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化已经进入了另一个阶段，世界正面临新的挑战。除了市场与政府之间的关系，经济活动中还存在一个第三方，那么我们应该对经济活动的三大组成部分——市场、政府和世界之间的关系，抱有怎样的期待呢？新自由主义概念看起来很诱人，但也很危险，因为新自由主义的观念是有害的。蛊惑人心的政客可能会说，既然我们不能恰到好处地全面处理好市场—政府—世界三者之间的关系，最好把这个问题留给市场自行解决。历史上有很多只能用天真来形容的案例，如果我们照做，又新添了一件。对未来经济放任不管，留给混乱的市场，如果说这是犯下了反人类罪，似乎有些夸张，但是造成的恶性后果真的不相上下。不过，如果把这个问题完全交到政府手上，也是一样。我们要另寻出路，将来让更多的人生活在“第一世界”，或者换句话说，将来的世界虽然也是多元化的存在，但是不会再有“第二”“第三”和“第四”世界。
假设除了全球性的经济活动，也存在一个全球性的政府，在处理国际事务的时候，我们还是要面临政府和经济之间由来已久的问题。不管是集权的还是民主的，由于一直以来不存在国际政府，因此情况会变得越来越复杂。与此同时，随着全球化的发展，国家的地位正在弱化。所有的一切都变得越来越复杂，传统国家概念的影响力越来越低，以国家为基础的民主也在逐渐弱化，除非多国参与的民主甚至全球化的民主能及时出现取而代之。
强大的市场参与者，尤其是庞大的跨国公司，会努力把这种复杂转变成自身的优势37。更准确地说，是要最大化自己的利益。但是，对自身利益的认知如果出现错误，会引发完全不同的结果。如果他们过分追求利益，不能完全理解自身长远利益和公共利益之间的正向连接，就会在全球扩张的过程中迷失自己的方向。不管怎么说，市场已经做好出击的准备。有趣的是，经济学家和决策人可能从科幻小说中学到了一些东西。有个故事讲的是，一家互联网企业强大到可以凭借一己之力控制全球经济；与以往人类受政府控制不同，一家集权公司控制了全世界38。
当人类历史中开始出现经济活动，村庄的栅栏、河流和国界，再也无法阻止货物和人员的流动。现代的跨国、跨洲交易量非常大。很明显，这种交易并不在任何人的控制之下，而且好像也没有控制的必要。但是，我们也要明白，这些交易的某些方面也是需要监管和调控的。不要再以为市场可以实现自我监督自我调控，这是不可能的。理性的干预市场是有必要的。
撇开极端主义不说，当代经济活动已经达成了一个共识，政策应该对三个主要的领域进行干预：资源配置、收入再分配和稳定宏观经济。话说到这儿，问题又来了：干预的目的是什么？干预的手段是什么？应该干预到什么程度？全球化让如今的情况变得更复杂，在跨国和全球事物中，哪些领域应该接受监管和调控？所有的问题都要求国际间和全球范围内展开合作。
有些问题无须逃避，我们要有意识有目的地进行资源分配，把物资从产量丰富的地区调用到需要的地区，比如我们要把食品从食品生产过剩的国家调配到饥饿地区。当出现经济过热和严重垄断的时候，就要出手对市场各方的供需行为进行干预，从根本上来讲，就是要进行市场化配置。在危险的经济过热或明显的垄断阴谋中，对供求游戏参与者的活动进行干预，这种干预主要与市场分配相关。同业联盟操纵市场定价的案例非常多，他们在供应量方面达成一致，推动价格上涨，或者在原材料市场进行投机活动，引发价格大起大落，造成有害后果。
全球的金融失衡状况已经十分严重，很多地方需要适当增加收入才能缓解目前的紧张局势，因此对全球的收入再分配进行必要的干预，也是我们无法逃避的问题。将来，在富裕国家处理完自身危机之后，大家会把焦点转移到贫穷国家的国民收入问题上。
