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国家的公共财政体系而言，不管是从经济效益出发还是从总体效益出发，并不存在“唯一正确”的财政分配方案。在巴西、墨西哥等联邦制国家中，权力分散带来了很多难题，即便是积累了多年经验具备良好机制的美国也不例外。非联邦制国家中的收支管理问题也很常见。即便存在诸多问题，但结论还是很明确的：权力下放，让地方政府茁壮成长，对经济发展和满足社会需求更有帮助。当然，这也需要合理的制度和政治文化加以支撑才行，这就是为什么适用于英国的模式放到尼日利亚不仅不能正常运作还可能带来负面后果；巴布亚新几内亚虽然佩服澳大利亚的行政效率，但是自己却无法效仿。地方治理与政府分权也是需要花费时间去学习，才能顺利展开的。
为了加强地方当局的决策地位，中央政府的管辖范围将来会继续受限。在此过程中，公共财政权力下放的复杂问题是一定要面对的。将来，地方政府负责分配的公共资金会越来越多，中央政府则会越来越少。随着资金和权限的转移，公共责任、法律、道德、政治方面的责任也会转移到地方政府身上。如果我们把政府定义为中央集权的结构，代表着覆盖全国的权威和制度，那么政府地位将来会逐渐弱化。实际上，中央政府的决策权利已经开始弱化，很多与经济相关的政策决定，都是地方政府直接做出的。
如今的地方分权，使得市场和政府之间对立统一的关系正在发生变化。市场是一个整体，这一点毫无疑问，但是这个整体的市场是由很多地方性的细分市场组成的。中央政府只有一个，但是下面分成了很多担负各自职责的自治政府。简而言之，有些不满无须上报部长，只要让自治政府的领导听到就行了，支持创业的法案不用提交议会讨论，应该交由地方的市政委员会处理。虽然，一个国家内所有本地市场的交易都要使用统一的本国货币，但是几点开市几点关门无须统一，可以由各地政府自行决定。将来，底层政府负责处理的事务会越来越多，中央政府只需要关注一些基本的议题，掌握大局，适当引导国内的经济活动。
我们已经进入一个全新的发展阶段，如果我们站在一定的高度看待现在的问题，就会发现，在经济发展过程中，全球化已经对政府的地位和作用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有些人认为，如果没有政府，全球化就无法推进，与此同时，全球化又无法和政府共存。这又是一个悖论吗？
当代自由放任主义的起起伏伏，给世界带来了一个很大的疑问：新自由主义已经给自己抹了一鼻子灰，接下来会怎样呢？新自由主义兴起于20 世纪80、90年代，在喧嚣之中取得了一些短期的成功。之后就从圣坛坠落到地面，导致2010年前后世界经济陷入危机。这次危机不仅波及的范围大，还会对未来造成很大影响。这次的危机覆盖了五个领域：
（1）由非理性的超额借贷引发的危机始于金融领域。美国的大部分债务，是过度消费和地产投资引发的；欧盟的债务，主要是政府公共开支带来的，公共财政入不敷出，出现了严重的财政赤字。
（2）市场上的不安情绪从金融领域，蔓延到生产领域，导致经济活动减少，随之而来的是产量下降，失业率上升。在这种情况下资本支出会迅速收缩，资本收缩会对未来带去很多负面影响。
（3）至此，动荡蔓延到社会领域，政府压缩公共服务支出，对社会上的低收入群体影响最大，健康和教育方面带来的问题尤为突出，不平等现象加剧，社会出现分化。
（4）接下来，危机波及了政治领域，虽然政治危机在美国和欧洲的表现形式不同，但是大西洋两岸无疑都受到了影响。顺便说一句，很明显，这次的经济危机也给全球政策带来了考验，在有条件的时候，世界没有为协调经济政策做好制度上的准备，遇到困难时只能束手无策。
（5）危机殃及的第五个领域是知识和文化领域。这是新自由资本主义带来的最重大危机。新自由主义者期望的成熟市场没有实现，反而带来了很多尖锐的问题，关于经济活动的目的和意义，关于参与经济活动的社会团体的本质，关于全球化的未来和整体文明，所有一切都是以物质为基础的。从根本上来讲，是由经济的增长能力以及满足人类需求的实用价值决定的。
当代的危机引发了动荡。人们的思想和意识形态也陷入了危机，看似完整的价值体系出现了裂缝。很多人的信念完全溃败，在这个变化的世界中迷失了前进的方向。即便克服了前面四个领域的危机，但是真正的危机远没有结束，思想和文化的危机会持续很久，我们要为此付出沉重的代价。也许我们会进入类似于古希腊古罗马的另一个经典时期，有人可能会提出睿智的问题：我们为什么而战？我们要去向哪里呢？这些正是摆在我们面前的疑问。全球经济在未来会如何发展，这是重要的问题；区域一体化扩张的方向和方法，这是大局问题；在接下来的几十年，世界将会走向何方，这是最基本的问题。
