税的主要目的是通过要求财产登记来保障产权，而不是重新分配财富。英国、美国和法国的革命都遵从这一逻辑：他们设立的税收制度决非旨在减少财富不平等。在法国大革命期间，累进税的想法是被激烈争论的话题，但是最终累进原则被抛弃了。不仅如此，从建议的税率相当低这个意义上说，当时最勇敢的税收提议今天看起来都相当温和。
累进税革命不得不等待20世纪和两次世界大战之间这一时期。它在混乱中出现，并且主要以累进所得税和累进遗产税的形式到来。不可否认，有些国家（最引人注目的是德国和瑞典）早在19世纪末期或20世纪早期就建立了年度累进资本税。但是美国、英国和法国（直到20世纪80年代）没有转移到这个方向。而且，在确实对资本征税的国家，税率也相对较低，无疑是因为这些税收设计的背景和现在非常不同。
这些税收也受困于基本技术缺陷：它们不是基于课税对象资产的市场价值，这每年可以修订，而是基于不经常修订的税务机构的价值评估。这些评估价值最终丧失了与市场价值的联系，很快使得税收失去价值。随着1914～1945年间的通胀冲击，同样的缺陷破坏了法国和许多其他国家的财产税。如此的设计缺陷对累进资本税可能是致命的：每个税收等级的临界值多少依赖于比较随意的因素，比如在指定的城镇或地区最后一次财产评估的日期。1960年以后，对这种随意性税收的挑战变得越来越普遍，尤其是在不动产和股票价格快速上升的时期。法庭也常常介入（就是否违反平等税收原则进行裁决）。德国和瑞典在1990～2012年间废除了年度资本税。这主要是由于其设计陈旧（回到了19世纪），而不是对税收竞争的反应。
法国目前的财富税（impôt de solidarité sur la fortune, 或 ISF）某种程度上更加现代：它基于各种资产的市场价值，每年重新估值。这是因为该税的设立相对较近：20世纪80年代引入，当时通货膨胀，尤其是资产价格，已不能忽视。在经济政策上与其他发达国家保持不一致或许有好处：在某些情况下，这会让一个国家领先于其时代。尽管法国的“团结财富税”（ISF）基于市场价值，在这方面它和理想资本税类似，然而在其他方面它与理想税制非常不同。前已述及，它因大量豁免而漏洞百出，并且是基于自我申报财产持有的做法。2012年，意大利引入一个相当奇怪的财富税，它显示了目前背景下单个国家自己可以做什么的界限。西班牙的情况也很有趣。西班牙的财富税就像现在已经不存在的瑞典和德国版本，是基于多少有些随意的不动产和其他资产的评估。该税的征收在2008～2010年暂停，然后在2011～2012年严重的预算危机中恢复，但是其结构并未修改。类似的紧张气氛几乎无所不在：虽然鉴于政府不断增长的需要资本税看起来符合逻辑（当大额财富增长且收入停滞，政府不可能对这样诱人的财源视而不见，无论哪个政党当权），但是在单个国家内合理设计这样的税种非常困难。
总结一下：资本税是一个新想法，需要适应于21世纪的全球化世袭资本主义。税收设计者必须考虑何种税收安排是合适的，应税资产的价值该如何评估，以及关于资产所有者的信息应该如何被银行自动提供和在国际范围内共享，以便税务机构不需要依赖纳税人自我申报财产持有情况。
非正统的管理形式：保护主义和资本管制
资本税没有替代者吗？不，有其他方法管理21世纪的世袭资本主义，有些已经在世界的不同部分进行尝试了。然而，这些非正统的管理形式不如资本税令人满意，而且有时候其制造的问题比解决的还要多。如前所述，政府收回经济和财政主权最简单的方法是诉诸保护主义和资本管制。保护主义有时是保护一国经济中相对不发达部门的有用方法（直到国内企业做好了面对国际竞争的准备）。它也是反对不遵守规则（金融透明度、健康标准和人权，等等）国家的有用的武器，对一个国家而言，排除使用的潜在可能性是愚蠢的。不过，保护主义，当大规模长时期使用时，其自身并非繁荣的源泉和财富制造者。历史经验表明，选择这条路的国家，承诺使其民众的生活方式得到显著改善，可能会遭遇巨大的失望。此外，保护主义对阻止不平等的 r > g或财富积累到越来越少的人手中无能为力。
