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些出色的哲学家和经济学家的思想是如何成为主流经济学，又是如何与新自由主义联系在一起的呢？原因有很多，有些人选择拥护尚不普及的观点是因为爱出风头，这是其中一个原因。有人拿橄榄球比赛举例，向前冲得越狠，传出去的球越多，越可能得分。某些研究和推广中心，即所谓的智囊团，就扮演了这样的特殊角色，他们的目的就是要推动某种思潮成为主流，为特殊目的服务。其中一些思想到今天仍然很有影响力。然而，让思想渗透到经济和政治实践中，才是具有决定性意义的步骤。以所谓的“华盛顿共识”为基础，结合了里根经济政策的撒切尔主义，演变成了当代版的放任自由主义。换句话说，19 世纪的自由主义，回归到今天的新环境当中，就形成了“新自由主义”。
观念冲突依然存在，由此引发的口舌之争一直不断。然而，有一位作家宣扬凯恩斯主义时，并不单单把它看成一种重要的理论，还认为它会对未来产生重大影响，这位作家的作品名为《大师回归》31，还有一位新自由主义拥护者，更夸张，出了本名为《宇宙的主宰》32的书，居然用宇宙的主宰称呼自己的偶像。用不了多久，把凯恩斯当成神一样崇拜的人就会出现……话说回来，对于那些把他当作偶像，完全不进行批判思考，盲目崇拜，即便不理解也要坚信的人而言，他已经是神了。
新自由主义常引用奥地利和芝加哥学派的成果，明确指出必须要缩减政府规模，他们认为，这样做能创造条件，促使宏观经济恢复平衡，还能改善工作效率提高竞争力。英美两国已经付诸实践，推出政策“缩减”政府，其他国家也在一定程度上加以效仿。缩减包括两个方面：一是公共开支和财政再分配的范围，二是监管的领域。通过放松部分领域的管制，用对某些领域完全放手的方式缩减政府。
如今，随着新自由主义全方位的溃败，一些人开始期待凯恩斯主义东山再起。在一定程度上来讲，这种期待有一定的合理性。美国、日本、英国，大部分欧元区，以及许多正在走向自主的国家，拿凯恩斯主义的干涉论当武器，推出了反衰退政策。为了放缓产值衰退的脚步，大大提高了公共支出的比例，目的是维持稳定的需求；然后，为了防止低产出转化成低水平的停滞，也就是陷入萧条，开始刺激生产。从根本上来讲，这些策略发挥了作用，因为全球产值只有2009 年这一年出现了下降，但是很多富裕国家还在和不断出现的经济衰退潮做斗争。然而，眼前的成功是以严重的财政赤字和超额发放国债为代价换来的。世界没有衰落，但危机已经从私人领域转嫁到了公共财政身上。
在这种情况下，需求经济学这剂良药也失去了效用，尤其是常用的手段——增加公共支出，也发挥不了多大作用。财政已经赤字，增加预算一定会加剧赤字，降低预算只会让情况日益恶化。就像是你总不能要求别人，步伐要既快又慢一样。还有就是，为了弥补高额的支出，在提高税收时也不能做得太过火，特别是，额外的税收和额外的花费（政府和拨款受益人的开支），可能会同时伴随纳税人和消费者削减开销的情况。如果是这样的话，只是支出结构发生了变化，宏观经济中的需求总量并没有提升。也就是说，这种手段只可能在特殊情况时才有效。我们可以感觉到凯恩斯主义（或新凯恩斯主义）又回来了，并且我们正在经历第三次革命，情况和之前差不多。如果事实并非如此，我们也应该从凯恩斯主义中吸取精华，巧妙地解决现在的难题。
我们生活的这个时代，供给经济学没有完全溃败，需求经济学也没有取得全面统治。货币主义没有被完全淹没，（新）凯恩斯主义也没有完全覆盖它。只有各取所长，才能稳定和刺激经济。我们已经认识到，不能再坚持过去的观念，现在毕竟是百花齐放的时代，不会再有一家独大。