如果我们仔细观察，就会发现，上一届美国总统竞选主要是围绕不同价值体系展开的博弈。虽然有些人被“全面自由的经济”蛊惑，但是另外一部分人已经明白（也许现在才明白），这是一条死胡同，这些人正在寻找通往更美好未来的其他道路。在诉诸政治和技术官僚讨论之前，要先确定我们选择的道路是建立在进步价值观之上的。之所以说我们还在处理文化价值观危机，是因为很多问题通过操纵利率、税收、汇率是无法解决的。为了让我们的努力发挥更大的效用，必须要依靠特定的价值体系，在这种价值体系的指引下，经济谈判中不允许出现欺诈，选民支持率也不允许作假。
2012 年秋，欧盟废止了2014—2020 年的公共预算协议，如果我们对欧盟大家族的纷争了解得更透彻，就会发现存在争议的不是这几十亿欧元，增长率和公共财政支出的减少也不是问题的关键，价值观的巨大分歧才是真正的问题所在。巨大的分歧不是存在于国与国之间，而是不同意识形态和利益集团之间，国家领导人和政府首脑试图以国家利益为借口，保护特定的意识形态和利益集团的利益。这是很危险的，因为利益集团之间的实质冲突，有时会搅乱国际局势，因此，跨国合作不仅应该是政策涉及的部分，也应该是核心价值观之一。
如果美国、欧洲、中国和其他国家，都确立了未来几年要遵循的价值观，接下来的关键问题是：文明发展到这个阶段，如果全世界的社会没有凝聚力，我们要如何让所有国家团结起来，以避免冲突。
国际团结应该是一个长期的核心价值观。然而各个国家关注的焦点各不相同。在美国，不同社会和政治所持价值观之间的矛盾形成了僵局，在这种情况下，消除财政悬崖（财政悬崖指的是政府财政支出的骤然减少，增税和减支两项政策的叠加，会改善政府的财政状况）是最重要的问题。2012年底和2013 年新年，以及之后一次又一次的国会争论都没办法阻止情况的恶化；欧盟的主要争议是，公共预算增加的百分比比通胀率高一个百分点；而在中国，国营和私营经济的腐败是目前最严峻的问题。
人类有时会表现出难以理解的天真。按理说，就算新自由主义没有遭受致命的打击，在失败中侥幸存活，也应该再也无法重拾昔日的光辉。从逻辑上来讲，事情应该是这样发展的，但是新自由主义并没有按逻辑发展，在一些媒体和学术机构的帮助之下，本应该由新自由主义承担的错误和指责，全都转移到了政府干预的身上，就这样通过谎言杀出了一条血路，逃脱了自己背负的罪恶。也许在非常遥远的未来，自由放任主义还会归来兴风作浪，因为历史就喜欢搞这种恶作剧。如果那一天真的到来，我们的后辈在遭受经济之苦的时候一定会悔不当初。为了不让他们怪罪我们，在近期内，我们应该大胆出手，让市场和政府实现亲密合作，共同面对与可持续发展相关的诸多挑战。
在西方经济学顾问们的种种暗示之下，我们总算有所醒悟：很多时候，一些国际组织，特别是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对经济活动一方施加的压力，其实来自于它们从属的西方利益集团。如今，“新兴市场”似乎不太愿意听从外人的真知灼见了。即便需要听取他人意见的时候，也会换个角度倾听。经过20 世纪90 年代的危机，再加上政府的参与带来了切实的好处，高速发展的东南亚经济体，新兴市场倾听的意愿大大下降，对新自由主义失去了兴趣。在中欧、东欧以及苏联后的社会主义国家，新自由主义更是无处容身，相信市场之手无所不能的人越来越少。“华盛顿共识”加速了不切实际的自由化和私有化，推动了强硬财政政策的制定，没有考虑到制度环境、社会、文化等问题，最终被拉美经济体彻底放弃。中东和北非国家经历了“阿拉伯之春”的动荡之后，也对来自地中海和大西洋地区的建议产生了强烈的怀疑。
想要吸纳建议、意见和指导的市场，不希望与外界隔绝。提供建议和需要建议之间的空隙必须有人弥补。由于经历了一轮又一轮的失望，幻想一次次破灭，愿意听从别人的专家越来越少，愿意提供指导的专家也越来越少，其实那些所谓的专家经常对影响经济运作和发展的特定文化、历史和地理的决定因素一无所知。想要提问的人如今面临着一个更大的问题：谁能帮助他们解答疑问呢？
无论是为了施加援助还是完全的商业行为，接受了经济建议的市场，将来一定会发生巨大变革。我们不能只站在旁边观望，还应该参与其中，因为关于未来的理念和利益争论的冲突是决定市场形态的关键。如果又出现另外一种新的“共识”36 就糟了。有人会再次利用这种所谓的共识，把它当成唯一正确的解决方案，谎称存在一种对所有人都有好处的政策，也就是所谓的万全之策。实际上怎么可能存在什么万全之策。
本文摘自《21世纪政治经济学》
这不是一本预言书，而是运用经验和智慧去探索人类正在面对的重要挑战。作者以曾经的政治经济领导者的高度审视未来的政治经济走势，探讨了包括未来的蓝图、全球一体化、全球化时代的市场与政府、经济的价值、国际间的一致意见和分歧、限制增长的社会和生态因素、未来人口问题、贫富差距的演变、未来科技发展、未来面临的战争与和平以及可能到来的亚洲时代、未来将采取什么样的经济政策等问题。针对这些问题，作者结合精确的数据进行了理性的分析，对人类及世界未来的发展提出了科学的预测并给出了合理化建议，为经济迷途中的人们答疑解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