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4年5月，我们从奥地利的维也纳到澳大利亚的悉尼去。两段航程，先飞10小时，在北京转机之后，再飞13小时，我们就从地球的一端飞到了另外一端。那里的世界是另外一个模样。从南半球的天空飞过，太阳的运行轨迹是从右向左的，而不是从北半球看到的从左向右。南半球的暴风雨是顺时针旋转的，而北半球则是逆时针。从地理上来讲，世界完全颠倒了。“对我们而言，远东其实是近东。”我们同在首尔参加会议时，澳大利亚前首相保罗·基廷（Paul Keating）在进餐过程中如是说道。如今，我们更深切地感受到他的话中真意。
看问题的视角稍加改变，对问题的看法也会产生翻天覆地的变化。而要熟悉陌生的东西，通常需要花费一些时间。尽管有人会认为像我们这样的“美国-奥地利夫妻档”（澳大利亚媒体对我们的称呼）彼此之间不会存在什么文化差异问题，但其实各自的文化背景确实在我们身上留下了不同的印记。约翰是第一代美国人，在美国西部犹他州的一个农场里长大，这个农场属于一个叫格兰伍德的小村庄，整个村庄大约有200人左右。多丽丝出生在奥地利阿尔卑斯山脉旁的巴德依舍小镇，这里是哈布斯堡皇室夏季避暑的地方，95%的居民信奉天主教，有80%的居民赞成君主政体。
不同的成长背景造就了我们。1994年9月14日，我们在奥地利举办的一场年度媒体大会中相遇。在此之前，我们的人生轨迹迥然不同。随后，我们开始了作者和编辑之间的合作工作关系，在这个过程中，我们发现彼此的差异并未分化我们，反而让我们的关系更加丰富多彩，无论是在私下里，还是在工作中。美式乐观主义总是遭遇欧式怀疑主义：“只管去做”总是碰上“要是……该怎么办呢”。
当我们一起工作的时候，总是充满探索精神，每天都兴致勃勃地想要学习新的东西。要研究全球性问题就必须理解不同的立场，随时愿意抛开固有的思维定式，并用新的思维方式取代固有的思维定式。对我们而言，这是一场激动人心的冒险旅程。我们从不编造故事，只是把我们观察到的东西写出来而已，即使我们看到的东西就像澳大利亚顺时针旋转的暴风雨一样跟我们以往的认知完全相左。而且，我们并不强求自己的看法总是正确的。也许有些人对世界大势的看法与我们的观察并不一致；也许有些人并不认同我们得出的结论。而我们也并不总是喜欢我们看到的东西，但是，在写作的时候，我们力图做到诚实。
生命历程开始的时候我们就已经不是一张白纸了。
那些显然会带来好处的变化很容易受到大家的欢迎。但是，对固有的做法和条件产生的影响越大，变化就越让人难以接受。而且，我们对当前情况的认识会受到过去经验的制约，并在很大程度上受到各自生长环境的制约。人们会透过时间、空间和教育这三个滤镜来观察世界。历史经验告诉我们，要让人们真正认识并接受重大历史性转变是需要时间的。
有些美国人从来没有离开过他们生活的国度，对此，许多欧洲人可能会觉得不可思议。自然，对这些美国人而言，美国的国境线就是其认识疆域的外沿。同为美国人，大家的世界观却不尽相同。决定世界观的因素有生存环境、受教育程度，甚至是肤色等。在奥地利，有些媒体工作者甚至也会从奥地利人的视角来看待世界，所以他们经常会忽略这样一个事实：其实奥地利这个国家的人口数量还不如中国许多城市一个区的人口多。虚拟世界的情况也是一样的，在那里，每个用户都以自我为中心，千头万绪都在这个点上交汇和分野。
一个人走过的地方越多，就越有可能随着世界的改变而及时调整自己对世界的看法。深度走进中国的人，对这个国家的认识会产生翻天覆地的变化，对此我们深有感触。人们并不会围绕同一个中心来创造和调整自己的世界观。人们对世界的看法原本就千差万别，这些看法根植于过去，却又能够辐射到未来。而作为社区、城市、省份还有国家一分子的我和你，正是世界这张大拼图中的小小一块。这张拼图上众多小块位置的改变释放出了清晰的信号，昭示着大变革的到来。
西方世界的崛起
