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当今世界，资本的重要性与18世纪相比并未有重大变化，只不过资本形式发生了变化：资本的主要表现形式从以前的土地变成了如今的工业资产、金融资产和房地产。财富集中程度也依然很高，只是不再像百年之前那样极端。人口中最贫穷的一半依然一无所有，只不过现在有了世代相传的中产阶级，其财富占了全部财富的1/4至1/3，如今最富裕的10%人口占有了全部财富的2/3，而不是此前的90%。
在所有社会中，财富积累途径有二：通过工作或继承遗产。那么在最富的1%或10%人群中，他们的财富又是来自哪个途径呢？这是必须解答的关键问题。
财富集中于老年人，越老越有钱
正如《人间喜剧》中伏脱冷对拉斯蒂涅说的那样：通过勤奋工作和努力学习未必能过上舒适高贵的生活，唯一现实的途径是迎娶维多利小姐以获得其继承的遗产。
在19世纪的法国，年度继承额大约是国民收入的20-25%，在19世纪末时该比例有小幅抬升，这反映出几乎所有的存量资本都来源于遗产继承。因此在19世纪的小说中遗产继承总是热门话题，这显然不仅仅是因为债台高筑的巴尔扎克们对遗产继承问题有特殊癖好。这是因为遗产继承在19世纪法国社会中是属于核心议题，其重要程度与经济活动和社会运行不相上下。此外遗产继承的重要性并未随时时间的推移而削弱。恰恰相反，在1900-1910年间，遗产继承的规模反而较伏脱冷、拉斯蒂涅和伏盖公寓所处的1820年代变得更高（从国民收入20%上升到了25%）。
随后在1910-1950期间，继承额对国民收入的比例出现了大幅下降，但从1950年开始该数据又持续回升并在八十年代有明显的加速上涨。该数值在20世纪有较大的上下波动。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前，每年遗产和馈赠额对国民收入的比例相对稳定（大致稳定，尤其是与随后的波动相比），但在1910-1950年间却跌到了最高水平的1/5到1/6（最低时继承额仅占国民收入的4-5%），但在1950-2010年间又上涨了三四倍（回复到占国民收入15%的水平）。
1914-1945年间继承额的萎缩程度几乎是私人财富缩水的两倍，因此遗产减少并不完全是由整体财富缩水所引起（尽管两者之间存在明显的关系）。从公众舆论看，民众普遍认为遗产盛行的年代已经结束，这种看法显然要超过认为资本主义宣告终结的观点。1950-1960年期间，遗产和馈赠额在国民收入中仅占若干百分点，因此人们自然认为遗产效应几乎消失，因而尽管资本整体重要程度较过去有所下降，但现在财富几乎都是个人通过这辈子的勤俭奋斗而积攒下来的。在这种条件下成长起了几代人（尽管有时人们普遍理解的并不完全是真实情况），尤其是那些出生在四十年代末和五十年代初的所谓婴儿潮一代，他们当中许多人今天依然健在，这批人自然会认为通过当世勤劳而不是靠祖先庇荫致富已经是“新常态”。
与此相对，当今世界由“七零后”“八零后”组成的年轻群体却有不同感受，他们感受到（或多或少）遗产继承的重要性将会重新在他们的生活或者亲朋好友的生活中凸显。以房产为例，对于这部分群体而言，来自父母的赠予将在很大程度上影响是否能拥有属于自己的住房、在什么年纪住上自己的房子以及房子的位置面积如何，至少与上一代人相比，来自父母的赠予对当前年轻一代人来说更加重要。遗产继承对年轻一代的生活、职业以及个人和家庭选择的影响要远远超过对婴儿潮一代人的影响。遗产继承的重新崛起目前尚未完成，这场变迁才刚至中途（2000-2010年遗产继承额对国民收入比例水平处在五十年代低位和1900-1910年高位的中间）。迄今为止，与此前那次变化相比，遗产继承重要性提升并未对民众看法造成深刻影响，民众思维还停留在“今生奋斗才决定财富”的状态。但经过接下来几十年的发展，情况将会发生很大变化。
