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伟民
中央财经领导小组办公室副主任
我用“新常态 大逻辑”这个题目来展开话题，因为我觉得“新常态 大逻辑”是今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的一个基本精神，或者叫作主题。它不仅对于做好明年经济工作具有非常现实的指导意义，而且对国家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文明建设和国家发展改革稳定等都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特别是对未来有意义，因为明年（2015年）我们就要进入“十三五”时期—“十三五”时期是非常重要的，因为在这一时期要实现第一个一百年的奋斗目标，也就是第一个一百年的“中国梦”。有了新常态这样一个基本的纲领性思想，对做好“十三五”规划和推进“十三五”期间的经济社会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我分两个方面来讲，先讲新常态的内涵和特征，再讲明年经济工作的主要任务。
关于新常态的内涵和特征
关于新常态，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有三句话：认识新常态，顺应新常态，引领新常态。我就围绕这三个层面来讲新常态的含义。
第一个逻辑，认识新常态。
认识新常态，首先要认识形成新常态的九个趋势性变化。这次中央经济工作会议的新闻稿篇幅比较长，比往年都长，其中一部分就对新常态的趋势性变化进行了系统阐述，并用对比的方法，从过去、现在、未来的政策取向来看待新常态。
第一，从消费需求看，过去消费匮乏，特别是收入水平比较低而且平均，所以消费是“你有我有大家都要有”，具有比较明显的模仿型排浪式特征。20世纪80年代流行“四大件”，新世纪以后，由于住和行成为主要的消费热点，所以买房、买车形成新的热潮。而现在这些消费都趋于缓慢增长。现在虽然不排除个别的消费会形成排浪式的特征，但多样化、个性化的消费已渐成主流。这种变化，必然带来增长速度和结构的调整，要求经济工作和宏观调控的思路都要与时俱进，而不是再像过去那样找一两个在这个时期全国人民都会买、都会消费的产品，政府通过减税、补贴等措施大力扶持，从而形成消费热点并带动增长，这种模式恐怕今后很难再走得通了，因为基本的消费趋势变了。今后，要采取正确的消费政策，努力释放消费需求，使消费在经济发展中发挥基础作用。
第二，从投资需求看，过去投资一直都是拉动经济增长的第一动力。现在经过35年高强度、大规模的建设以后，三大投资领域全面减速：在制造业中，越来越多的产业出现了产能过剩，投资相对饱和；住房需求排浪式的消费告一段落，甚至出现了区域性、结构性的过剩；基础设施投资是最有潜力的，但是按照原来的规划，全国性的高速公路网、高速铁路网在“十二五”期间已经基本形成，城市基础设施也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第一动力减弱，必然会带来增长的减速。同时，我们还有很多投资的新空间，比如说在基础设施方面，农村的公共设施以及城市地下设施包括地铁等，都有很大的空间，还有生态环境保护和修复等。但是，这些领域的投资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就是公共性更强，投资回报率更低。新的投资机会要求必须创新投融资方式。如制造业要创新发展，对新技术、新产品等需要投资，但我国的金融体系和资本市场等只能适应传统的简单再生产和扩大再生产，不适应以创新驱动发展的投资活动，因为创新活动往往没有抵押物就得不到贷款，创新企业没有三年盈利就不允许到资本市场融资。所以，我们有新的投资机会，但是现在投融资的方式和体制还不相适应。今后，要努力消除投资的障碍，创新投融资的方式，使投资继续对经济发展发挥关键作用。