资本管制是另一个问题。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大多数富裕国家提倡完全和绝对的资本流动自由化，没有控制，也没有各国间关于资产所有情况的信息分享。诸如经合组织、世界银行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之类的世界组织，以经济科学最新发展的名义来推销同一套措施。但是，这一运动本质上是由民主选举政府推动的，反映了特殊历史时刻的主导思想，苏联解体和对资本主义自动调节市场的无限信心是这一时期的标志。自2008年金融危机以来，这种方式是否明智遭遇严重质疑，富国很可能将增加资源在未来数十年进行资本控制。从1998年亚洲金融危机之后开始，发展中世界已经展示了其道路，那次危机让很多国家包括印度尼西亚、巴西和俄罗斯相信，国际社会指示的政策和“休克疗法”并不总是明智的，是时候设定自己的道路了。那次危机也鼓励一些国家积累额外的外汇储备。这可能不是对全球经济不稳定的最佳反应，但是它有如下优势：单个国家在不丧失主权的情况下即可应付经济冲击。
中国资本管制的秘密
认识到这一点很重要，一些国家经常实施资本管制，不为完全解除资本流动和经常账户管制的大潮所动。中国是一个值得关注的例子，其货币从来都不可自由兑换（但是，将来有一天可能会，当中国确信积累了足够的储备可以埋葬任何对赌人民币的投机者）。中国也严格控制进入的资本（没有政府批准，不能投资或购买中国的大公司，其批准通常除非外国投资者满足于占有少数股权）和流出的资本（没有政府同意，资产不能转移出中国）。资本流出问题目前在中国非常敏感，是中国资本管制模型的核心。这就引出一个非常简单的问题：中国的百万富翁和亿万富翁，他们的名字越来越多地出现在全球财富排行榜中，是不是他们财富的真正所有者？比如，如果他们愿意，他们能不能把钱转出中国？虽然这个问题的答案笼罩着神秘的面纱，但是毫无疑问，中国的产权概念和欧美是不同的。它依赖于一套复杂且不断演变的权利和责任。举个例子，一个取得中国电信20%股份的中国巨富，想要带着家人移居瑞士，同时继续保留他的股份并收取数百万欧元的股息。相较于一个俄罗斯寡头，他这样做很可能会非常困难。这一判断基于这样的事实，经常有大量资金离开俄罗斯去可疑的目的地。这在中国从未见到，至少到目前为止是如此。无可否认，在俄罗斯寡头们必须小心翼翼不得罪总统，因为总统可以送他们进监狱。但是，如果能够避开这个麻烦，他们显然可以依靠来自开发俄罗斯自然资源的财富过得很好。在中国这似乎控制得更严格。上述问题可能是众多原因之一。该结论很可能经不起更细致的考察。
我不是要为中国的资本管制制度辩护，它极端不透明很可能也不稳定。不过，资本管制是管理和遏制财富不平等动态的一种方法。此外，中国有比俄罗斯更加累进的所得税（俄罗斯在20世纪90年代采取统一税，像许多前苏联集团的国家），尽管它仍然不够累进。所得税带来的收入投入教育、医疗和基础设施，其规模远大于其他发展中国家，比如印度，中国显然已经将其远远抛在后面。如果中国愿意，尤其是如果其精英阶层同意，允许民主透明和法治政府与现代税收制度相结合（并不是确定的事），那么中国显然足够大，来实施我此前讨论的累进所得税和资本税。在某些方面，中国比欧洲更有能力迎接这些挑战，因为欧洲必须应付政治分裂和税收竞争的特殊紧张局面，这可能会在未来某个时间到来。
无论如何，如果欧洲国家不能一起协调和有效地管理资本，单个国家很可能实施自己的控制和国家偏好。（实际上，这已经开始了，有时伴随着对国家捍卫者和国内股东的不合理推广，这常常基于虚幻的前提，即他们比国外股东更容易控制。）在这方面，中国拥有明显的优势将很难被击败。资本税是资本控制的自由形式，能更好地适应欧洲的相对优势。
本文摘自《21世纪资本论》
《二十一世纪资本论》对自18世纪工业革命至今的财富分配数据进行分析，认为不加制约的资本主义导致了财富不平等的加剧，自由市场经济并不能完全解决财富分配不平等的问题。皮克迪建议通过民主制度制约资本主义，这样才能有效降低财富不平等现象。
皮克迪在中，对过去300年来的工资财富做了详尽探究，并列出有关多国的大量收入分配数据，旨在证明近几十年来，不平等现象已经扩大，很快会变得更加严重。在可以观察到的300来年左右的数据中，投资回报平均维持在每年4%–5%，而GDP平均每年增长1%–2%。5%的投资回报意味着每14年财富就能翻番，而2%的经济增长意味着财富翻番要35年。在一百年的时间里，有资本的人的财富翻了7番，是开始的128倍，而整体经济规模只会比100年前大8倍。虽然有资本和没有资本的人都变得更加富有，但是贫富差距变得非常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