从理论上来说，随着时间的推移，继承财富重要性会下降，因为财富的重要性在下降（或更精确而言，非人力资本的财富重要程度在下降，即那些可拥、可在市场上交换并可根据现行物权法完全转移给后代的财富）。当前没有强烈的逻辑理由来说明为何这种乐观看法一无是处。这也是贯穿全部现代人力资本理论的看法（包括加里·贝克的著述），即便这种乐观看法并不能外化成公式。然而现实情况的发展却并非如此，或至少没有像有些人所想象的那样：土地资本变成和金融和工业资本和房地产，但资本的重要性依然无损，当前资本/收入比似乎正在恢复到一战前欧洲“美好时代”以及此前的历史最高水平。
基于某些技术原因，如今资本依然对生产起着核心作用，在社会生活中资本也居于支配地位。在生产开始之前，就必须有资本投入来购买设备和办公地以及支付原料以及各类服务开销，当然还有房租。毋庸置疑，人类技能和能力在过去有了长足的发展，但非人力资本的重要性也在按相同比例增长。因此缺乏任何先验理由去认定，继承财富会逐渐消失。
第二个可以解释遗产继承自然终结的因素是寿命延长，因为随着寿命延长，死亡率得以降低，而等待继承所需的时间延长（减少了遗产规模）。暂时不考虑各年龄阶段的人口规模：尽管在各年龄序列的人口数量变化十分重要，但只要我们不认为地球人口从长期看不会无限膨胀或萎缩，那么这归根到底是过渡期现象。在此我要用相当长的角度去分析问题，并假设人口各年龄序列的规模是稳定的。那么人均寿命延长将会对继承财富的重要性产生多大影响？诚然，寿命越长，死亡率就会出现结构性下降。在法国，本世纪的人均寿命将达到80至85岁，承认死亡率将会稳定在1.5%以下的水平，这与19世纪人均寿命只有60多岁而死亡率高达2.2%时的情况相比有了很大改善。平均死亡年龄的延长也必然导致遗产继承者在继承遗产时平均年龄的上升。在19世纪，遗产继承者在接受遗产时的平均年龄只有30岁；但在本世纪，这一平均年龄将会是50岁左右。
那么如果说人类平均死亡和遗产继承时间都向后延伸，这是否意味着继承财富的重要性在减弱？答案是：未必。这是因为在世的人之间的相互馈赠日益重要，部分抵消了老龄化效应，此外也可能是因为尽管继承期向后推，但所继承的财产额也在增加，因为在老龄化社会，财富会随着年龄增长。换言之，死亡率的下降趋势，尽管从长远看不可避免，但该效应也会因年长者相对财富的增加而有所抵消，因此继承财富量依然不会有多大变化或至少不会像某些人想象的那样急剧下滑。法国所发生的情况就完全如此：逝者离世时平均财富与在世者平均财富的比值μ在1950-1960年后明显上升，这种缓慢发生的财富集中于年长者的情况充分解释为何近几十年来继承财富的重要性会再度凸显。
总之，遗产继承在老龄化社会中会延后，但财富也会随着年纪增长而增加，后者会抵消掉前者的效应。从这个意义上说，假如所有人都不死，那么全部的遗产继承就会消失，但假如只是某社会的平均死亡年龄较高，那么情况就会截然不同。人均寿命延长意味着生命重要时点的全部后移：人们的学习时间变长、参加工作时点后移、继承遗产时间后移、退休年龄后推、直至死亡年龄的后移。然而，遗产对于工作所得的重要性却未必会发生变化，至少不会像人们有时想当然地认为那样。诚然，遗产继承的时间点后移，这意味着人们相比过去更必须要有自身的职业发展。但这又被遗产数额增大或馈赠数额增大的效应所抵消。不论如何，遗产重要性的变化是微乎其微的，而不像人们有时所想象的如文明变迁般剧烈。
战争后的财富复兴
