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权财富基金在近些年来有了长足发展，尤其是石油出口国家的主权财富基金。但令人遗憾的是，目前有关主权财富基金投资策略和回报情况的公开数据并不充分。挪威的主权财富基金在2013年的资产规模超过7000亿欧元（是美国所有高校基金会总额的两倍不止），其财务报告是全球所有主权财富基金中最详细透明的。其投资策略，至少在开始的时候，比美国大学基金会还保守。这也不难理解，因为毕竟主权财富基金是在公众的严格监督下（或许挪威人民不像哈佛大学那样喜欢把大量资金投到对冲基金和非上市公司股权中），因此其投资回报也没有那么高。最近该基金的管理者获得授权，可以将更多的资金用于另类投资（尤其是国际房地产），因此该基金的未来回报有望提升。不过请注意，该基金的管理成本不到其资产规模的0.1%（哈佛大学是0.3%），但由于挪威财富基金的规模是哈佛基金会的20倍，因此从绝对数字上看，该基金也足以支付专业的投资建议。此外我们也了解到，在1970～2010年，挪威政府把石油产业60%的收入都投入了该基金，另外的40%则用于政府开支。挪威当局并未详细说明，该基金的长期目标是什么，也没有说明从何时开始该国公民会消耗该主权财富基金及其投资回报的部分或全部资金。或许他们自己也不知道：这取决于挪威的石油储量变化、每桶石油价格的变化以及该基金在未来几十年的投资回报状况。
主权财富基金：资本与政治
如果我们看看其他国家的主权财富基金，尤其是中东国家的基金，那么令人遗憾的是，这些国家的主权财富基金透明度要与挪威相差许多。其财务报告往往言之不详。因此我们几乎不可能去彻底了解其投资策略，而投资回报状况充其量也就提点几句，此外各年度之间的数据也往往不可比较。掌管着全球最大主权财富基金的阿布扎比投资局（Abu Dhabi Investment Authority，其基金规模与挪威主权财富基金相近）在最近发布的报告中称，1990～2010年间其基金的年均真实回报率高于7%，而在1980～2010年间为8%。考虑到美国高校基金会的投资业绩，这样的数字完全是有可能的，但由于该机构没有提供详细的年度信息，因此也很难对其做出进一步分析。
不同的主权财富基金显然采取了不同的投资策略，这或许与这些基金对待公众的不同态度以及对全球政治形势的不同看法有关。阿布扎比经常称其基金获得了高额回报，但沙特阿拉伯的主权财富基金却十分低调，尽管其规模在石油出口国家中仅次于阿布扎比和挪威而高于科威特、卡塔尔和俄罗斯。波斯湾沿岸的石油小国往往国民数量稀少，因此其主权财富基金报告的潜在阅读对象是国际金融投资界。而沙特主权财富基金的报告则更加沉稳并提供了从石油储量到国际收支和政府预算的情况，显然这样的报告是要给沙特阿拉伯王国的全体公民看的，沙特在2010年的人口总量是2000万人，尽管与中东地区大国相比不算太多（伊朗8000万人口、埃及8500万、伊拉克3500万），但却要远远多于那些袖珍的海湾国家。这还不是唯一差别：沙特基金的投资似乎更加保守。据官方文件披露的信息，沙特主权财富基金的投资回报率不会超过2%～3%，因为大部分资金都投向了美国国债。沙特的财务报告中并没有足够的信息来让外界推断其投资组合变化，但其提供的信息却要比阿联酋详细许多，而且在某些要点方面，这些报告中的数据似乎是正确的。