各大洲的霸权势力、强国和知识领袖都能够在其国内外产生一定的影响力。直至今天，《德国民法典》（Buergerliches Gesetzbuch）还是以19世纪的法理为基础的，而这些法理的渊源可以追溯到罗马法典。古希腊孕育了苏格拉底、柏拉图、亚里士多德和经典哲学，而被奉为民主、《伊利亚特》和《奥德赛》以及诗歌艺术发源地。时至今日，古雅典的政治和文化影响力还是不容小觑的。欧洲的罗马帝国、非洲的库施王国和古埃及文明、中国的春秋五霸和大周朝、南美大陆的印加、玛雅和阿兹特克文明都曾经盛极一时，但是，所有这些强权势力的影响在广度和深度上都无法与今天的欧洲和美国——也就是西方主流社会相匹敌。几个世纪以来，西方世界在政治、经济和文化方面的影响力所向披靡，极大地影响了各大洲的本土文化。西方服饰、西方音乐、西方商业模式、西方发明从西方传播到世界各地。这样的日子久了，面对其他国家的人时，西方人就开始有优越感了。他们自诩道德权威，本着以西方为中心的世界观来制定各种通用标准，并以此为准绳来评判这个世界。
我们相信，这个时代马上就要终结了。
从以西方为中心到多中心世界观
我们认为西方的全球权威地位已经不再是铁板一块了；西方世界观也不再被认为是放诸四海而皆准的真理了。全世界各地的新兴经济体在不断挑战其权威，并制定自己的标准。考察新兴经济体的地理分布状况，就会发现它们绕地球的南方围成了一条圆环状，我们把这条圆环状的经济带称为“南环经济带”。
如今，西方霸权已是四面楚歌。西方正在逐渐丧失经济强势地位，与此同时，它所鼓吹的靠民主和自由市场推动经济发展的模式也逐渐失去了持续发展的动力。新生的各种力量正在改变着世界格局。西方的中心地位逐渐式微，让位于多中心格局。如今，设定国际事务新基调的是那些新兴国家，甚至是地位越来越重要的城市和城市群。这是一场“伟大的开放”，以海纳百川之姿推进思想、经济和文化的多样性。假以时日，其合力必将催生出新的执政模式。大变革的主力干将将是南环经济带的国家和城市，他们将在未来几十年间重塑这个世界。
15世纪霸权的衰落
很可能是在21世纪的第一个十年，西方世界才第一次意识到自己的优越感不再那么明显了。在亚洲，中国正在从新兴经济体转变为全球经济举足轻重的参与者。在许多拉丁美洲国家，市场经济改革还有军政府、军事独裁以及左翼专政阵营的倒台都开始初见成效。尽管非洲还受到贪污腐败和执政能力偏低等问题的困扰，新一代非洲人已经开始寻求那些多年来被忽视了的优良品质：创业精神和冒险精神。世界大气候正自下而上发生改变。改革的呼声日渐高涨，也得到了越来越热烈的响应。改革呼声针对的不仅仅是他们本国内的弊端，也包含了终结西方家长作风的呼吁。这种情绪在中国逐渐高涨，并蔓延到了全世界各新兴经济体。我们发现，今天发生的一切与五个世纪前撼动天主教廷统治地位的宗教改革有许多相似之处。
世界各地的基督教信徒都清楚地记得，2017年是马丁·路德（Martin Luther）在威腾堡大教堂的门廊上张贴抗议大纲五百周年。个体行为竟然引发了一场雪崩，很快就推翻了旧的世界观并动摇了当时最强的一股势力——天主教会的根本。这是历史的转折点，真正意义上的赛场洗牌。天主教以地心说为基础的世界观被迫让位于日心说，而科学也终于摆脱了上千年的宗教教义的桎梏。天主教廷的霸权似乎是一夕之间就土崩瓦解了，但是，如果不是时代发生了根本性的改变，其霸权并没有那么容易就被终结。
天主教的崛起还要追溯到1700年前，继承罗马帝国皇位的君士坦丁大帝（Constantine）成为罗马帝国第一位接受基督教洗礼的君主。自此，罗马摒弃多神教，转而推崇信仰一神的基督教。而君士坦丁大帝也借此为自己的皇权正名：上帝是天堂唯一的统治者，而他，君士坦丁大帝则是人世间这个上帝保佑着的罗马帝国的唯一统治者。
至此，作为唯一合法宗教的天主教廷正式开始与国家沆瀣一气。双方狼狈为奸，相互勾结，以保护双方的共同利益。不平等也就变成了上帝的旨意，也形成了神职人员、贵族和农民自上而下壁垒森严的等级制度。每个阶级都有自己的定位，每个阶级都有自己的法庭。
那时候，传染病、瘟疫流行，死亡率很高，孤陋寡闻的民众渴望来生得到救赎。而慰藉的唯一来源就是教堂。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本应为教众服务的天主教廷的许多分支却退化成为借助教众的需求变相牟利的机构，通往天堂的大门上挂着价格标签。直到15世纪情况才开始改变。
