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三五”：形成国际竞争新优势
我国是一个货物贸易大国，但还不是一个服务贸易强国。在全球经济格局深刻调整变化和“一带一路”开放战略深度实施的大背景下，推动我国从货物贸易大国走向服务贸易强国，到2020年形成我国国际竞争新优势，既面临着重大机遇，也面临着历史挑战。
加快发展服务贸易，是我国从贸易大国走向贸易强国、从“中国制造”转向“中国智造”、从工业主导走向服务业主导的战略抉择。“十三五”抓住全球经济格局深刻调整的新机遇，以“一带一路”开放战略为总抓手，以双边、多边自由贸易区为平台，以服务贸易规模倍增为目标，以打破服务贸易壁垒为重点，争做国际经贸规则参与者、引领者，加快推进我国由货物贸易大国向服务贸易强国的转型升级，形成我国国际竞争的新优势。
1.服务业市场对外开放滞后。虽然我国已成为全球货物贸易第一大国，但服务贸易规模偏低，“大而不强”。2012年，我国服务贸易占世界服务贸易总额的比重为5.6%，美国的服务贸易占比则高达12%；美国人均服务贸易额为3074美元，我国仅为477美元，只有美国的15.5%。2013年，我国服务贸易总额首次突破5000亿美元，达到5396.4亿美元，比2012年增长14.7%[ 石岩.2013年中国服务贸易首破5000亿美元[EB/OL].中国新闻网,2014-02-12.]。但服务贸易规模仍然偏低的格局并没有改变，服务贸易占全部贸易总额的比重仅为11.5%。2014年上半年这一比重上升到12.3%，但与全球平均水平（20%）、甚至与同为金砖国家的巴西（25%）相比，都有很大的差距。与此同时，我国服务业吸引外商直接投资的潜力远未发挥出来。2001～2004年，我国服务业吸引外商直接投资的比例徘徊在12%左右，2005年之后开始攀升，到2011年这一比例开始超过50%，服务业首次超过制造业成为我国吸纳外商直接投资的主要产业。2013年全年实际外商直接投资1175.86亿美元，同比上升5.25%，服务业在整个外商投资总量中的占比提高到52.3%，但服务业利用外资总体规模和比重仍然偏小；利用外资的单体规模较小，领域偏窄、结构低端。
2.把提高服务贸易比重作为“十三五”对外开放的重大任务。过去我国开放的重点是在制造业领域，服务业开放相对滞后。有研究表明，开放对我国制造业增长的贡献约为28%，而对服务业增长的贡献仅为7%[ 江小涓.服务业增长:真实含义、多重影响和发展趋势[J].经济研究,2011（04）.]。由于服务业领域的对外开放严重滞后，以及发达国家对我国某些服务贸易的限制，服务业难以利用国际先进技术和服务管理经验，制约了服务业的有效供给。其结果是国内的教育、医疗等服务消费外流的问题比较突出。2014年APEC领导人非正式会议，我国提出了设立亚太自贸区的设想，其中服务贸易和服务业开放将成为重点。这既是我国对外开放的一个重要趋势，也是我国主导亚太自贸区建设的一张王牌。为此，建议明确提出把服务贸易占对外贸易比重到2020年要提高到20%作为“十三五”形成对外开放新优势的一个重要目标，以此倒逼服务业开放进程。
3.把加快服务业开放作为双边多边自由贸易的重点。积极建立并实施负面清单管理制度和外商投资准入前国民待遇，凡国家法律法规未明令禁入的服务业领域，全部向外资开放，并实行内外资、内外地企业同等待遇；逐步把服务业外商投资审批制改为登记备案制，除国家规定的重大和限制类项目外，对外资企业投资项目的审批，逐步实施备案制度，政府重点把好环境安全评估、事后监管两道关；加快扩大双边和区域服务贸易协定，打破一些国家对我国服务贸易的壁垒，率先在新兴经济体和欧洲等国家和地区取得突破，加快拓展与这些国家和地区在金融、信息、物流业等服务业领域的开放合作，把服务业开放和服务贸易自由化作为双边或区域合作的重点。