那么为什么明明可以在别处获得更高的收益，但沙特阿拉伯却选择美国国债作为主要投资对象？这尤其值得发问，因为美国高校的基金会从几十年前就开始慢慢停止投资于美国的国债了，而选择了在全球范围搜寻更好的投资机会，大量投资于对冲基金、非上市企业股权以及基于大宗商品的衍生交易品。诚然，美国国债是动荡世界中最安全的投资港湾，或许沙特阿拉伯的公众对于另类投资毫无兴趣。但与此同时也必须考虑这种选择背后的政治和军事考量：尽管这从来没有公开说破，但如果沙特阿拉伯是在通过这种方式给为其提供军事保护的美国提供低息贷款，这在逻辑上似乎也并无不通之处。据我所知，无人试图对这样的“投资”计算其具体回报，但无疑回报是相当可观的。如果美国和其西方盟友没有在1991年将伊拉克军队赶出科威特，那么接下来伊拉克就可能会威胁沙特阿拉伯的油田，那么就有可能让伊朗等其他国家也跳出来参与本地区石油资源的重新分配。如此全球资本分布就会立刻变成经济、政治和军事的全面争衡。在殖民时代就曾有过这样的景象，当时英法为首的帝国稍有龃龉就会忙不及推出大炮来保护本国的投资。显然，在21世纪也同样存在这样或明或暗的争斗，只是在充满紧张气氛的全球政治图景中，现在人们难以提前预测冲突会在哪里爆发。
主权财富基金会拥有全世界吗？
那么在接下来的几十年，主权财富基金的规模会膨胀到什么程度？根据目前的估测（当然这些估测十分粗糙），2013年全球主权财富基金的总规模是5.3万亿美元，其中3.2万亿美元属于石油出口国家（除上面提到的国家和地区外，还有迪拜、利比亚、哈萨克斯坦、阿尔及利亚、伊朗、阿塞拜疆、文莱、阿曼等国家），其余的2.1万亿美元则属于非石油出口国和地区（主要是中国内地和香港、新加坡和其他小型主权财富基金等）。为方便理解主权财富基金的规模，这与《福布斯》财富榜上所有亿万富翁的财富总额相当（2013年约为5.4万亿美元）。换言之，亿万富豪如今拥有全世界财富总额的1.5%，主权财富基金也拥有全球财富的1.5%。或许这是值得庆幸的消息，至少现在还有97%的全球财富不被超级富豪和主权财富基金所掌控。按照我对亿万富翁未来财富的推算方法，同样大家也可推算主权财富基金的未来变化。按现有的推算，这两者还不至于很快就成为世界财富的主宰，在21世纪下半叶，其在全球财富中的比重也就在10%～20%，因此我们似乎还不用担心按月给卡塔尔酋长（或挪威纳税人）支付租金的日子。但如果我们完全忽略，那就会犯下严重错误。首先，现在我们没有理由高枕无忧，因为我们的下一代和孙辈可能会被迫交租金，而我们不应该等到这种局面出现时再去临时想办法。其次由于全球资本的很大一部分是非流动的（包括房地产以及不可在金融市场交易的商业资本），因此主权财富基金所拥有的流动资本（亿万富翁所拥有的流动资本相对少一些）实际上要比数字所显示的高，这些是可以用来收购破产公司、买下足球俱乐部或在政府无力时出面重振某衰落社区的“活”资金。事实上，来自石油出口国家的投资活动在法国等发达国家日趋活跃，而正如前所述，法国等国又恰好是对资本重新崛起最缺乏心理准备的国家。
最后一点，主权财富基金与亿万富豪的关键区别在于，主权财富基金或至少是石油出口国家的主权财富基金不仅会将投资所得用于再投资，而且还会接受来自石油销售的源源不断的投入。尽管这些新增流量究竟能有多少还充满着不确定性，这是因为地下到底有多少石油、石油需求如何以及每桶石油的价格等都属于未知信息。但可以料想的是，来自石油销售的投入会远远超过现有资产的投资回报。来自自然资源开采的租金，即自然资源销售所得与开发成本之间的差距，自21世纪头10年中开始约占全球GDP的5%（其中半数都是石油租金，而其余的则主要来自天然气、煤炭、矿藏和木材），这与20世纪最后10年的2%以及70年代初期的1%有了明显提升。根据某些预测模型的测算，石油价格将从目前100美元一桶（21世纪初约为25美元一桶）上涨到2020～2030年的200美元一桶。如果每年都有相当比例的石油资源租金流入主权财富基金，那么到2030～2040年，全球主权财富基金将占全球资本总额的10%～20%甚至更高。现在没有任何经济规律说这种情况不会发生。一切都取决于供求状况，即新的石油储备或其他新能源是否被发现，以及人们对无石油生活的适应速度。不管如何，石油出口国家的主权财富基金必然会继续增长，其在全球资产中的比重到2030～2040年时将比现在的比重高出至少两三倍，这是相当规模的增长。