在1914-1945年间，由于资本和资本所有者多次受到冲击，这样的自我维系机制崩塌。二次世界大战的结果之一就是造成了重新创造财富的热潮。数据显示，1940-1950年间出现了迄今为止仅此一次的财富现象，即逝者离世时的平均财富要低于在世者的平均财富。1912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的前夜，八十岁群体的财富是五十岁群体财富的2.5倍。1931年，高出的幅度只有50%。 而到了1947年，五十岁年龄段的财富反而比八十岁年龄段的平均财富高出40%。更令老者寒心的是，当年四十岁群体的财富都超过八十岁群体了。这是所有旧有规律都开始失效的年代。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的几年内，财富的年龄段分布忽然出现了钟形曲线，而处于顶点的正是五十岁群体，这与“莫迪利亚尼三角”十分接近，只不过在现实状况中，大部分老人的财富并未趋近于零。这与19世纪的状况形成鲜明对照，当时财富就是随着年龄的增长而线性增加。
这种明显的财富再造的解释其实很简单。所有财富都在1914-1945年间承受了多次冲击，包括房产毁灭、恶性通胀、企业破产以及强制征用等等，因此资本/收入比就出现了迅速下降。如果粗略看，那么有人可能会猜想，所有的财富都承受了相同程度的破坏，因此各年龄段财富分布还是不变。但事实上，那些在战乱中无所失去的年轻群体反而在战后迅速崛起，而不像上了年纪那样的人难以东山再起。假如有商人在1940年时是60岁，他的财产在随后的轰炸、强征和破产中消失殆尽，那么他将很难再白手起家。他或许会活到七八十岁，在五六十年代死去，留给子孙的财产极其有限。但与此相反，假如某人在1940年时才30岁，同样也在战火中失去了一切财产（可能本来就没多少），那么当战争结束后，他还有充分的时间来重新积累财富，因此在五十年代，当他到了四十几岁时，他的财富可能要超过第一个例子中说的那个七十岁的老者。战争让一切归零或接近于零，这必然会产生财富再造的热潮。因此从这个意义上说，两次世界大战确实是在20世纪将所有旧世界的瓜葛一笔勾销，由此也造成了人类终于克服了资本主义的错觉。
这也用来解释为何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的几十年里，遗产继承额会变得如此之低：那些本应在1950-1960年继承遗产的人并未见到多少遗产，因为其父母一辈没有时间来重整河山，其父母在去世时留下的财产相当稀少。
具体而言，这也可以解释为什么遗产继承额的下跌要超过财富本身的缩水，实际上遗产继承额的跌幅是整体财富跌幅的两倍。但最为关键的是，这样的局面并没有维持太久。“重建资本主义”本身就是过渡阶段，而不是代表人们所想象的结构性变化。在1950-1960年间，随着资本的重新积累以及资本/收入比β值的重新抬升，财富又开始朝着高年龄阶段集中，由此衡量死者平均财富与生者平均财富比值的μ又开始上升。财富的增长与财富向高年龄段集中几乎同步，因此就为遗产继承重要性的强势回归奠定了基础。到1960年，1947年景象就已经成为历史：六十岁和七十岁年龄段的财富超过了五十岁群体。八十岁年龄段的转机则出现在八十年代。在1990-2000年间，各年龄段的财富分布愈发陡峭。2010年时，八十岁年龄段人的财富币50岁年龄段要超出30%。如果把生前的馈赠也计算到各年龄段的财富分布，那么2000-2010年的分布图将更为陡峭，基本与1900-1910年的状态接近，即七八十岁年龄段的财富是五十岁年龄段群体的两倍，只不过现在的死亡年龄要大大延后，这更使得 μ值变高。
遗产继承额将在21世纪如何演变？
鉴于遗产继承额在近几十年的快速增长，那么自然有人会问，这种快速增长是否会继续下去。
21世纪的遗产继承状况取决于许多因素，包括经济、人口以及政治因素，而历史证明这些因素往往会有规模宏大但难以预测的变化。不难想象，在其他不同情境假设中，结局也会不同：比如说人口或经济增长的明显加速（这种情况发生可能性较小）或针对私人财富和遗产的公共政策有了显著调整（这种情况倒是很有可能发生）。