我们现在谈论的不是国内生产总值GDP，而是国民总收入GNI。计算国内生产总值GDP 时，要从指定国家产品和服务带来的总价值（通常指一年）中，扣除生产过程中消耗的原材料价值。根据世界银行采纳的定义，国民总收入GNI 是指：居民生产创造的全部价值加上商品税收（扣除补贴），加上海外产值和海外主要收入（佣金和所得财产）。换句话说，如果一个国家没有来自国外的收入，国内生产总值和国民总收入应该是相等的。如果一个国家有负债还要支付利息，国民总收入就会比国内生产总值低，差距就是要支付的利息。虽然这些指标都很重要，但这些差异和我们要讨论的问题之间没什么关系。
前段时间，联合国通过了一项关于官方发展援助的决议，但到目前为止，只有部分国家从道义上履行了决议，因为这项决议更倾向于道德扶助而非正式义务。一些国家确定发展社会市场经济，这也是这些国家政府规模相对较“大”的原因之一。瑞典官方发展援助资金占国民总收入的比例是0.97%，挪威是1.10%，丹麦是0.90%，荷兰是0.81%，卢森堡是1.09%。这些国家都属于小型经济体，所以援助资金的数额也不是很大。如果大国给欠发达国家发展提供资金的时候也这么慷慨，情况就完全不一样了。可惜，实际情况并非如此，意大利官方发展援助资金占国民总收入的比率是0.15%，日本是0.20%，美国是0.21%，德国是0.38%，法国是0.50%，英国是0.56%，由于这些国家之前的帝国领土很广阔，因此对于这个活动参与的热情比其他国家高。
再分配覆盖了很多领域：从支持人道主义活动到防止富人逃税，从向贫困国家提供发展援助资金到预防洗钱犯罪，从累积资本到共同资助区域发展再到打击避税天堂。
实施必要的稳定措施，也是我们要面对的问题之一。很多领域都需要推出稳定措施，但是金融领域是最需要的。所有的市场都只是全球市场的一部分，在没有全球合作的前提下，任何国家都不可能影响货币汇率和国内利率，即便是英国、日本这样强大的国家也不可能。
所有的思考最后归结为一个问题：如何对全球化施加管理？要控制全球化发展是不可能的，但是我们可以进行适当管理，或者说为自然发生的经济活动制定一个方向，让尽可能多的人享受到全球化带来的成果。因此，为了让大家保持同一个发展方向，通过全球性的监管机构或国家监管机构实施全球调控是必不可少的。
全球化治理应该遵循的十项原则：
（1）调控应该面向未来，最大限度避免商业实体做出的决策出现冲突；
（2）尊重国家合理限度的主权；
（3）（民族、宗教、种族的）多元化统一是各个国家的权利，保留自己的一些机构，也要考虑国际兼容性，并遵守国际核心规则；
（4）关于社会问题的解决方案，要给予有限的自主权，同时尊重现代文明的核心价值观，顺从全球通用标准，通过商定实施区域和全球监管；
（5）将之前决议中属于中央政府的部分权力移交给区域集团；
（6）给行政当局领导人更大的特权，允许其在国际讨论会做出适当的决策；
（7）强制贯彻正式采纳的规定；
（8）采用新的体制秩序，推出全球性方案解决私人利益和公共利益之间的问题；
（9）需要做决定时，进行国际公开咨询；
（10）邀请非政府组织代表，参加一些国际机构的会议。
首先，全球性法规是不可能超越时代的，但是也不能一直在追赶时代。制定规则时，应该考虑未来的发展趋势以及一些不可避免的过程。将规则制度化的时候，应该参考对未来做出的预测，前提是不要与我们掌握的知识发生冲突。制定全球性的法规，目的无非是为我们希望发生的事情减少障碍，降低我们不希望发生的事情的发生概率，防止我们极力避免的事情成为现实。