如果这样的局面发生，那么西方国家会越来越难接受这样的观点，即本国资产越来越被来自石油出口国家的主权财富基金掌控，迟早这会引发政治上的应对措施，例如限制主权财富基金对房地产以及实业和金融资产的购买，甚至部分或全部将主权财富基金挡在门外。这样的应对措施在政治上缺乏谋略，也在经济上缺乏效用，但这毕竟是各国政府所能采取的行动，哪怕是小国政府也完全可以这样做。请注意，即便是石油出口国家本身也开始减少对外投资，希望把更多的资金留在国内，因此石油出口国家正在大兴土木建造博物馆、高级酒店、大学甚至滑雪场，这些建设项目规模如此之大，完全不考虑经济或财务上的合理性。或许这种行为反映了这样的意识，即与其投资国外而让外国政府将来没收资产，还不如肥水不流外人田。当然现在并无保证说这样的过程会始终维持和平方式：当涉及本国资产被他国拥有时，没有人能预知公众的心理和政治底线到底会在哪里。
中国会买下全世界吗？
非石油出口国家的主权财富基金则略有不同。为何一个没有特殊自然资源的国家会决定去买下另外一个国家？其中的一种可能性当然是新殖民主义思想，像是欧洲殖民主义时代那种纯粹对大国实力的渴求。但如今的状况已经不同，现在欧洲国家拥有了技术上的优势可保证它们的支配地位。中国和其他非石油产出新兴市场国家正在迅速发展，当然证据都表明，一旦这些国家追赶上了发达国家的生产效率以及生活水平，那么其高速发展也自然会走到尽头。知识和生产技术的传播起到了基础性的平等化作用：一旦当后发展国家追赶上了发达国家，那么这些国家也就不会再高速发展。
假设当国际平等化过程接近尾声时，储蓄率将会稳定在国民收入10%的水平。在这种情况下，全球各地的资本积累都会呈现出相似的状况。世界资本积累的很大一部分当然会发生在亚洲，尤其是在中国，这将与该地区在未来全球产出中的比重相配。但根据核心情境的假设，世界各大洲的资本/收入比都会趋同，因此各地区都不会产生储蓄和投资的严重不平衡。非洲可能是唯一的例外，因为21世纪非洲的资本/收入比会低于其他各洲（尤其是非洲的追赶速度较慢，其人口结构转变也延后了）。如果资本可以自由流动，那么我们会看到来自其他国家对非洲源源不断的投资，尤其是来自中国和其他亚洲国家。鉴于上述原因，这可能会导致严重的紧张对立，而现在已经可以看到某些紧张苗头。
当然也有可能出现较核心情境远为不平衡的状况。但无论如何，财富差距扩大的力量在主权财富基金方面并不表现得那样明显，因为主权财富基金的增长完全来自意外收获，而与其受益人群的需求不成比例（尤其是当主权财富基金所在国的国民数量较少时）。这会导致永无止境的积累，资本回报率高于经济增长率代表的不平等转化成了全球资本分布中永远的差距扩大。总而言之，石油租金或许能让石油生产国买下全世界（或世界大部分）并依靠所积累资本的租金自我延续。
中国、印度和其他新兴市场国家的情况则不同。这些国家人口众多，国内人口的需求（无论是消费还是投资）还远未满足。当然我们可以想象，中国的储蓄率会继续大大高于欧洲和美国的储蓄率：例如中国可能会采取累积制的养老金体系而不是现收现付制，这在增速放缓的情况下是极有吸引力的（如果人口负增长，那么这样的选择将更有吸引力）。例如，如果中国在2100年之前都会把国民收入的20%转换成储蓄，而欧美的同期储蓄率只有10%，那么到了21世纪末，新旧世界的许多资产都会被庞大的中国养老基金掌控。这虽然在逻辑上能说通，但这种可能性并不大，因为首先中国工人和中国社会整体肯定更希望（当然是有理由的）依靠公共养老体系维持退休后生活（如同欧美那样），第二个原因正如上面对石油出口国家和其主权财富基金论述时提到的政治考量，中国的养老基金也会受此影响。
