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总是会用到“相对”这个词，因为从绝对数字来看，公共开支可能与经济增长持平，但是比国民收入增长速度慢。如果一个“大”政府，把一半的国内生产总值纳入预算，几年后货币数量会增加，但国民收入百分比会减少。举个例子：某国的国民收入是1000 个单位，税收是500 个单位，作为公共政策的一个组成部分，用于安全、教育、医疗、行政、外交和其他值得称道的用途。那么，我们受益的指数就是50%（500/1000）。再过十年，随着经济增长，平均产出增长率是4.1%，这时国内生产总值达到1500 个单位（这个假设，考虑到了实际情况、固定价格、通货膨胀的因素）。公共支出也以3.4%的年均增长率不断增加。现在是700个单位，实际比10 年前高出了40%。绝对值是增加了，但同时相对值却下降了，因为现在只占国内生产总值的46.7%（700/1500）。
政府规模相对缩小是两个过程共同作用的结果。一个是将政府负责的部分任务移交给私营机构的过程。至于具体是哪些任务、移交到多大程度、以什么速度移交，围绕这些问题展开的意识形态之争和政治纷争永远不会停止。以研发任务为例，以利润为导向的私营机构已经接管部分研发工作。事实证明，研发工作捕捉利润的能力越来越强，在很多领域为人民和公司提供了坚实的后盾。虽然从宏观视角来看，民营企业依然不是很重要，近几年才开始入侵国企和央企的领地，比如太空探索，但是民营企业正在大放异彩。私营机构将会为医疗、教育和社会福利服务领域提供资金，控制资源的分配，这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我再补充一句，未来公共服务领域的发展模式一定会是多种多样的，在这个问题上世界不会走向统一。其实这样更好。
另一个过程是指精简公共开支，这个任务至关重要，但是在实践中会遇到重重困难，与第一个进程存在本质上的差别。这个任务的预期目标是，在不缩减服务范围，不降低服务质量的前提下，更高效、更快速地完成任务，花费也要更低。这样做可以裁减中央和地方政府行政部门中的冗余员工（有些地区人员不足，也要及时增配），公共服务的成本也会因此而降低。
精简公共开支选择下手方向时，要慎之又慎，因为新自由主义也喜欢“削减开支”，我们一定不能犯新自由主义的错误。新自由主义通常会减少政府提供的公共服务数量，结果很多人因为享受不到这些服务，导致生活水平下降。我们在“缩减”政府规模的时候不要一刀切，可以“修剪”，比如，通过更好的管理降低运输成本，学生上下学、职员上下班的交通费就可以省下来。如果直接削减交通补贴，家庭的交通开支会增加，家庭只能通过削减文化或体育开支抵消这部分多出的费用。人们需要上下学和上下班，因此第一种方法对于家庭来说，在交通上的支出更高。这是以其他方面的支出为代价的，例如文化或体育。第二种方法，也就是通过提高管理水平降低运输成本，不会对民众的购买力造成影响，因为这种做法已经节约了公共资金，不会出现转嫁到家庭的情况。
说起来容易做起来难。提高管理水平可以通过更合理地规划工作时间实现，但是也可能引发裁员。我们还要寻找更多的工作岗位安置这些人员。能源消耗可能会下降，能源销售商要寻找其他客源，生产商可能不得不降低产量，生产商的收入自然会降低。从短期来看，提高管理水平对于一些人来说是好消息，对另外一些人来说，可能是坏消息，但是，从长期来看，提高管理水平、精简开支对社会和经济发展都是有益的。
不考虑公共财政支出，直接减税也可以“缩减政府规模”，但是这种方法是最不可取的。不降低支出，一定会增加预算赤字，增加公共债务。要偿还债务，就要削减其他方面的预算，结果财政危机进一步恶化为社会和政治危机。借债虽然能解一时燃眉之急，但是到期就要还，还了债可能就没钱资助学校了。在这个过程中只有债权人得利，变卖家当的总是捉襟见肘，怎么也回不了本，只有收废品的能赚到钱。