第三，从出口和国际收支看，在金融危机前，靠负债支撑的全球需求增长比较旺盛，国际市场空间扩展较快。另外，我们有劳动力成本低的优势，再加上加入WTO的红利，所以出口是拉动经济增长的一个重要动力。但现在全球总需求增长放缓，特别是我国劳动力成本低的优势已经再不像以前那么明显了，国际和国内两个方面的因素共同作用，使出口对增长的拉动力也减弱了。过去我们对外开放的目的主要是两个：一是要市场，二是要资金。现在单纯地要国外市场，但如果和国内市场开放不同步、不协同的话，会使国际收支失衡，带来一些负面的影响。同时，国内的储蓄率很高，产能和资金都要走出去，也就是说我们到了需要更大程度走出去的阶段，高水平引进来和大规模走出去正在同步发生。今后，要培育新的比较优势，通过促进三大平衡，即内需和外需、进口和出口、引进资金和对外投资的平衡，逐步实现国际收支的平衡。
第四，从生产能力和产业组织方式来看，过去供给不足是长期困扰我们的一个主要问题，所以社会的主要矛盾被概括为“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同落后的社会生产之间的矛盾”。那个时候扩大投资、扩大产能就能够形成有效的增长，但是现在传统产业的供给能力大大超出了需求，有的产业已经达到或者接近物理峰值，有的产业达到了资源承载能力峰值，房地产的库存压力也很大，这种产能过剩必然带来增长减速和结构调整的同步发生，并且形成负向的循环，进一步加剧了产能过剩。过去的结构调整多是扩张性的，是向长板靠齐，并根据最长的板补齐的方式。现在必须根据最终需求进行压缩性的“截长板”式调整了，也就是说现在的结构调整主要不是增量调整。今后，既要支持企业兼并重组，同时也要根据技术发展促进新兴产业、服务业发展，支持互联网技术带来的产业组织和模式创新，而不再仅仅是“上大压小”。
第五，从生产要素相对优势看，过去有源源不断的劳动力，技术和管理与国外的差距也比较大，只要是引进了技术和管理，就能够迅速形成生产力，带动经济增长。现在，人口老龄化趋势日益发展，农业富余劳动力减少，使劳动力总量减少了。技术的差距也大大缩小了，因为能引进的技术差不多都引进了，有些技术人家也不给。在这种要素规模驱动发展力减弱的情况下，今后，要更多地靠要素的质量，靠人力资本的质量，靠技术进步、技术创新来驱动发展。
第六，从市场竞争特点看，过去在商品短缺和排浪式消费下，市场竞争主要靠规模和价格。当时大家都追求规模上的大，大就是好，大就是优势，低价就能赚钱。现在，市场竞争正在转向质量性、差异化为主的竞争。对政府而言，过去地方政府间的竞争主要是比政策、比优惠，甚至比“帽子”，就是要求国家今天给一个“帽子”，明天给一个“帽子”，各个部门也产生了简单化的倾向，愿意给地方戴“帽子”，导致各类区域规划、试点区、实验区、先行区等泛滥，带来了政策碎片化，市场隔断化，最终导致全社会成本高企。今后，政策取向是统一全国市场，全面提高资源配置的效率。
第七，从资源环境约束看，过去水土资源、能源矿产资源的空间和生态环境的空间相对还比较大，可以放开手脚不受约束地大开发、快发展。但现在水土资源和生态环境的承载能力已经达到或者将近上限，一些地区污染严重，雾霾频频光临。人民群众对于改善生态环境的需求也越来越迫切了。我们发展的根本目的是要满足人民群众的需求，现在人民群众的需求发生了变化，像有些地方最需要的是“APEC蓝”，而不是GDP。今后，要顺应人民群众对于优质生态产品的期待，形成绿色低碳循环发展的新方式。