虽然我们的经济观念发生了根本性的转变，但是这个时代不会爆发另一次知识革命，经济观念的转变主要会表现在政府在经济领域发挥的作用上。有人可能会说，怎么会这样？！总的来说，当代面临的挑战并不比20 世纪40 年代的通货膨胀和80 年代的大萧条小啊。确实是这样，但是我们现在掌握的有关如何处理危机的知识也比以前更丰富了。问题是，我们的知识变得非常分散，在处理很多问题时都会发现这个问题，在处理政府定位和作用的问题时尤为明显。在这个问题之后，还会出现不断的疑问：除了可以解释市场和政府之间可以观察到的关系变化，目前采纳的学说会产生什么样的后果；最重要的是，关于全球化，我们采纳的理论能给未来的经济发展提出什么建议。我们都已经认识到，全球化发展虽然尚不稳定，却是不可逆转的。
2010 年前后的危机引发了各种摩擦，这是事实，但是这个事实同样无法改变历史的进程。大型物流公司DHL 用百分制的全球连通性指数（GCI），衡量特定国家的国民经济与外部合作伙伴之间关系的深度和广度（与多少个国家保持经济连接）。荷兰的全球连通性指数（GCI）是82 分，以这个层面来讲，是全球经济最发达的国家。美国是65 分，排名第20，中国43 分，排名第74。最后一名是布隆迪，只有10 分（朝鲜不在列表中的140 个国家之内）33。从联系的深度来看，经济危机造成的干扰，导致2012 年世界经济一体化的程度低于2007 年，但是强度比2005 年高出了10%，联系的广度下降了4%。接下来的几年，全球经济关系应该会进一步增强。
我们也不能因为眼下的举措消除了目前的危机，就要不断地提升政府在公共预算问题上的作用。如果真是这样，政府会变得臃肿。如果我们抛弃机会主义的短期视角，从系统的、长期的角度看待这个问题，就会发现，一些国家政府机构已经臃肿不堪。这是非常时期，我们也理解，把突然放开的公共开支收缩回去，就像要把放出的精灵塞回神灯一样。虽然很难办，但是可以办到，而且我们也需要这么做，毕竟我们的生活不是按照童话故事发展的。因此，政府对经济的干预会受到限制，但是发展速度如何，不同的国家会采取什么样的手段（各个国家不会采取相同的手段），会引发什么样的社会冲突和政治危机，这些问题只能留到未来才能见分晓。因此，如果说在过去的几年里，特别是自2008 年以来，政府为了应对危机增加了干预的力度，这并不是结构性的改革，而是时机性的调整。与全球化的本质无关，只是独立的事件。
独立事件的意思是，全球化与政府“大小”之间不存在直接的因果关系。虽然危机不是由全球化引发的，但是全球化让危机从一个国家传播到另一个国家。因此，一些国家不得不增加公共支出，刺激需求经济。与此同时，政府的规模会随之增加。说来说去，危机才是导致政府规模增加、干预加强的直接原因，或者更准确地说，全球化在这整个过程中发挥了媒介的作用，这也是凯恩斯主义者的观点。全球化不是这件事的驱动力，但没有它的参与就不会发展到这种程度。
在2008 年全球经济危机发生前的近30 年间，新自由主义对降低政府在经济活动中的作用和地位做出了突出贡献。这是不可否认的事实，尤其是经济合作和发展组织中的一些发达国家，虽然经济发展道路不尽相同，但是新自由主义都在其中发挥了作用。1987—2002年期间，对外经济关系开放程度的改变（全球化既是因也是果）和公共开支水平之间的相关性，在富裕国家表现得很明显。如果我们用进出口额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率，来衡量经济的开放程度，用公共支出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率，来衡量公共开支水平，相关系数是-0.67。也就是说，经济越是开放，政府越“小”。这一结论，支持了全球化会缩减政府地位的观点。
