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3年，我国人均收入超过1000美元，经济总量达到1?3万亿美元。
国际公认的，人均收入达到1000美元，经济社会就算解决了温饱问题；超过3000美元，就算进入发达国家的行列。不要以为基本解决了吃穿住的大问题，我们的社会问题和矛盾就必然减少了。人民吃不饱饭，穿不暖衣，这样的社会一定是不稳定的社会，一定是高风险的社会。但是，这可不是说温饱问题解决之后，社会问题和矛盾就必然会少下来，社会风险就必然会降下来。个人的看法：温饱之后、进入发达国家行列之前的社会反而是高风险的社会。
我这么说，不是说这个阶段社会矛盾和冲突的强度变得更大了，而是说在这个阶段引发社会矛盾和冲突的因素会多起来。在温饱之前的阶段，我们也面临一些社会问题和矛盾，甚至非常棘手，但这个阶段的问题和矛盾毕竟单一得多。然而在温饱之后、进入发达国家行列之前的这个阶段，我们不得不面临很多特殊的问题和矛盾：一是经济起飞阶段遗留下来的大量问题和矛盾；二是收入增长引起需求变化带来的一些新的问题和矛盾；三是伴随经济增长，国家的对外依存度提高了，从而必然地要面对来自外部世界的更多的冲击和风险。
首先是经济起飞阶段遗留下来的问题和矛盾。有环境污染、资源枯竭、收入分配不平等、地区发展不平衡、城乡发展不平衡等问题。经济起飞，不可避免地要带来这诸多方面的问题和矛盾。某种意义上讲，这些问题和矛盾乃是经济起飞之必要的代价。所以我们讲这是发展中的问题，要通过经济发展来解决。在经济起飞阶段，是没有能力解决这些问题的。这些问题和矛盾，有待于我们在现阶段予以解决。这些问题和矛盾又制约着经济的进一步发展，因而需要我们从现在起逐步地予以解决。纵观先发国家的成长路径，莫不是先发展后治理的路子。当年莱茵河污染极端严重，是经济发展之后得到治理的。当年西方国家也存在比较严重的不平衡和不平等问题，也是经济发展了然后才得到解决的。
其次是收入增长引起需求变化带来的一些新的问题和矛盾。人均收入达到1000美元，这是收入增长了。收入增长后，人们当然要增加消费。但是，人们的消费可不是平稳增长的，而是伴随了结构的巨大变化。恩格尔法则讲的就是这样的结构变化。温饱之后进入发达国家行列之前的阶段，是消费结构剧变的历史时期。
收入增长了，人们就不只是骑自行车和坐公交车了，还要购买私车的。沈阳的经济形势不算好吧。但就是在经济形势不算好的沈阳，在2004年平均每天售出100多辆汽车。一年是个什么概念呢？一年就是3万多辆。车多了，必然要求道路拓宽。道路跟不上，老百姓就会不满意，就要闹意见。他买车花的是自己的钱，又交了税，政府不能提供通畅的道路，他就有意见。车多了，油的消费也会大幅增长，油价的涨跌就会造成巨大的社会影响。政府油都搞不回来，你的外交能力在哪里？老百姓还是不满意，还是要闹意见的。这从居民用电价格上涨后老百姓表现出的强烈不满意可见一斑。还有安全问题。收入增长了，外出旅行和参加商务活动的人就会频繁和多起来，这对于政府的安全服务显然也提出了新的更高的要求。如此等等，不胜枚举。
收入增长了，人们不只是增加物质产品的消费，必然会要求增加精神产品的消费，还必然会要求参与政治生活的方方面面。俗语“饱暖思淫欲”，讲的就是这个意思。话虽丑，但理是端的。改革开放以来，我们的经济体制已经有了长足的进步，但也无须讳言，我们的政治体制改革是相对滞后的。我们最终是要面对这个不可逾越的问题和矛盾的。