第八，从经济风险积累和化解看，过去高速增长、做大产业，再加上政府对资源的直接配置和不当干预，使一些风险被掩盖了。现在各类隐性的风险正在逐步显性化，如产能过剩，过去被高增长特别是房地产的繁荣掩盖了，但是增长减速以后，一些扩大产能项目的投资回报可能就会成为问题，银行贷款可能就会成为不良贷款。再比如，所有地区都赞同化解过剩产能，但都希望化解别的地区的过剩产能，不要化解本地区的过剩产能，所以明里暗里给了很多支持，有的是财政支持，补贴亏损，有的协调银行，让银行贷款输血，有的直接出资助力企业，结果“培育”了许多应该死却死不了的“僵尸企业”。但随着经济减速，地方政府的支持能力的削弱，一旦停止输血，这些“僵尸企业”的债务将会浮出水面。中央对于风险的总体判断是，风险总体可控，但要化解以高杠杆和泡沫化为主要特征的各类风险将会需要一段时间，这些问题不会是短期之内就能够解决的。所以，今后的政策要对症下药，防止出现区域性、系统性的风险。
第九，从资源配置模式和宏观调控方式看，在需求管理方面，过去出现增长减速的时候，由于潜在的增长率比较高，财政和货币政策的空间还比较大，加上产能过剩并不十分明显，当时采取扩大投资等刺激的办法，很快就能收到稳增长的成效。在应对1998年亚洲金融危机和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时，采用这样的一些措施，都收到了明显的稳增长的实效。现在，尽管增长也在减速，但上述条件已经发生变化，全面刺激政策的边际效果明显递降。在供给管理方面，过去很容易看清某些产业同发达国家的差距，按照发达国家走过的老路，采取对特定产业扶持的差别化产业政策，可以起到支持一些产业尽快成长的作用。但现在全球化深入发展了，要在产业链的分工中占领高端，依靠差别化的产业政策不再灵验。所以，今后要全面把握总供求关系的新变化，科学地进行宏观调控，同时通过发挥市场机制的作用探索未来产业的发展方向，发现和培育新的增长点。
以上九个趋势性的变化，既是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的直观表现，也是新常态形成的内在动因。正是这些趋势性的变化，带来了经济发展的新常态。我们需要看到，经济发展新常态是我国经济发展取得重大成就的结果，是35年来经济不断成长，发展到今天量变形成质变的结果。新常态说明我国经济正在向形态更高级、分工更复杂、结构更合理的阶段演进。这就是在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的我国经济发展的大逻辑。
第二个逻辑，适应新常态。
适应新常态，就是要适应新常态的四个基本特征：一是增长速度正从高速增长转向中速增长；二是经济发展方式正从规模速度型粗放增长转向质量效率型集约增长；三是经济结构正从增量扩能为主转向调整存量、做优增量并存的深度调整；四是经济发展动力正从传统增长点转向新的增长点。面对这种新常态，观念上必须要适应，做法上也必须要适应，要顺应大势，顺应规律来做工作。产业的发展、区域的协调、城镇化的推进、生态文明的建设等各方面，都要适应增长减速、增长动力转化这样的变化趋势，这就是适应新常态的一个大逻辑。
第三个逻辑，引领新常态。
面对新常态，经济工作的思路和重点，必须要与时俱进地进行调整。具体而言，经济工作会提出“一个中心、八个更加注重”的基本思路。“一个中心”，就是要以提高经济发展质量和效益为中心。“八个更加注重”，就是在今后的经济工作中，要更加注重八个方面：一是更加注重满足人民群众的需要，而不要为了速度推动发展，人民需要什么就应该发展什么，比如说我前面讲的生态产品；二是更加注重市场和需求心理分析；三是更加注重引导社会预期，市场运行有其自身的规律，不能够逆市场和社会的预期而动，要顺应市场心态来进行调控，市场心态也是这次经济工作会上提出的一个很重要的概念；四是要更加注重加强产权和知识产权保护，要实现创新驱动发展，必须要给创新者、创业者产权和知识产权的保护，这是最大的激励；五是更加注重发挥企业家才能；六是更加注重加强教育和提升人力资本素质；七是更加注重建设生态文明；八是更加注重科技进步和全面创新。