美国目前的表现就是最好（也许用“最坏”合适）的例子。这个伟大的国家，发展市场经济的经验比任何国家都丰富，不是“新兴市场”，竟然把公共财政搞得一团糟，真是让人诧异。美国人更喜欢回忆20 世纪80 年代的往事，那时候的拉美经济还是一团糟，现在的美国虽然成为世界的领导者、很多国家的典范，但是如今的日子并不好过。现在的结果，一方面是放松管制造成的，更重要的是共和党执政时期受新自由主义的影响，做出了减税的错误决定。更荒谬的是，2012年总统大选的时候，共和党的两位竞选搭档承诺要继续减税。当然了，如果真的大幅度削减了“冗余”支出，我要强调一下这种假设非常不切实际，如果这种不切实际的假设变成现实，削减的通常是用于社会贫困阶层的开支，一定会因此降低医疗保健和社会福利水平。需要补充的是，根据美国官方的说法，超过15% 的美国人生活在贫困线以下。
没办法通过民主方式削减公共开支，就给民众和政客们摆出事实：花钱太多导致国库空虚，除了削减开支没有别的选择。这种简单的推断是引发非理性行为的原因。支持削减支出的人常常在计算中走极端，政府当局想再找一条出路，就会选择增加税收。新的悖论就此形成：本来是为了缩小政府才削减开支，一来二去政府反而变得更大了。美国目前预算赤字（占国内生产总值的2%～2.5%，约3000 亿～3750 亿美元）中，至少有1/4 必须通过提高税收带来的额外收入弥补，这是无法逃避的现实。
自主经济体的发展会走向多元化。在前面提到的坐标图中，来自“第二世界”的前社会主义国家和高度发达国家的运动轨迹相似，处于左（相对较低的公共支出）上（强大的政府机构）方。来自第三世界的自主经济体会出现在图表中的右上方。政府强大，财政再分配占国民收入的比例高。政府不仅要为行政、军队和执法部门提供支持，也会为人力资本和基础设施提供更多的支持。孟加拉国公共开支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例不超过16%，秘鲁约为17%，埃塞俄比亚不到20%。公共开支只占国民收入1/5 或1/6，这样的经济系统怎么能高效运作？如果这些国家能够成功使他们的收入在未来10 年、20年、30年增加一倍的话，公共开支要在更短的时间内增加一倍。
发展水平越高，政府就能获得更多的资金支付公共开销，如果分配得当，更多的支出有助于经济更快增长，这就形成了一个积极的循环。许多语言中，都存在“税负”这个概念，是指向政府缴纳的完税，政府也会以此为名收取贡品。将公共资金用于满足权贵的自身利益或者被挥霍的情况，现在依然存在。如果能合理利用税收，税收就不是一种负担，而是支付费用换取公共物品和服务。税就是物品和服务的价格，特别是自由市场没有销售的，由政府提供的服务。未来，全球性的公共服务覆盖的范围会越来越大，主要是自然环境、和平、商品贸易和金融交易担保等领域，全球性的财政收费会日益增加。
税收是一门复杂的学问，我们还在学习当中，国家也在努力精简内部支出，并且取得了一些成果，那么我们是不是应该强行将部分问题移交区域或全球组织解决呢？如果在国家范围内都不能平衡税收与支出的关系，想要通过区域组织或全球协调完成公共资金的收取和分配工作，是不是太草率了呢？即便相关财政机构的技术足够完善，在操作的过程中，能克服文化和政治障碍吗？这些不是单纯的问句，而是需要认真讨论的问题。
与其等待讨论结果（遥遥无期），不如现在开始尝试，以便改善将来的操作方法。在某些领域，我们不但算不上提前，其实已经落后了。征收适当的环境税，能督促各个国家控制引发全球变暖的温室气体排放，早几年开始推行就好了。
关于人类经济活动多大程度地加剧了全球变暖的激烈争论仍在继续，但是，全球变暖导致了气候变化，这是显而易见的。无论是科学论文还是政治文章，所有否认全球变暖的言论，背后都有特殊利益集团的身影，这些特殊利益集团主要来自传统能源领域。有些自然灾害可能是由人为活动引发的气候变化导致的，如灾难性的飓风、洪水、山体滑坡、火灾、地震和海啸，这些自然灾害不仅会对国民经济造成影响，而且灾难才不会在乎国界，过境之处无不遭殃。即便灾难带来的恶果只影响了一个国家，事情也不会因此变得简单，有时受灾国家会无力应对巨大自然灾害带来的经济后果，在这种情况下，国际组织会出面提供援助。国际组织不仅援助了大地震后的巴基斯坦，也援助了遭遇海啸的日本、遭遇飓风的危地马拉、发生严重火灾的西班牙。遗憾的是，未来人类还要面对更多的灾难。