14世纪发源于意大利的欧洲文艺复兴运动是一场变革的先驱，它推动了以神为本的世界观向以人为本的世界观的转变。这场变革不断发展壮大，最终打破了这片大陆僵化的社会结构。而促成这场变革的决定性因素是教育。一场发源于意大利北部的强有力的文化和教育运动席卷了欧洲的大部分地区。转变始于质疑和怀疑、寻求替代方案的努力、思维模式的改变和不同于以往根深蒂固观念的看法。教育支撑了文化、社会和政治因素的相互作用，并解放了人们的头脑。同时，城市化进程的加速使得各行各业的许多人获得过上小康生活的机遇，城市也因此而日渐繁荣。掌握在教会手中的教育权和它的经济实力是天主教廷霸权的两大支柱，随着文艺复兴运动的发展壮大，受教育的权利也“飞入寻常百姓家”了。
古登堡印刷术——15世纪的互联网
在平民能够获得书籍之前，教会和神职人员是唯一能够阅读和解释《圣经》的人，而记载上帝言行的《圣经》则是教廷权威的基础。1446年，古登堡发明的机械活字印刷机给欧洲的出版业带来了革命性的改变。在此之前，书籍非常罕见，也很昂贵。高等教育的权力掌握在教会手中，而且是由教会控制的，非主流观念的传播是非常受限的。
古登堡的发明将知识传播推向了一个新的境界。印刷活动因它而高度活跃，满足了人们对教育的渴望。短短几十年的时间，起步于德国美因茨一家小小印刷厂的印刷业就发展成在欧洲270座城市都设有印刷厂的大产业。到了这项技术发明出来50年之后的1500年，仅仅西欧的印刷厂就生产出了超过2,000万册图书。人们现在可以读到用自己的母语写成的《圣经》了——这在几十年前还是想都不敢想的事情。非但如此，印刷技术的进步还直接引发了一场媒体革命。所谓的单页印刷品，也就是报纸的前身，很快就进入了市场。许多这样的印刷品上印着讽刺道德败坏的僧侣和神职人员的漫画。
与此同时，持续的城市化进程缩短了人与人之间的空间距离，也使得思想和观念能够很快在足够多的群众中传播。跟所有其他翻天覆地的转变一样，这场变革也终于迎来了它的临界点。
绝对霸权走向末路
马丁·路德到底是不是真的于1517年10月31日在威腾堡教堂的门廊里张贴了九十五条论纲呢？对此，历史学家们莫衷一是。但是，有一点是毋庸置疑的，这九十五条论纲确实是被撰写并发表了出来。路德的九十五条论纲表达了人们对持续了几个世纪的社会秩序和等级制度的不满，论纲提出了人们对教会腐败无能的强烈愤慨。一个始料未及的后果就是，欧洲因此产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并奠定了后世西方世界（也就是今天的北美、欧洲、澳大利亚和新西兰）的基础。
今天的世界，没有马丁·路德在通往全球殿堂的门廊上张贴九十五条论纲。改革的呼声是自下而上不断回响的，互联网将人与人的交流推向了一个新水平。跨越了边境线的交流将数百万人连接在一起，构成当今时代的无界媒体——社交网络。古登堡在15世纪发明的活字印刷术使得各种思潮得以传播；21世纪的互联网则传播并整合了数百万个声音所喊出的一个共同主题：修复和改革。人们愤怒并急切地希望自己能够在这场经济进步的大潮中占据一席之地。
大约五百年前，不同的阶级是不平等的，贵族、神职人员和平民，壁垒分明，无法实现人人平等。
宗教改革的的初步胜利破除了教会在教育以及自然科学阐释等方面终极权威的地位。在打破了这层桎梏之后，科学发现、发明和创新成果开始不断涌现。18世纪的启蒙运动更是促进了新观念的产生，确保了可持续的发展，并为现代化道路奠定了基础。
制胜法宝——“双E”：教育和经济
尽管不如马丁·路德出名，法国神学家和牧师约翰·加尔文（John Calvin）也极大影响了西方后来的发展方向。他的教诲改变了欧洲人的道德观和工作伦理。人们不再追求到天堂去积累财富，反而开始推崇勤劳致富。钻研学问的过程不但推动了经济发展，还推动了技术进步和社会变革。雄心壮志和勤奋工作的意愿成为旧大陆以及后来的美洲新大陆飞速发展的驱动力。
“双E”在21世纪
我们经常被问及如何判断一个国家发展潜力的问题。答案很简单：考察该国的教育体系。这是经济发展进步的基础，也是帮助公民独立进行政治选择和决策的重要手段。
一旦教会失去了教育监护人的地位，其垄断地位也就无以为继了。
大部分不发达国家所面临的核心问题就是教育基础薄弱，不足以支撑经济发展。贫穷不是天定的。如今，经济因素的重要性和影响力早就超出了意识形态，教育理所当然应该成为每个国家的首要任务。教育是确保经济发展和社会稳定的关键因素。当今时代的两大主题就是“双E”：教育（Education）和经济（Economics）。