关于明年经济工作的主要任务
第一，努力保持经济稳定增长。当前经济下行的压力仍然较大，对于速度换挡我们要保持平常心，同时也要防止增长失速。在稳增长方面，要注意把握几个政策要点。一是要保持稳增长和调结构之间的平衡，这是保持明年经济稳定增长的一个关键。社会上有些观点，把稳增长和调结构对立起来，这是不对的。调结构的内容有两个方面，一方面要化解过剩产能，另一方面要支持一些新的经济增长点和一些新产业的发展，这种结构调整本身就会达到稳增长的效果，所以稳增长和调结构并不是一种完全对立的关系。二是运用好两大宏观政策工具。积极的财政政策要有力度，更好地发挥对稳增长和调结构的积极作用；货币政策要更加注重松紧适度，在实施过程中要根据形势变化把握好松和紧之间的平衡。三是要促进“三驾马车”均衡拉动增长。过去有的时候更多的是靠出口和投资，今后的方向是“三驾马车”更加均衡。四是要把经济工作的着力点放在转方式、调结构上。五是要有序化解各类风险。
第二，积极发现、培育新增长点。这也是今年经济工作会议和过去不一样的地方，前几年讲结构调整时对化解过剩产能讲得比较多，这次强调要做优增量，但表述上不一样。过去培育新增长点更多强调的是政府怎么去发现、怎么去做，如大力发展几大产业，加大支持力度等，这次不是说一定要支持哪些产业，而是讲用什么样的方式和方法发现和培育新增长点。主要讲了三个政策方向：一是市场要活，要靠市场去发现和形成新增长点；二是创新要实，创新不是发表论文就大功告成了，而是要把创新变成实实在在的产业活动，创新不仅仅是技术创新，而且是全面创新；三是政策要宽，要营造有利于市场主体创新的环境，包括商业、制度、政策的环境。
第三，加快转变农业发展方式。明确农业发展方式要尽快转到数量质量效益并重、注重提高竞争力、注重农业技术创新、注重可持续的集约发展上来，并强调要深化农村各项改革，完善农村各项政策，完善农村土地经营权流转和加强职业培训等。
第四，优化经济发展空间格局。要继续实施西部开发、东北振兴、中部崛起、东部率先的区域发展总体战略，同时强调各地区要找准主体功能区定位和自身优势，确定工作着力点。中央还明确，要重点实施“一带一路”、京津冀协同发展、长江经济带三大战略，今后我国区域发展的空间布局，将由区域发展总体战略、主体功能区战略以及这三大新战略共同构成。关于城镇化，强调对城镇化的发展要有历史耐心，不要急于求成；还强调要加快规划体制的改革，推进“多规合一”，这是实现城镇化健康发展的一个重要基础条件。
第五，加强保障和改善民生工作。这次会议主要是讲了就业和扶贫问题，这里我不展开说了。
第六，加快推进改革开放。主要讲了三个方面，一是要围绕发展面临的突出问题推进改革；二是要提高改革方案的制定质量，加强调查研究，不要坐在屋子里编改革方案，要了解实际问题所在，要到基层和企业找，找准问题才能够提高改革方案的质量；三是要抓好改革措施的落地，方案出来了并不等于改革完成了，最后要落地，产生实实在在发展的效果，让老百姓切身感受到，改革这才算真正完成。同时，在新常态下对外开放也出现了一些新的变化，要完善进出口政策，巩固出口的市场份额，稳定外商投资规模，提高对外投资的效率和质量。
本文摘自《看清新常态》
2015年是中国全面完成“十二五”规划的收官之年、全面深化改革的关键之年，也是全面推进依法治国的开局之年。可以说，这是中国社会再次经历的一个重大的历史转折时期。身处巨大变革中的我们，唯有充分认清这一新时代的特点，才能站在“风口”，顺风而飞。基于此种情况，各行业最为优秀的学者、企业家，从各自所从事的领域出发，给出了极具建设性的观点，汇编为《中国2015：看清新常态》一书，为我们抢占新时期的制高点提供了宝贵助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