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看病贵，看病难”
“有什么别有病”，人们最惧怕的就是生病，因为生病不但伤身也“伤钱”。
卫生部门统计，2008年个人支付费用所占比例呈上涨趋势，卫生总费用中，个人支出由1978年的20.4%上升到2007年的45.2%。 2005年第三次全国卫生服务调查数据显示，我国有48.9%的群众有病不去就诊，29.6%应住院而不去住院。 2011年，我国医院门诊病人次均医药费用为179.8元，住院病人人均医药费用6632.2元。一次住院费接近城镇居民年人均收入的三分之一，相当于农民一年的人均纯收入。
我们不但看病贵，看病也难。当然，你去农村的赤脚医生、社区医院或等级不够高的医院看病时，看病并不难。在知名度较高的大医院尤其是三甲医院则是人满为患，专家号更是一票难求，彻夜排队挂号的现象也屡见不鲜。
人们一直满腹疑虑，为什么看病这么贵？
看病贵，缘由之一就是医院收费高。为什么“救死扶伤”的医院也开始铜臭味十足，因为医院也要“养家糊口”。据全国政协委员、中华医学会秘书长吴明江提供的数据称，中国公立医院有名无实，国家投入只占10%，其余90%则需要医院自筹。医院的医生也是凡夫俗子，衣食住行样样都需求，为了医生的生存与福利，医院难免要考虑生财之道。一旦头上悬着“挣钱”这把利剑，再人道的医院也得考虑从患者身上多捞些油水了。公立医院生财之路有两条，一条是“以药养医”和“以技补医”。有些医院的医疗服价格低，就可能会在药品和检查上下功夫，如通过重复检查、过度检查、频繁开药等增加收费。
备受诟病的还有药品价格。
中国的医药，有一个长长的产业链。在药品从药厂抵达消费者的途中，有很多中间人隐藏在利益链条中，不放过任何一个通过抬高药品价格获取利润的机会。由于层层盘剥，一些本是出自寻常百姓家的平民药，也在利益链条的包装下，摇身一变成了令人消费者咋舌的昂贵药品。
与医疗行业相比，药品行业的门槛要低得多，对民间资本设置的关卡并不森严，整个行业发展得如火如荼。医药行业蒸蒸日上，药品价格并没有遵从市场规律，反而在价格虚高徘徊。参与其中的各个角色，热衷的不是比着降价，而是比着给回扣，市场规律成了小丑，最终埋单的是消费者。
人们看病时，还在一个问题上相当纠结，即要不要给医生红包？
明明医生救死扶伤是职业操守，他们拿着工资，就应该遵守职业道德，履行医生职责，尽心尽力治病救人，为什么患者还要额外“嘉奖”医生？患者给医生送红包，不外乎两种情形：一是表示谢意，二是花钱买平安（医德）。那么为什么医生要接受红包？医生工资低，相对剥夺感严重是首要原因。在政府的价格管制下，医生和护士等医疗工作者的工资偏低。医生的不平衡感加剧，免不了“曲线挣钱”，患者又对送红包乐此不疲，于是也就乐得顺手推舟，送个人情，让送了红包的患者安心，自己也能弥补低工资的缺憾，通过自发的形式纠正管价失误。
医院的盈利目的、药品价格畸高、送红包一系列因素导致看病贵。让人们郁闷的是，看病不但贵，还难。根源在于中国医疗的资源分配不平衡，优质资源主要集中在大城市的公立医院。
社区医院医疗资源缺乏，医生医术还欠火候，只能救个头疼、感冒、肚子疼的急，病情稍严重，他们也是“心有余而力不足”。洋医院太少，不可能人人都扎堆去洋医院。民间医院的名声，也被一些不厚道的诊所败坏得差不多了。“黑心诊所漫天要价”、“不良诊所治死人”，时不时在报刊杂志上冒出的控诉，让人们对民间医院草木皆兵。在中国，真正高质量、高信誉的民间医院并不多见。身体不是儿戏，一旦有恙，人们往往会选择口碑好、资源集中的大医院就医。以2010年为例，该年公立医院诊疗人次18.7亿人次（占医院总数的91.7%），民营医院1.7亿人次（占医院总数的8.3%）。2010年公立医院的病床使用率达90%，而民营医院仅为59%。
人们越对大医院趋之若鹜，大医院的议价能力就越强，往往医生说钉就是钉，说铆是就铆，消费者只有悉听尊便的份。医生的专业优势和资源优势，从理论上延伸出其药品话语权和较高的劳动价值。但是，由于特殊的价格管制，医生较高的劳动价值并没有得到合理的劳动报酬，不平衡感严重的医生难免会生出其他的一些生钱之道。医生的药品话语权，则为医生该走其他省钱之道提供了权力，药品话语权也有了寻租的空间。
有不少人义愤填膺，认为医院太黑，医生太没良心，连救命钱都要赚。很多看似属于道德层面的问题，其实更多是体制原因，如政府的管制过多，但提供的财政支持很少；医疗资源分布不平衡，外资和民营资本进入行业的门槛高等……一系列体制原因，导致老百姓看病难，看病贵，能不能从根上解决这一性命攸关的问题，还要从医改下手。
医改向何处去
2009年，对于中国医疗改革是极其重要的一年。
沉寂多年的“二次医改”再次启动，试图给范围更广的人们更为可靠的医疗保障与福利。