生活在贫困地区的人口数量十分庞大，对于这群生活在水深火热中的人民而言，等待毫无意义。制定发展政策，提供配套措施，这是解决问题的途径之一，我们暂且不说。我们还应该提前为国际移民做好安置准备，这也是帮助那些人摆脱贫困的另外一个途径。随着全球变暖的形势日益严峻，北极、格陵兰岛和南极的冰川开始融化，还是那句话，等待毫无意义，如果无所作为，我们只能眼睁睁看着世界末日一天天变成现实。我们需要建立一种机制，通过经济利益，在必要的时候通过强制性的行政命令，在全球范围内鼓励大家减少可能引发全球变暖的行为。当社会需要对抗疟疾的药品，如果把这个问题交给市场，一定等不到我们想要的结果，与其事后空等，不如提前协调好预防措施，防止疟疾蔓延。当然，等待下一次世界金融危机到来同样毫无意义，我们应该在金融危机出现之前，让国际资金流动变得更加规范，使之处于适当的全球监管之下。
跨国管理在区域一体化中取得了积极成果，应该在需要实施全球监管之前先发制人，将区域一体化中跨国管理的先进经验转化成全球管理。在这方面，世界可以借鉴欧盟的个别成功经验，例如，微型区域内的融资发展计划，以及共同研发计划。不是说要将某个区域一体化的成功解决方案套到另一个一体化集团身上，或者直接提到全球的高度，而是要将一个国家或地区的成功机制进行适当的调整，将来也许能在其他区域一体化集团甚至全球范围内发挥积极的作用。从目前的结果来看，经历了这轮巨大的危机之后，证明在全球范围内推行欧盟的单一货币政策是不现实的，最起码在一段时间内是不可行的，但是其他大陆甚至全世界还是可以从欧盟的法律、组织结构、财务程序，以及交换生计划中学习对自己有用的经验。除此之外还有很多值得借鉴的例子。
因此，我们的目标是双向的，要实现具有前瞻性的制度化，一方面要减缓和阻止未来可能发生但我们不希望发生的现象和事件，另一方面要激励并促进可能发生我们也希望其发生的事件。对未来进行研究是非常有必要的，这样立法者、政治家、监管者以及他们手下的专家和顾问，才能了解我们前进的道路上一定会碰到的问题、可能出现的情况，以及一定不会发生什么，最重要的是，指引他们如何及时调控推动世界经济在正确的道路上不断前进。
第二，无论经济在“去国界化”和国际化的道路上发展得多远，我们都应该尊重国家主权。即使全球化发展继续削弱政府的重要性，区域和全球调控收到了令人满意的效果，但是国家还会继续存在。因此，虽然国家的职权范围会收缩，我们还是要尊重各个国家的主权。完全没有必要强行让所有人接受相同的历史（也就是说，既要允许对话，各自表达看法，也要让大家了解真正的历史），也无须要求大家只能用英语交流。但是，关于温室气体排放量、移民条例、贸易关税，以及越来越多的其他权利问题，逐渐转化成了超越国界的问题。国家因此失去部分自主权，将来还会失去更多，税收也不能任由所在国家说了算。国家主权问题应该谨慎对待，因为在需求和利益之外，还牵扯到情绪和情感。这几个因素共存的时候，很容易引发非理性行为。经济爱国主义基本上不考虑常识，在贸易顺差的情况下更是如此。
第三，未来全球化发展应该是有节制的，不应该强行让所有国家接受完全相同的制度。在一体化集团中，很多领域的法规可以由各个国家分别制定，也可以互相商定。但是，全世界还是应该以统一规范为目标继续努力，这才是最重要的。国际实施统一规范，有助于开展国际贸易，可以对资本流动、投资活动进行有效监控，还能方便推行反垄断政策，抑制不公平竞争。劳工流动法案还存在很大争议。当代资本主义在金融资本流动方面已经争取到了极大自由，但是在人类资本流动方面依然受到很大的限制。到目前为止，这个问题可以说是全球化中发展最不对称的领域，未来会如何发展还不得而知。