无论如何，现在不用担心由于中国（或石油出口国的主权财富基金）逐渐买下发达国家而造成国际财富分化，最大的危险还是在于国内寡头的崛起，即越来越多的发达国家资产将集中在国内富豪手里，甚至更进一步，包括中国和石油出口国在内的国家的资产也会越来越被掌握在亿万富翁和百万富翁手里。如前所述，这样的过程其实已经开始。随着全球经济增速的放缓以及各国对资本的竞争加剧，那么现在有理由认为，未来几十年的资本回报率将远远高于经济增长率。如果再考虑初始财富越大回报就越高的效应，随着全球金融市场的发展，这种分化现象可能会被进一步强化，那么显然，排名在前1%或前0.1%的超级富豪的财富就会越来越多，与普罗大众的差距也会越拉越大。当然现在很难判断说，这种寡头垄断究竟会发展多快，但似乎寡头垄断的风险要远远高于国际垄断。
需要强调指出的是，目前对“中国将要买下全世界”的担忧纯属杞人忧天。发达国家的富裕程度实际上远远超过公众的想象。如今欧洲家庭拥有的房地产和金融资产在减去负债之后依然高达70万亿欧元。而中国所有主权财富基金的资产再加上其中央银行的外汇储备目前也就是3万亿欧元，不及欧洲家庭净资产总额的1/20。因此发展中国家根本无力买下发达国家，发展中国家必须经过长时间的发展才有可能做类似的举动，但这应该是至少几十年后的事情。
那么为何发达国家公众会有这样的担忧，会担心自己的国家财富落入他国之手？至少这样的情绪不是完全空穴来风吧？首要原因是那种怪罪外国人来解释国内矛盾的普遍情绪。例如许多法国人都认为，来自外国的购买者推高了巴黎的房价。但如果真正分析巴黎购房者的结构，我们就会发现外国购房客（或外国居民）对房价上涨的贡献度充其量不过3%。换言之，如今巴黎房价居高不下97%的原因都是由于法国本国居民造成，因为现在有数量足够多的法国居民有购买房产的能力。
在我看来，这种被剥夺感还可能是因为在发达国家中，财富高度集中于富人之手（因此对于大多数人来说，资本仅仅是抽象概念），而超级富豪逃离本国的过程也已开始上演。对于大部分生活在发达国家的居民而言，尤其是欧洲居民，他们很难接受欧洲家庭财富其实是中国家庭财富的20倍，这是因为欧洲财富主要是私人所有，而政府无权调用这些私人财富来行使公共职能，例如援助希腊，而中国此前却完全可以提出这样的援助设想。但欧洲私人财富非常真实，如果欧盟真的决定要好好动用这笔财富，那也会有办法。但问题在于，单一欧洲国家政府很难单独对资本实施监管或对资本收入课税。今天在发达国家居民那种弥漫的被剥夺感也可能是民主主权的弱化造成。这在欧洲表现得尤为明显，欧洲各国都在为了吸引资本而相互竞争，这就强化了整个财富分化过程。外国资产头寸的迅猛增加（即每个国家都越来越多持有邻国的资产，如第5章所述）也是整个财富分化过程的一部分，这也加深了欧洲居民的无助感。
寡头垄断的概率要远远大于国际垄断，此外寡头垄断也更加难以对付，因为这需要各国政府高度合作，而现在各国政府却在忙着相互竞争。财富的流转也使得国籍的概念淡化，因为最富有的人总是可以转移资产甚至变更国籍，由此切断与其母国的所有联系。只有在相对宏观层面协力推行应对政策，这种困境才有望解决。
本文摘自《21世纪资本论》
《二十一世纪资本论》对自18世纪工业革命至今的财富分配数据进行分析，认为不加制约的资本主义导致了财富不平等的加剧，自由市场经济并不能完全解决财富分配不平等的问题。皮克迪建议通过民主制度制约资本主义，这样才能有效降低财富不平等现象。
皮克迪在中，对过去300年来的工资财富做了详尽探究，并列出有关多国的大量收入分配数据，旨在证明近几十年来，不平等现象已经扩大，很快会变得更加严重。在可以观察到的300来年左右的数据中，投资回报平均维持在每年4%–5%，而GDP平均每年增长1%–2%。5%的投资回报意味着每14年财富就能翻番，而2%的经济增长意味着财富翻番要35年。在一百年的时间里，有资本的人的财富翻了7番，是开始的128倍，而整体经济规模只会比100年前大8倍。虽然有资本和没有资本的人都变得更加富有，但是贫富差距变得非常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