为了应对未来可能发生的灾难，社会必须井井有条，要有专门用于防灾减灾和灾后重建的资金、人力资源和组织，所有的工作都需要大笔的资金支持。如果为印度尼西亚、乍得，也有可能是澳大利亚或俄罗斯受灾群众提供人道援助的所有资金，都靠各处募捐筹集，这个过程不仅会造成资金浪费，还会让很多人因为得不到救助失去生命。如果建立一个全球基金为相关援助提供资金和技术支持，只要该基金组织管理得当，救助工作的效率会大大提高，还能变得更经济、更方便。如果每个高于平均发展水平的国家（人均国内生产总值超过2 万美元），捐出国内生产总值的千分之一，对于各国的负担都不是很重，那么基金会每年募集的资金总量就能达到约400 亿美元。
托宾税主要是针对全球市场的现货外汇交易征税，作为更广泛干预一揽子计划的一部分，有些国家从20 世纪末就开始实施托宾税制度，虽然没能完全阻止之后发生的金融危机，但是确实缩减了危机的影响范围。如果我们从过去就开始适当地征收国际商品贸易营业税，假设税率是1%，这点税收不会影响出口动力，也不会影响贸易扩张，但是总的来说也不是小数目，大概2000 亿美元，我们可以用这笔钱消除饥饿，在我们广袤的地球上，还有很多人因饥饿失去宝贵的生命。
我们应该立即让大家认识到，对社会和经济活动进行“合理的”全球性协调，更容易实现目标，还能带来多重收获。各个国家一直都是靠税收支付开支的，当然，征税也是统治子民的一种方式，关于这一点我们要时刻小心。我们前面提到过，放弃以前的做法，通过跨国组织或者全球性组织进行有条理的再分配，防治全球变暖和自然灾害，不仅不会提高，还会节约公共开支，现在大家应该更明白其中的道理了。对金融交易征税，旨在降低风险进而降低世界经济活动的运作成本。如果这种方法得以应用，虽然有些人要支付部分以前从未征收过的费用，但是全球财政支出的总量（并非绝对值，而是占总产值的比例）不但不会增加，反而会大大降低。相应的（相比于产出价值）的财政支出会降低，而不是增加。
所有这一切，从理论上来讲是可行的，从经济方面来讲也很合理，也是全社会希望发生的。但在政治上却不一定可行，至少现在是这样。原因在于，国家事务几乎全在政治家的操控之下，但是他们不是在努力赢得民主选举控制国家的统治权，就是在清缴有可能将他们推下权位的对手，简而言之，不是在争夺权力就是在保护权力。他们哪有时间和意愿来处理全球事务呢？按理来说，将来，全球化与民主和经济增长的关系会越来越紧密，这两个问题是政治家们最关心的，在这种前提下，他们应该会放眼全球。要想成功地发展包罗万象的全球化，就要有远见、有战略、有协调政策。作为全球性的公共政策的一部分，也要收取和支出资金。
全球化的过程当中，有需要我们学习的东西，也有值得我们学习的东西。不知道要经过多少代人的努力我们才能应对自如，但是我们知道熟能生巧的那一天终将到来。现代的很多国家和跨国集团已经开始在不断学习中成长，学习的过程将来也不会停止。单一种族的国家越来越少，很多社会中，民族大融合的趋势越来越明显：有些地方几乎看不到外国人，有些地方到处都是外国人，比如伦敦，居住着来自300 多个国家或民族的人，使用的语言有270 多种，他们都向英国政府交税，公共开支也会为他们服务。我们没必要按照这个模式重塑整个世界，但是我们要整合各个组成部分，纳入统一的协调机制。
在联邦国家的复杂结构中，成功地制定出了一套实用的财政系统，这套体系也可以一步一步扩展至全球，当然迈的步子可能会很小，我们不要期待一举成功。从体制上来讲，联邦国家更先进，比如美国、德国、俄罗斯，远远领先其他国家。印度和巴西虽然困难不断，但也应对得越来越好了。虽然尼日利亚比墨西哥的问题还多，但这些问题都是可以解决的。