围绕这一问题的争论，可以归结为两个互斥的假说：效率假说和补偿假说34。效率假说与经济学中的新自由主义更接近，强调要减少公共支出，以维持或提高竞争力。多年以来，公共支出持续上升，从根本上来讲与全球化毫无关系，主要是福利开销的增加，在教育和医疗方面的支出以及应对社会老龄化。与此同时，现在的税收过重，削弱了竞争力，在开放型经济中必须拥有强大的竞争力，强大的竞争力也是全球化的基本特征。一个国家的对外经济越是开放，全球化带来的竞争压力越高，企业需要的资金越多，最后的也是重点的，就是公共支出必须降低。很明显，税收也要降低，因为国库不需要那么多钱了。因此，一个经济体参与全球化的程度越深，市场权力相对越大，政府权力相对越小。
另一方面，补偿假说会突出对抗关系。补偿假说更接近社会市场经济模式，根据这种解释，全球化需要一个经济体提供更多的公共开支，来加强自身的开放型经济在市场中的竞争地位。政府必须提供公共资金保证较高的人力资本水平，因此必须在教育、文化、卫生、研发问题上不遗余力。政府还必须增加一些额外的社会支出，保护人民免受全球化带来的负面影响。其中就包括，保护社会免受经济自由化带来的外部冲击35。总之，一个经济体参与全球化的程度越深，政府权力相对越大，市场权力相对越小。
政府代表的不仅是这个社会的体系，也代表着法律法规，中央政府以及相关机构确保政府正常运作。我们知道，世界上存在着各种各样的国家形态，管理集中化程度和决策程序各不相同。中央政府的地位越来越弱。因为当局在地方的权力正在减弱，或者更确切地说，地方政府的作用越来越大。这种现象在联邦制国家中非常突出，这些国家的各州各省都拥有很高的自治权。在非联邦制的整体结构国家中也出现了类似的情况，这些国家出于实际的原因划分出两个、三个或更多（不是很多见）行政级别。比如，波兰的行省、县、乡和城邦，或法国的大区、省、区、选区、市镇。
在成熟的民主国家中，进一步巩固地方政府的地位，同时中央政府放弃更多权力，是客观趋势，这与让权力更接近人民的政策也是相符的。某些行政决策和公共支出趋于节俭，正是支撑上述结论的有利论据。当然了，虽然大趋势如此，但并不是任何时间任何地点都能无条件地自动顺势发展。在履行各种各样的经济和社会职责时，各个行政级别之间会出现互相推诿的现象，使公共资金无法得到合理的再分配。我们经常在渴望实现民主的国家中看到这种问题，不仅如此，高度发达的国家在遇到困难时，也会出现这种状况。
有时，中央政府想将一些任务移交给地方政府，例如小学教育，但是中央政府又不想将用于小学教育的全部资金移交给地方政府。如果在这种前提下，任务成功移交，地方通过其他途径获取了必要的开销资金，中央政府将原本用于小学教育的资金挪作他用，比如用这笔钱扩大政府官僚机构，也就是说政府规模因此“变大”了：公共开支总数比分权之前更高。
有时也会出现相反的情况。在中央政府向地方政府移交权力时，地方政府施展一些游说技巧，就能从中央政府那里挤出更多的专项资金。由于财政预算的计算方法并不完善，有时通过特殊的计算方法，就能轻松得到自己想要的数字。如果将消防任务移交下级政府，经过商谈，最后的结果可能是，地方政府从中央政府那里获得了比之前更高的消防预算。也就是说，在进行行政改革分散权力的过程中，公共支出不降反升。政府的原意是“缩小”，结果还是“变大”了。
本文摘自《21世纪政治经济学》
这不是一本预言书，而是运用经验和智慧去探索人类正在面对的重要挑战。作者以曾经的政治经济领导者的高度审视未来的政治经济走势，探讨了包括未来的蓝图、全球一体化、全球化时代的市场与政府、经济的价值、国际间的一致意见和分歧、限制增长的社会和生态因素、未来人口问题、贫富差距的演变、未来科技发展、未来面临的战争与和平以及可能到来的亚洲时代、未来将采取什么样的经济政策等问题。针对这些问题，作者结合精确的数据进行了理性的分析，对人类及世界未来的发展提出了科学的预测并给出了合理化建议，为经济迷途中的人们答疑解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