4.把教育、医疗、健康、金融和文化娱乐作为加快服务业开放的重点。建议扩大教育服务市场开放，允许和支持国外和港澳台地区知名大学、职业教育机构以控股、独资等方式在国内设立分校；支持民办教育综合改革试点，明确对中外资非营利性民办教育机构在管理、税收、财补、土地、招生、人员福利等方面与公办教育机构享受同等政策；扩大医疗健康服务市场开放，允许并支持外商独资办医疗机构，并将审批权下放给地方，将地方引进的先进医疗技术和医疗设备纳入国家颁布的《鼓励进口技术和产品目录》，享受财政、税收等优惠政策，对于经过欧盟、美国、日本和韩国等国家药监部门依法注册审批的医疗器械和药品，免办进口注册许可，简化通关手续；推进文化体育娱乐服务市场开放，进一步放宽对国际影视盛典、国外奢侈品展览、国际游艇展览等大型国际性文化会展和娱乐节庆活动的限制，在CEPA框架下允许港澳台有实力的企业进入大陆文化体育娱乐服务市场。
5.通过发展服务外包提升国内服务业发展水平。服务业外包逐步取代制造业外包是全球化的新趋势。从全球分工看，美国和欧洲等发达国家是服务外包产业链的上游端，印度、中国等发展中国家是服务外包的承接主体。2014年1～8月，在全球市场低迷的情况下，我国服务外包合同执行金额达到478.3亿美元，同比增长31.5%，国内示范城市承接国际服务外包执行金额占全国总额的90%以上，成为服务业对外开放的“一枝独秀”。建议尽快出台相关政策，在全国范围内普及推广示范城市品牌、技术、信用方面创建的成功经验，推动服务外包市场的规范和快速发展，充分利用服务外包提升我国服务业的发展水平。
6.推动服务业企业“走出去”。近年来，以制造业为重点，国内很多企业走出国门。目前，在全球170多个国家和地区已有14000多个对外直接投资的中国企业，这些企业在海外的员工已经超过100万人。这些企业“走出去”之后，面临着跨国和跨文化管理的许多困难，包括律师服务、管理咨询服务、会计师事务所等专业服务不可能都依靠外国专业机构提供，而且“中国制造”在海外的发展还需要现代服务业如金融、交通运输、物流、商贸等方面的支撑。随着亚太自由贸易区战略以及“一路一带”战略的实施，基础设施互联互通不仅仅是要让制造业“走出去”，更重要的是让服务业“走出去”。为此，建议服务于中国企业“走出去”的大战略，“十三五”将服务业企业“走出去”作为对外开放的重点之一，尽快出台服务业企业境外投资扶持措施，加快服务业的人才培训和各项软硬件设施的建设，努力培养符合国际服务业要求的高素质科技人才、服务人才和经营管理人才。
本文摘自《2020中国经济转型升级的趋势与挑战》
《转型抉择2020 中国经济转型升级的趋势与挑战》以“转型抉择”为主题，力图客观分析2015—2020年这6年经济转型升级面临的趋势与挑战，提出务实的行动建议。全书由总论和八章组成。“总论”阐述了2015—2020年这6年经济转型与改革的大思路。1～3章分别研究和探讨我国经济转型升级面临着的三大历史性趋势：一是从“中国制造”走向“中国智造”的工业转型升级大趋势；二是从规模城镇化走向人口城镇化的城镇化转型升级大趋势；三是从物质型消费走向服务型消费的消费结构升级大趋势。适应这三大趋势，第4章提出2020年经济转型升级的基本目标。我们认为，中国经济转型的出路在于加快从工业大国走向服务业大国，到2020年基本形成服务业主导的经济结构。要实现这一战略目标，关键在于全面深化改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