然而，最有可能发生的情况, 2010-2100年间的储蓄行为应该与过去相差不大。尽管个人行为千差万别，但我们发现储蓄率与收入和初始财富呈正相关关系，但不同年龄段之间的储蓄行为差别却不大：笼而统之来说，无论年龄如何，人们的储蓄率都很相似。按照财富生命周期理论，年长者会在最后的岁月大量消耗储蓄，但这种现象在现实中似乎并未发生，而无论平均寿命会增加多少。这种现象背后的重要原因之一就是家族财富传承的动机（没有人希望在去世的时候真的一无所有，即便是在老龄化的社会中），其他原因还包括纯粹的储蓄偏好以及安全感之需，财富不仅意味着特权和实力，也能让人安心。财富的高度集中（即处于金字塔顶端的群体总是能占有全部财富的50-60%以上，即便是在各年龄段内也是如此）是解释所有这些现象的关键，但莫迪利亚尼的理论完全忽略了财富的集中。自1950-1960年以来财富分布又重新出现王朝集中式的趋势，这可解释年长者消耗储蓄行为的缺失（大部分的财富都属于那些不用售卖资产也可以维持现有生活水平的人），因此高遗产的状况得以继续，而新的均衡也得以传承，由此，具有社会积极意义的贫富流动就变得有限。
最核心的结论是，在给定的储蓄结构条件下，随着资本回报率提高和经济增长率下降，财富积累过程会逐渐加速并变得更加不公平。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三十年的高速经济增长解释了为何μ值（逝者离世时的平均财富与在世者财富之比）在1950-1970年间增长相对缓慢。反过来说，缓慢的经济增长也解释了八十年代以来财富逐渐向年长者集中以及继承遗产的重新崛起。从直觉上判断，当增长率较高时，例如工资每年5%的速度增长，那么这将有利于年轻人积累财富并与年长者在财富拥有量上竞争。但如果工资增速下降到了1-2%的低水平，那么年长者势必会将现有的大部分资产抓在手里，其财富也会按资本回报率的速度增长。[ 如果把进入养老金和医疗保险的国民收入扣除，那么工资增速可能还要低。]这个简单但重要的过程充分揭示了 μ 比值的变动以及年度遗产继承额。
暂不考虑不确定性因素，如此精准的模型自然会让人想到，这些模拟也可用来推断未来。从理论上看，在存在大量储蓄行为情况下，如果增长率低于资本回报率，那么μ值的增加可完全平衡死亡率m的下降，因此最终 μ × m的结果是不受平均寿命的影响的，这完全是由代际年龄差决定的。那么最核心的结果就是，如果增长率是1%，那么跟零增长率也没有大的区别：因为无论如何，认为老龄化人口会将储蓄花完然后导致遗产财富消亡的这种想当然的结论是错误的。在老龄化社会中，遗产继承者在继承时的平均年龄会拉大，但其继承的财富量却在增加（至少对于那些有所继承的人而言），因此遗产继承对财富的重要性依然保持。
本文摘自《21世纪资本论》
《二十一世纪资本论》对自18世纪工业革命至今的财富分配数据进行分析，认为不加制约的资本主义导致了财富不平等的加剧，自由市场经济并不能完全解决财富分配不平等的问题。皮克迪建议通过民主制度制约资本主义，这样才能有效降低财富不平等现象。
皮克迪在中，对过去300年来的工资财富做了详尽探究，并列出有关多国的大量收入分配数据，旨在证明近几十年来，不平等现象已经扩大，很快会变得更加严重。在可以观察到的300来年左右的数据中，投资回报平均维持在每年4%–5%，而GDP平均每年增长1%–2%。5%的投资回报意味着每14年财富就能翻番，而2%的经济增长意味着财富翻番要35年。在一百年的时间里，有资本的人的财富翻了7番，是开始的128倍，而整体经济规模只会比100年前大8倍。虽然有资本和没有资本的人都变得更加富有，但是贫富差距变得非常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