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一直想写一本通俗的财经金融类读物，对我来说，能让大众基本看懂也许比能让少数专业人士看得兴致勃勃更有价值。对现今的中国经济发展来说，让100个穷人致富比让一个富人更富，有更大的现实意义。
写这本书最初的想法源于两年前的一个下午。
那天下午我到北京郊区的一家科技小企业访问。在一个高大空洞的门廊前迎接我的是一个满头白发的男人，看起来绝对有六十多岁，实际他才四十出头。他满脸都写着五年创业的艰辛，硬挤出来的笑容里似乎藏着许多无以言表的无奈。他没什么背景与社会关系，也不善于和人打交道、拍马屁，因此，其创业之艰辛更甚。为了得到银行贷款，开始他押了自己的房子，后来连两家父母的房屋也抵押给了银行。好不容易研发出了产品，要通过政府的各种审批，取得各种认证和许可，还要进行市场推广，资金是最大的问题。为了得到生产与营销资金，他在亲朋好友间进行社会集资，刚生产出第一批产品，就被抓进监狱关了两年，等查清问题，公司已经濒临倒闭。他守着一个苟延残喘的公司，偶尔靠借高利贷，拆东墙补西墙。这夫妇两口子和我聊了两个多小时，我听到他们口头上最多的一句话就是：拼命撑下去，想死的心都有。
回到北京城区，经过五道口，我看见夕阳的余晖照耀在曾经苦读过的“五道口”教学楼，心生些许感触，也有颇多旧忆。
1982年，中国人民银行总行在五道口创办了银行系统的“黄埔军校”，培养了中国最早的一批金融硕士研究生，为中国的金融改革和发展输送了大批急需的人才。我有幸成为五道口最早先的学生之一。那些年给我们授课的是一批大师级的经济学家——陈岱孙、厉以宁、黄达、胡代光、刘鸿儒、丁鸪、梁小民，等等，现在光想想这些，就让人不禁欣欣然。
后来我留学美国，在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研修经济学，先后拜师阿克洛夫（George Akerlof）和奥利弗（Oliver Williamson）两位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现任美联储主席耶伦（Janet Yellen）当时在商学院授课，我也选修她的课程并常向她讨教问题。这么一说，看起来我似乎镀了很光亮的“金”，但事实上，真正打开我经济学研究“天门”的是五道口，而“开天门”的大师是厉以宁导师。
五道口宏观经济学的第一堂课由厉老师主讲。他在讲了很多经济学现象和案例后，便这样总结说：“经济学是一门社会启蒙的科学。”从来没有人把经济学和社会启蒙联系在一起，厉老师的话如同在我血液里加了一杯烈酒，令我通体滚烫。就是这样，我对经济学产生了兴趣。
说老实话，我不认为那个时候我们懂得多少金融，无论是中国的还是西方的金融。但是，所有的学生无论研究方向是什么，大家只有一个目标，那就是中国的金融改革。我们要改变中国传统的计划经济体制下的金融体制，为中国经济的改革开放寻找适合中国国情的金融体制。那个时候五道口的同学们就提出了“开放金融市场”（吴晓灵）、“建立商业银行体制”（张志平）、“创建中国的资本市场”（夏斌）等在当时非常新颖和大胆的观点。
五道口是金融改革的产物，五道口见证了中国金融改革的进程，五道口的学生们成为了中国金融改革大潮中的弄潮儿和幸运者。现在五道口毕业的学生们已经遍布中国的金融行业，其中绝大部分发挥着中间骨干作用。我想，我们所有五道口的学生都会为此骄傲。
但是，那天下午的经历迫使我陷入反思，让我不得不思考与回答现实生活提出的一个问题：对广大中小企业来说，三十年改革开放后，企业融资是更难了还是更容易了？显然，这个问题不是一句话能说清楚的。我们能看清的现实是，在我国经济和金融体制改革了三十几年后的今天，金融机构普遍帮富不帮穷，这也是中小企业家们普遍感慨的一个社会问题。
确实，今天的中国面临很多问题，政治的、经济的、传统文化的和思想方法的，不同社会层面的人根据自己的不同遭遇和体验，对这个社会有很多不同的抱怨和批评。但是，我们不能否认，总体上看1978～2014的中国是一个好时代，正是在这个期间，中国从一个落后的国家一跃成为世界强国，GDP从世界排名第15位跳到第2位，仅次于美国，人均收入从几十美元提高到几千美元，2012年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24565元，比1978年增长71倍，而同期内我国财政收入增长了103倍。
另一方面，我们也不能不看到，1978～2014年，中国社会的财富分配状况从总体上的均贫富发展到严重的贫富两极分化，中国从世界上一个收入最为平均化分配的国家发展成一个收入和财富两极分化最严重的国家，占中国人口95%以上的大众平民阶层并没有在这个好时代里享受到与他们劳动付出相应的收入和财富增长，可以说，这也是今天中国所有问题的总的经济根源。
一个好时代里为什么我们的百姓致富如此之难？
事实上，从金融角度看，金融站在谁一边，谁就是富人。
那么，过去三十几年的金融改革站在了谁的一边呢？站在了普通大众和中小企业主一边了吗？再问，金融改革的最大受益者是谁？是广大农民吗？是制造业的工人家庭吗？是中国二亿多的农民工吗？是国内底层上亿的工商小业主吗？是刚毕业的大学生吗？这些问题显然不需要回答，不争之共识。如果金融改革的最大受益者只是社会人口中百分之几的精英阶层，我们的金融改革能说是成功的吗？
金融是经济发展的助推器，是社会财富分配的制高点，金融不仅仅是工具，也是一种社会制度安排。我们刻苦研习金融，深入研究金融改革，我们用现代金融理论和知识改造着中国的金融机器，但这种改造的结果只是让很小一部分人得到了最大的好处，这是我们初始所希望的吗？如果我们在五道口所学的金融现代理论和各种技术管理方法的目的，只是为了帮助国内一小部分精英分子更有效地、更默不作声地、更科学地、更低调地掠夺大多数弱势群体的利益所得，中国金融改革的意义何在？中国社会财富的贫富两极分化，金融改革有没有偏差和责任？
金融是经济制度的一部分，对我们每一个人、每一个家庭的财富增减变化有着决定性的影响作用。正因为这个原因，我们看待金融制度和经济发展，不能仅仅从国家强盛的角度，也应该从普通民众福祉的角度来分析。一个好的制度必须是能让大多数国民得到多数好处的社会制度，而不是相反。
本文摘自《少数派的财富报告》
本书先是从社会经济生活多方面观察的基础上，提出和反思了中国经济改革中的一个关键问题，即金融垄断和资本垄断；再从中国货币发行机制、金融深化、融资制度和资本市场等多方面，分析了金融资本垄断对中小企业发展的制约和由此引起的社会贫富两极分化。作者以通俗写法和实例分析，将深奥的经济金融理论和社会金融现象剖析还原得简单明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