但是，一个值得思考的种族问题逐渐显露了出来，而且在全世界都可以看到。以前，传统意义上的国家，乃至联邦国家或多国集团，财政收支在很多人脑海中都只是抽象的概念，将来可能会在脑海中浮现生动的收钱、分钱的画面。对比分析表明，富裕国家的种族越单一，政府规模“越大”41。我认为，在很大程度上，那些没有太多“异族”的社会，更愿意提供共同支出。这个结论有待商榷。斯堪的纳维亚地区的国家支持这种说法，但是作为多民族国家的法国反对这种说法。也会出现完全相反的情况，多民族国家可能会提高支出，消除种族隔离，这又是政府变“大”的另一个原因。那么，二者之间到底存在什么样的因果关系呢？这个问题可能真的没有明确的答案。总的来说，文化因素、传统、社会偏好的差异，也会让二者之间的关系发生变化。
唯一可以肯定的是，在这个如此多元的世界中，将钱收集到一个全球性的财政部门，再分发给全世界，一定比任何国家的财政收支过程都要困难得多，即便那个国家很不稳定，由不同民族、种族和宗教构成，像尼日利亚一样有500 多种语言。将来，如果全球范围内的公共财政，全部通过区域组织或区域发展银行统一管理，到那时候就会发现，其实全球财政支出只会占全球总收入的很小一部分，可能也就百分之几。即便只是1%，不说全世界，单单欧盟总收入的1%，就已经是很大一笔资金了。
顺便说一句，我们应该说“全球总收入”，不应该说“全球国家总收入”， 正如我们会说“全球总产值”，不会说“全球国内生产总产值”或“世界范围内的国内生产总值”一样，我们既然站在全球的高度，就应该抛弃国家和国内的概念。
考虑到上述所有情况，世界如此之大，如何才能不被压垮呢？世界的协调工作越来越复杂，如今人口已经有几十亿，将来还会越来越密集，人们不断交换价值万亿美元的货物和信息，这样大规模的活动，真的能被人力控制吗？我们是不是应该放弃这个打算，让所有的进程自由发展呢？别忘了，即便在未来推行全球化管理的主张是正确的，但是在开展工作的过程中，每年都会出现新的挑战。工作任务也会变得越来越复杂。
我们可以要求引入一套简单的全球控管制度，代替200 多个国家复杂的治理程序，但是如果全球控管制度真的形成，很有可能无法取代目前的管理体系，只能做到在原来的基础上又增加了一套管理制度而已。所有的条例和法规全算上，美国的税法总共有七万页！如果我们不理会全球税法是否不够成熟，硬要推广，会引发什么后果呢？如果最强企业的首席执行官、国家元首、国际组织的领导人都难以控制现在的局面，将来的管理程序和政策要变得多复杂才能面面俱到呢？其实，很多组织的经历已经给我们敲响了警钟。以欧盟为代表的一体化集团，一直作为全球协调员的联合国（至少在安全问题上联合国一直起着调停的作用），以及在协调发展政策中占有重要地位的世界银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这些都是可供参考的例子。
提供尽可能多的调控，保持市场平衡发展，同时为市场的蓬勃发展创造条件。为了实现有效管理，采用尽可能简单的解决方案。最大限度地放弃较早的国家法规。这些都是我们要面对的问题，但是只要我们脚踏实地，一步一步来，就能攻克所有难题。
本文摘自《21世纪政治经济学》
这不是一本预言书，而是运用经验和智慧去探索人类正在面对的重要挑战。作者以曾经的政治经济领导者的高度审视未来的政治经济走势，探讨了包括未来的蓝图、全球一体化、全球化时代的市场与政府、经济的价值、国际间的一致意见和分歧、限制增长的社会和生态因素、未来人口问题、贫富差距的演变、未来科技发展、未来面临的战争与和平以及可能到来的亚洲时代、未来将采取什么样的经济政策等问题。针对这些问题，作者结合精确的数据进行了理性的分析，对人类及世界未来的发展提出了科学的预测并给出了合理化建议，为经济迷途中的人们答疑解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