全世界没必要推行一致的税收政策，但是从长远来看，有必要建立标准化的财政系统，以限制恶性税收竞争。全球定价监管虽然没有必要，但是有必要制定协调政策，限制通过转移定价的方式进行逃税的行为。虽然没有必要统一银行的存款政策，但迫切需要协调制度，加大非法洗钱的难度。因此，未来各个国家经济法规会比过去少很多，但是全球也不可能实施统一的经济法案。
第四，各个国家社会问题的解决方案也会变得越来越相似，但是强迫一些国家欣赏别人的喜好也是无谓的。对于一些社会解决方案，要给予一定程度的包容（包容有利于全球化理性发展），在一体化集团中，标准化和统一化还会进一步加深。我们的子辈、孙辈将来在人权和公民权利上取得的成就，一定比我们的父辈、祖辈还要大。如果没有全球化，这是不可能发生的。
我们应该划出一条线，分清哪些问题由国家决定，哪些问题应该交由全球统一治理。很多领域已经实现了全球统一治理，还有一些领域还有大量工作要做。关于未成年人就业问题，我们应该遵循特定的标准，但是退休年龄没必要强制统一。我们应该保护妇女的权利，提高女性社会地位，但是没必要强制指定女性在选举中应该占据的比例。应该增加限制超时工作的管束力度，但是具体细节和补偿办法还是应该交由雇佣方和受雇方协商解决。
第五，如果不考虑社会凝聚力和国际竞争力的潜在价值，我们应该把更多的国家事务交由一体化集团处理，因为这样做可以让全球谈判、磋商和决策程序变得更加流畅。将公共基金资助的特定项目从国家转交区域和全球性组织处理，整个过程是非常困难和复杂的，就像之前提到的中央政府权力下放一样，只是这一次权力的移交是逆向的，从控制相对较小范围的国家政府，移交给了控制更大范围的国际组织机构。区域一体化的经济体执行统一的政策，全球协议更容易达成。从目前来看，这条规则的适用性有限，因为除了欧盟，其他地区的政治、经济一体化水平都不高。
第六，戏台上“你方唱罢我登场”的模式，不能用于管理世界。决策机制必须得到改善，一方面要限制议会、代表大会、国会代表的特权，以及政府和中央银行行政人员的特权，另一方面也要加强跨国合作执行者的法定地位，也就是说要加强参加政府和国家首脑峰会的总统、首相或公使的决策权。他们的权力也应该通过民主选举（在民主国家）获得，授权他们在特定情况下可以自行做出决定，对国际事务表示赞同或反对时，无须向中央政府以及各色人等不断请示，因为一些党派联盟通常会借助冲突和质疑，赚取政治优势。
针对气候变化展开的对话至今已经拖了20 年，欧盟财政危机持续了好几年，到现在还没有找到有效的解决办法，大家参考这些案例，应该能明白我的观点了。2008 年危机爆发，欧洲的政治舞台一直无所作为，但是电视上已经报道了多次“突破性的进展”，欧元区首脑峰会以及多国领导人峰会也开了很多次，突破来突破去，始终没有突出重围。代表团来来去去，问题依然没有解决。
本文摘自《21世纪政治经济学》
这不是一本预言书，而是运用经验和智慧去探索人类正在面对的重要挑战。作者以曾经的政治经济领导者的高度审视未来的政治经济走势，探讨了包括未来的蓝图、全球一体化、全球化时代的市场与政府、经济的价值、国际间的一致意见和分歧、限制增长的社会和生态因素、未来人口问题、贫富差距的演变、未来科技发展、未来面临的战争与和平以及可能到来的亚洲时代、未来将采取什么样的经济政策等问题。针对这些问题，作者结合精确的数据进行了理性的分析，对人类及世界未来的发展提出了科学的预测并给出了合理化建议，为经济迷途中的人们答疑解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