在许多发达国家，高等教育日渐昂贵，已经变得像以前的手抄书籍一样高不可攀，幸好，在线网络教育帮助我们克服了这道障碍。最好大学的大门通过免费的网络课程向各社会阶层和世界各地的学子敞开。教育使得所有的国家都可以通过自己的努力脱颖而出，参与全球经济活动。政府的主要职能变成了确保公民平等的受教育权，并创造出一个适合创业的环境，使人们都可以自力更生。
西方霸权的穷途末路
有一段时间，我们在波士顿和维也纳两地轮流居住。这两个地方是如此不同，又是如此相似，这样的经验非常有趣。作为欧洲的一部分，奥地利有很强的道德权威意识，毕竟，是欧洲孕育了古希腊哲学家、罗马帝国、文艺复兴、宗教改革运动、启蒙运动和人文主义精神；西方的价值优越感是经过上千年的积淀才形成的。
美国也是一样的。大部分美国居民的根在欧洲，大部分企业家、知识分子、学者和政客的根也在欧洲。同时，美国人还具备一些欧洲人没有的精神：进取心和乐观主义的态度。哪里的人都不能免俗，总是认为自己的祖国即便不是最优越的国家，起码也是在许多方面堪称典范的国家。这种感觉很不错，就怕这只是错觉。
毕竟，西方世界看起来要什么有什么：社会稳定、经济和技术不断进步，还拥有骄人的财富。但是，越来越多的人感觉西方世界耗费了数百年才取得的这些成就很可能在几十年里就被挥霍一空。越是在那些因为成功而不可一世的西方国家，改革的呼声就越是振聋发聩。但是，这些改革针对的并非是西方民主本身。人们并不会质疑言论自由、人权和法治这些基本原则。人们质疑的是现在的领导人是否拥有领导的资格，目前的执政方式是否合宜，还有政客们是否在动摇历时两百年的西方民主的根本。
如今，西方民主有变成满足私欲工具的危险，不同的群体所追求的就是如何实现自身利益的最大化。政客和选民都在制订自己的菜单。欧洲的公民希望政府能够为自己织就一张坚实的福利网，而欧洲的政治体系根本无力撑起这样一张网。为了实现可持续发展，西方民主制度必须要进行改革。然而，只要一谈到放弃一些个人权益，叫嚣着要改革的人马上就偃旗息鼓了。
南环经济带：扭转乾坤的力量
在拉丁美洲、亚洲和非洲的新兴经济体考察过程中，我们既看到了人们对目前经济和政治秩序的不满，也看到了人们对未来的乐观态度。与此同时，南环经济带那些渴望变革和发展的新兴经济体一定不会停在原地等待。来自世界各地的新兴经济体国家都在设定新的经济社会发展目标，结成新的同盟。许多西方国家还沉迷于过去辉煌的美梦不愿醒来，而新兴经济体国家则在尽全力创造一个光明的未来。不过，要想跨越从不辉煌的过去到光明的未来这之间的层层障碍，就必须要创造一系列能够持续促进经济发展的社会政治经济结构体系。在可持续发展的结构体系确立过程中，前进的道路注定会崎岖不平，时而取得令人欣喜的成就，时而遇到可怕的障碍。所幸，尽管大起大落，南环经济带各新兴经济体总的发展趋势都是向上的。
世界80%的人口正热火朝天地建设自己的国家，在此过程中，他们充分汲取了西方的经验和教训。在《定见》一书中，笔者提到，在中国，过去的边缘地带已经变成了中心。当今世界大势就如同昨日之中国。过去那些处于西方外围的国家和地区，比如亚洲、非洲和拉丁美洲的国家，正在成为多中心世界新的经济中心，改变全球经济赛事的战局。
我们写作本书的目的是勾勒出21世纪上半叶天下大势变化的趋势。我们整合了不同来源、不同年份的诸多权威数据和信息，基于数十年的旅行和见闻总结出了这些趋势。尽管场景快照自有其优势，预测每一天会发生什么事情是毫无意义的，因为这样的图景很容易走向两个极端，即太乐观与太悲观。
本书关注的是未来几十年国际社会将会发生的深刻变化。以我们的结论为基础，本书具体阐释了新动能的释放、全球经济新驱动力的觉醒、地缘政治格局的变化以及经济影响力的盛衰。总而言之，它揭示了以西方为中心的世界如何转变成为一个多中心的世界。
本文摘自《南环经济带将如何重塑我们的世界》
当今世界正在经济、政治、社会和文化发展等各个领域展开一场声势浩大的变革。在未来几十年里，我们看待世界的方式也将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全世界将共同见证南环经济带的崛起。
全面深化改革中的中国已经成为全球经济领域扭转乾坤的力量，她将在坚持自己的同时变得更加国际化。中国将有什么变化？它又将如何改变国际社会的基本格局呢？
大时代需要大变革，大变革引领大未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