再次是来自外部世界的冲击和风险。与收入增长相伴随，对外依存度必然要提高。这既是增长的结果，也是增长的原因。2013年中国的原油要依赖进口，我们早已成为世界上第一大原油进口国。我国钢产量位居世界第一，但我们也是世界上最大的铁矿石进口国。今天，我国GDP的24?06％是出口部门创造的；我们是世界最大贸易国，是世界上仅次于美国的第二大外资接受国。今天，我们不得不面对各种贸易和其他方面的摩擦。比如我们与欧盟的贸易摩擦，我们与日本在东部海域的争端就与能源争夺不无关系。今天，人民币汇率是否低估已经成为国际经济政治中的重要的议题了。但是十年之前、二十年之前，是没有几个国家关心这个问题的。
我们经常批评美国政府充当世界警察，到处伸手，到处管事。殊不知，这背后也有收入增长后美国对外依存度提高的缘故。一个可以观察的事实是，发达国家参与国际事务的程度远远高于欠发达国家。这不只是有没有能力参与的问题，更多的是需要不需要参与的问题。对外依存度提高，客观上要求积极参与国际事务。当年邓小平同志讲韬光养晦，但是现在我们不得不更多地参与国际事务，这是形势使然的缘故。参与国际事务，也是巨大的挑战。
是的，人均收入在1000美元至3000美元的时候，社会反而是高风险的社会。20世纪五六十年代，西方社会就很动荡，工人罢工、学生罢课、民族运动此起彼伏。我们不能说是他们的绝对生活水平下降的缘故吧？事实是，那时他们的绝对生活水平是大大地改善了。个人的看法，这些动荡恰恰是收入增长的产物。是收入增长带来的新的需求，引发了20世纪五六十年代西方社会的动荡；是在物质生活极大满足的情况下，人民对于人权、平等、自由、法治、民主、政治参与等方面的需求带来了20世纪五六十年代西方社会的动荡。
很多的后发国家就是在这个阶段停滞下来的。一些拉美国家也曾有过骄人的增长业绩，人民生活水平也曾得到过极大的改善，但就是在这个阶段，社会动荡起来，经济发展停滞了下来。原因纵然有很多，但他们没能较好地解决这个阶段特殊的社会问题和矛盾，此点不可忽视。与先发国家相比，后发国家在这个阶段有着一些特别的困难。一般来说，后发国家人口众多，特别是农业人口。我们知道，如果一个社会收入分配呈橄榄球状，高收入和低收入的居少，中等收入的居多，那么这个社会就具有稳定性；如果一个社会收入分配呈哑铃状，高收入和低收入的居多，中等收入的居少，那么这个社会就不具有稳定性。当年艾柯卡就讲，美国社会稳定的基础来自于像克莱斯勒工人那样每小时挣十四五美元的广大中产阶级。但在一个人口众多，特别是农业人口众多的国家，如何创造出广大的中产阶级呢？
在这一点上，中国的问题尤为突出。中国面临着八九亿农民的约束。现实的情况是，20%的人口占有着80%的储蓄存款。我们能够做到收入分配呈橄榄球状吗？不能够做到的话，它对我们的其他制度安排会产生怎样的要求呢？比如会对我们的政治体制提出怎样的要求？我们的政治体制改革应该走怎样的道路呢？西方的民主政治体制能够简单地移植到中国来吗？所有这些问题，并没有现成的答案。但问题已经提出来了，我们该如何解决呢？
本文摘自《人人都是资本家》
房价、物价下不去，股价溺水上不来，食品安全得不到保障，有病难医还少不了“红包”……中国人需要面对的问题不少，作者却为何说你我皆是“资本家”？这既是对人类社会进行的深刻剖析，也是给当今人们提出的启示。
文章紧扣时事热点，深入浅出、针砭时弊，以独特的角度分析中国经济问题的结症所在。
余额宝提高了社会融资成本？看病难、看病贵是市场化的错？人操纵汇率可以解决就业？强拆乃是强拆本身的错？自利是天下最大的道德？中国石油资源缺乏、需求旺盛因而油价应该高于美国？石油美元价格上涨国内成品油价就应该上涨？……
作者通过“政府与市场”“产权与合约”“股价、房价与通货膨胀”“经济与社会”四个方面，告诉你“政府与市场的边界在哪里，哪些事应该由市场做，哪些事应该由政府做”。作者并非要通过文章给出标准答案，而是希望能够引起读者自己的思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