2009年4月7日，《医药卫生体制改革近期重点实施方案（2009年-2011年）》（以下简称《方案》）正式推出，按照官方说法，具有里程碑意义：医疗服务覆盖范围增强；保障水平提高；部分医疗服务由政府埋单；公共卫生经费增加，群众得病机会减少；人们有望用上低价药；“看病难”问题也有所缓解。
看病，对于富人或许不算什么；对于收入较低的人，或许就只能“小病拖着，大病等死”，或者砸锅卖铁了。一场大病，就可能把一个不富裕的家庭拖到贫困线上。看得起病，看得上上病，既是一个人基本的生存需求，也是一个国家的民生必答题。
理想与现实，总是有距离，即使是举全国之力勾勒的理想蓝图。在向理想高亢迈进的途中，总有一些看似不经意实则必然冒出的一些不和谐插曲，有意无意的消耗着我们的信心指数。
2009年4月，新医改出台。2009年，中国宣布计划投资1,240亿美元推行医疗改革，到2013年，中国政府实际花费超过3,710亿美元。然而，根据零点研究咨询集团（Horizon Research Consultancy Group）在2013年10月发布的一项调查报告，却给我们泼了冷水——中国人依然难以享受医疗保险。大约81%的受访者表示，看病是件难事，超过57%的受访者认为，现在看病要比四年前难得多（相比之下，20%的人认为现在看病变得容易了）。有关医疗费用方面，95%的受访者认为，医疗费用昂贵，87%的人认为，医疗费用要高出四年前。
要彻底改变“看病难，看病贵”问题，还需从以下几方面着手：
其一，保证新医改方案坚定不移扎根现实土壤
如果新医改方案能够在现实中得到切实贯彻，那么，人们能从医改中获得实实在在看得见摸得着的实惠：更多的人纳入医保范围，人们“看得起病”；公共卫生服务水平提高，人们“预防得上病”；有更多的县级医院、乡镇卫生院、行政村、卫生室成立，人们“看得上病”。
然而，政策是一回事，现实又是另一回事。当各项政策欢欢喜喜从中央的文件，一层层向现实的土壤渗透时，现实的反应并不能与政策达到分秒不差的吻合，可能会出现偏离，甚至南辕北辙。
所以，政策的执行力直接决定着政策，到底是哗众取宠的噱头，还是真刀实枪的作为。相关政府部门应加强监督，保证各项政策有序落实，以免惠民的政策打了水漂。
其二，掌握好公立医院公益性与利益性的度
新医改方案提出逐步将公立医院补偿由服务收费、药品加成收入和财政补助三个渠道改为服务收费和财政补助两个渠道。药品加成收入被强行砍掉，似乎可以解决医生漫天要价问题，患者药品负担有所降低。
但是，政府的财政补贴并不多，难以满足医院的支出，谁来补偿这个缺口？
以北京大学第三医院的收入为例，医疗收入占53%，药品收入为40%，财政补助收入只有5%，其他收入占2%。如果少了药品收入这个收入大户，医院的财政收入会出现大缺口。
如果财政补贴不放松钱袋子，打着“公益性”旗号的医院只能暗地里向市场靠拢，最终叫苦连天的还是普通消费者。
卫生部部长陈竺指出，“坚持公益性、调动积极性”是医改大方向，“忽视对医务人员的支持，‘坚持公益性’难达目的；而过于强调医务人员待遇，忽视提供基本医疗服务的任务，医院的发展就会跑偏，就会发展为创收的积极性。”
如果只注重医院的公益性，频频打着“白衣天使”的旗号，号召医生人员坚持清贫的原则下恪守职责，缺乏相应的激励机制，恐怕会出现大批逃兵，或者滋生医疗服务的寻租。
因而，把握好公立医院公益性与利益性的张力，一方面，对于消费者，公立医院着眼于公益性，为公众提供优质廉价的服务；对于医院的大夫与护士，则要实施相应的激励机制，最大限度动用资源，提高他们的积极性，毕竟“白衣天使”也食人间烟火。
协调公益性与利益性的关系，增加政府的财政补贴是关键。
其三，引入竞争机制，降低民营资本的进入和生存门槛。
如果在政治、法律以及政策层面上保障民营企业有进入的权利，只要不是“经济成分”门槛，不管进入这一行业的技术、资金、经验门槛有多高，民营资本也会克服一切困难，成功打开市场之门。
政策上，民营资本在医疗市场的生长空间日渐开阔和明朗，但口子在政策上已然打开，并不意味着豁然开朗到淋漓尽致。民营资本虽然在政策上拿到了“尚方宝剑”，但一旦扎根现实的土壤，又会遇到种种政策、道德乃至大众文化上的歧视，这就是民营资本进入医疗市场遭遇的现实玻璃门。相关部门包括社会，应逐渐打消对民营资本的歧视，让更多的民营资本获得与公立医院竞争的权利与环境。如果鲶鱼效应发挥得出色，“公立医院人满为患”的状况也会得到改观。
本文摘自《中国如何切割危机》
“大变局，中国怎么办？”无论哪个话题都是宏大叙事，如果从经济学、金融学、政治学、国际关系学等角度，恐怕几本书都难穷尽，一本书又如何能面面俱到？
不妨换个角度，这些深奥、复杂甚至在平常人看来晦涩难懂的专业术语，只不过是手段，我们利用这些手段获得缘由、结果，至于如何解决危机，如果站在危机管理的角度，反而能迎刃而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