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论如何，有关富人财富是否应得的讨论没有最终答案，因此当前迫切需要超越这种无效讨论。没有人会否认，社会发展需要创业、发明和创新。在欧洲“美好年代”就有许多发明，例如汽车、电影、电力等，今天也一样。但问题在于，创业本身并不能让所有的贫富差距都合理化，无论差距是多么极端。以r>g代表的不平等以及由于初始财富造成的资本收益差距将会导致资本的过度和持续集中：无论初始的财富差距是否合理，财富会自我生长并自我膨胀，会超越一切合理界限以及社会效用角度上的任何合理解释。
因此，创业者会变成食利者，不仅是在代际交接过程中，在同一代人中也会出现，尤其是当人均寿命不断延长的今天：一个在40岁时充满了创意的企业家不一定会保持这种状态到90岁，而他的子孙也不一定会像他那样具有创业才能。但财富却留了下来，在某些情况下甚至出现了20年里翻一番的情况，比尔·盖茨和利利亚纳·贝当古均是如此。
这就是为何要在全球世界范围对大额财富每年征收累进财富税的原因。这是通过民主手段控制财富爆炸性自我膨胀的唯一途径，与此同时又可继续保持社会上的创业活力和国际经济开放程度。在第四部分中，我们将详细讨论这一政策建议及其局限性。
实施这种财税措施也是超越“财富道德关系”无效讨论的良方。每笔财富的存在都有其合理性，但同时又可能有些过度。赤裸裸的财富窃取是罕见的，当然也很少有财富是完全合理的。累进财富税的好处在于可以用灵活、统一和透明的方法来应对不同财富状况，同时让巨额财富置于民主控制之下，现在其实许多财富都已经如此。
常见的情况是，有关全球巨额财富的讨论往往容易导向对具体某个人能力或品行的判断，这些判断往往带有脸谱化的专断特征。例如现在的全球首富、黎巴嫩裔的墨西哥地产和电信大亨卡洛斯·斯利姆，他就经常被西方媒体形容为靠政府庇佑下（暗指腐败）的垄断租金才积累了巨额财富，而比尔·盖茨则被塑造成白手起家的企业家榜样。有时人们甚至会有这样的错误印象，好像是盖茨本人发明了全部的计算机和微处理器。如果他对生产力发展以及对全球福利的贡献能获得相应的酬劳，那么他的财富应该是现在的10倍（幸运的是，自从他退休之后，实际上地球上的好人从他的“积极外部性”受益良多）。毫无疑问，这种对盖茨的顶礼膜拜反映了现代民主社会要将贫富差距合理化的不可遏制的需求，对盖茨的膜拜仅仅是这种需求的副产品。老实说，我不知道卡洛斯·斯利姆和比尔·盖茨究竟是如何发家致富的，所以我不能妄加评论其道德与否。然而在我看来，盖茨实际上也在通过对操作系统的实质垄断获利（其他许多高科技创业者，从电信到“脸谱网”也在通过垄断租金获取暴利）。此外我还认为，盖茨的贡献也要依靠成千上万的工程师和科学家在电子和计算机领域的基础性研究工作，如果没有这些人所做的铺垫，盖茨的创新也就无从而生。但可惜这些默默无闻的研究人员并未将其每项工作都申请专利。总之，在没有对事实进行基本审查之前就迫不及待地将卡洛斯和盖茨置于正邪两端，这是极为不合理的做法。
对于在盖茨之前，曾在1987~1994年居《福布斯》排行榜榜首的日本人堤义明（Yoshiaka Tsutsumi）和森代吉郎（Taikichiro Mori），西方公众大约已经想不起他们的名字。或许人们普遍认为，日本人的财富主要是拜地产和股市泡沫所赐，其产业仅仅是在当时存在于东方“日出之地”，另外有人则认为日本财富只不过是通过不择手段的亚洲方式积累起来的浮财。但实际上，日本在1950~1990年的增长是迄今为止人类历史上最出彩的经济发展故事，其伟大程度要超过美国在1990~2010年的增长，日本企业家在整个过程中当然也发挥了积极作用。
因此与其给富豪编一个道德排名（这种做法常常最终沦为唱西式赞歌的举动），不如去理解财富动态变化背后的普遍规律，即只讲财富而不讲个人，并由此思考相应可以普遍适用而不用考虑其具体国籍的监管措施，尤其是财税监管。在法国，当印度钢铁大亨拉克希米·米塔尔在2006年收购阿赛洛钢铁集团（当时是世界上第二大钢铁公司）时，法国媒体对这位印度大亨表示出了极大的敌意。2012年秋天，法国媒体再一次对米塔尔爆发出敌意，当时米塔尔被指责未对弗洛朗热的钢铁厂进行充分投资。在印度，几乎人人都认为法国人对米塔尔的攻击属于种族歧视，或至少有歧视有色人种的因素在里面。那么谁又能完全否认印度人的怀疑呢？诚然，米塔尔的方法简单粗暴，而其本人的生活方式奢靡无度。几乎所有的法国媒体都在盯着他的伦敦奢华房产不放，“他的伦敦豪宅价格是弗洛朗热工厂投资额的3倍”。与此同时，法国公众对巴黎市郊塞纳河畔讷伊镇上的豪奢住所就没有那么仇恨，这些豪宅属于像阿诺·拉加代尔这样的法国本土富豪，这位家族财富继承者也没有突出的才华、德行或社会贡献，但当时法国政府却决定斥资10亿欧元从其手中购买全球航空业巨头欧洲宇航防务集团的股份。
再举一个例子，这个例子更加极端。2012年2月，法国某法庭下令从一座豪宅没收了200多立方米的财物（包括豪车和古画等），这套位于福熙大道的豪宅属于赤道几内亚独裁者之子奥多林·奥比昂（Teodorin Obiang）。法院认定，奥比昂在赤道几内亚森林砍伐公司持有的股份来历不明（这也是他绝大多数财富的来源），这家公司相当于是在盗窃属于赤道几内亚人民的森林资源。这个案例颇有启发意义，因为这显示出“私有财产神圣不可侵犯”并不是没有条件的。此外这也证明，如果有人真的想要追查，那么在技术上也完全能做到去追索奥多林·奥比昂的财富，尽管他设置了各类空壳公司来转移其资产。那么人们自然会想，通过类似的方法也可找到其他人在伦敦和巴黎等地隐匿的资产，无论是俄罗斯的金融寡头还是卡塔尔的石油富豪，这些人归根到底也都是通过售卖自然资源积累的财富。或许他们对石油、天然气以及铝矿资源的占有不像奥比昂掠夺森林资源那样赤裸裸；或许如果攫取资源的行为是发生在最贫困的国家，那么司法部门就有了更迫切的理由采取行动，而如果发生在富庶国家，那么紧迫性可能没那么强。但读者也可以认为这些不同案例没有本质区别，而是属于同一性质，即如果财富所有者是非西方人士，那么财富往往就会显得更加可疑。无论如何，法院无法解决每项来历不明的收入或不合理的财富的问题。应对这样的问题，更加理性和更系统化的手段应该是对资本征税。
广义来说，资本的回报通常含有真正创业劳动（经济发展完全不可或缺的动力）、纯粹运气（在正确的时间以合理价格购买了升值潜力很大的资产）以及恶意盗窃的因素，这些都融合在一起难以分割。财富积累是受更多因素影响的结果，其任意性要远远超过继承财富的任意性。资本回报从本质上讲就具有波动性和不确定性，资本可以产生收益（也会产生亏损），这些损益可能动辄就相当于几十年的工资收入。在财富排行榜的顶端，这种效应会更加极端。资本总是如此无情。在阿列克谢·托尔斯泰的小说《芙蓉》（1926年）中，作者就描述了资本主义的残暴与恐怖。1917年，圣彼得堡的会计西蒙·诺左洛夫袭击了好心收留他的古董商并抢了一笔财富，这位古董商的致富秘诀就是用超低价格从那些在革命中流亡的贵族手里购买古董。诺左洛夫把抢来的钱投资在朋友开的莫斯科地下赌场里，在短短半年时间内将自己的财富扩大为原来的10倍。诺左洛夫是卑鄙无耻的小人，他深信财富和德行之间毫无关系：有时财产来源于偷窃，随后资本的收益会轻易将最初的罪恶洗白。
本文摘自《21世纪资本论》
《二十一世纪资本论》对自18世纪工业革命至今的财富分配数据进行分析，认为不加制约的资本主义导致了财富不平等的加剧，自由市场经济并不能完全解决财富分配不平等的问题。皮克迪建议通过民主制度制约资本主义，这样才能有效降低财富不平等现象。
皮克迪在中，对过去300年来的工资财富做了详尽探究，并列出有关多国的大量收入分配数据，旨在证明近几十年来，不平等现象已经扩大，很快会变得更加严重。在可以观察到的300来年左右的数据中，投资回报平均维持在每年4%–5%，而GDP平均每年增长1%–2%。5%的投资回报意味着每14年财富就能翻番，而2%的经济增长意味着财富翻番要35年。在一百年的时间里，有资本的人的财富翻了7番，是开始的128倍，而整体经济规模只会比100年前大8倍。虽然有资本和没有资本的人都变得更加富有，但是贫富差距变得非常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