考虑到代议制民主的本质，不得不说这是一个棘手的问题。但是代议民主制也存在不同的表现形式和形态，我们可以赋予选举产生的代表足够的决策权。参加国际会议，需要对公共事务做出决议时，除非有必要，各国代表无须征求他人意见可以自主决定。我们常说，时间就是金钱，国家的政治家浪费纳税人的钱，国际的政治家浪费的时间如果换算成金钱，可能比他们还浪费。
作为一个强大的国家，中央政府的作用不是去限制民主，而是作为一个工具将民主国际化。例如，七国集团中的德国和法国，以及其他几个主要国家的领导人，发表声明赞成推出托宾税，也就是对现货外汇交易课征全球统一的交易税。但是，他们知道一回到家，就会有人提出反对意见，而且正是通过所谓的民主手段破坏决议。明明是一项大家都需要的计划，但是只能搁置，不再提起。
政治机制应该做出调整，确保国家元首在国际会议中做出的决定顺利施行，如果领导人犯了错，民主机制会在下次选择一个更好的。否则，我们就会陷入决策瘫痪的困局。国家领导人必须学会如何向国内各种群体解释，这些跨国决议是合理合法的，之所以要拥护这些决议，是因为这些决议是从地区和全球的角度出发，国际会议中不能只顾推动本国利益。对于一些短视的人以及冥顽不灵的人，真的很难向他们解释。
第七，全球性法规必须确立可操作的程序。首先，这些法规应该务实，这点很容易理解。全球性法规背后还要有实用的国际监测系统作为支撑，应该优于区域、国家和地方法规。很多时候，支持全球化应该自由发展的人没有深入了解全球化的本质，没有正确认识跨国公司的利益，他们认为全球企业可以将业务搬到其他地区逃避监管，这些人不只会说服自己我们没有什么可以做的，还会劝说别人。其实不然，只要有专门的组织协调各方行动，这种现象会越来越少。
如果一个地方警长在追赶暴徒，眼看就要抓住了，结果犯罪嫌疑人跃过边界，那边已经不属于这位执法人员的管辖权了。警长回到办公室，与此同时，暴徒在新的地方打扮成得体的绅士，着手准备抢劫银行。也许他为了躲避另一位警长的追捕，会再次逃到别的地区。这种难以解决的现实问题就是联邦警察成立的原因，如今警察可以跨越边界追击嫌犯，防止罪案。
将来，各个领域的市场活动，以及银行业务和银行监管也应该采取类似的治理措施，这样一来，抢劫银行就会变得更加困难，银行家也更难下手了，有人认为银行家给银行客户带来的威胁其实比劫匪大得多。制定国际规则、实施国际监管虽然存在诸多困难，却也不是不可能完成的任务。为了应对2008—2013年的危机，银行业达成了巴塞尔协议Ⅲ，虽然跟之前相比，这是一个明显的进步，但是还不够。之所以称为巴塞尔协议，因为这项协议是在瑞士的巴塞尔达成的，以各国中央银行为主的多家银行同意在各自的业务范围内遵循该项协议。如果大家都认真对待达成的共识，遵守相关规则，这规则很快就会变成通用规则，覆盖全球。到那时候，根本不需要全球性的国际机构监督大家是否在履行协议。问题是当初对巴塞尔协议I、II的理解不足，Ⅲ也有可能出现这个问题。监管体系有时也需要被监管。正因如此，我们更需要不断进步，但是随着越来越多的自主经济体加入全球银行市场，每前进一步都会变得更加困难。
全球化的反对者指出，有些国家连自己都不遵守当初参与制定的法规。欧盟就有很多让人沮丧的例子，大部分国家都不尊重自己同意采纳的《马斯特里赫特条约》以及《稳定与增长公约》。按理说，所有欧元区成员国，以及货币同盟之外的欧盟国家都应该遵守这些条约。不仅如此，还有让人更郁闷的，很多世贸组织成员国不认真遵守所有成员国共同签署的自由贸易协定。这说明建立专门的机构监督制度实行的状况势在必行，这些机构不应该依附于任何财团、政府和国际组织的官僚机构。对伊朗核计划的监督工作，经常引起热议，大家应该能看出国际监管的复杂程度，以及其中的困难，相关国际规则已经就位，但是在实践中，各方并不能严格遵守。对于收紧监控、管理和检查的问题本来就存在争议，如果制定的决议又不能严格执行，怎么可能解决问题？如果价值观、制度和政策都不能解决问题，接下来登场的就会是混乱和不可避免的毁灭。
第八，新的全球秩序会出现，但是可能并非来源于各个强大参与者的霸权倾向。应该是在以下过程中形成的：私营企业利益冲突，国际组织（有些尚未成立）实施调控，国家概念弱化，区域一体化集团地位越发重要。全球新秩序的标准听起来又像老生常谈，但是确实是客观的必要条件。新的全球秩序不是一个构思奇特的静态结构，而是一个动态的内部整合过程，不停在寻找经济和政治利益之间的妥协方案。
很多时候，巨大和难以克服的问题是由小国引发的，这里的“小”指的是人口少或国内生产总值低，不一定是领土范围小。也可能是由规模并不是很大的组织引发的。多年以来，阿富汗和索马里一直是困扰全世界的大麻烦，除此之外，还有马里和叙利亚。对美国构成威胁的，不是俄罗斯军队，而是基地组织。对俄罗斯的领土完整构成威胁的，不是北约，而是北高加索地区民族主义者。小猫小狗最可爱，可是这些小型组织可没那么可爱。
大家可能以为经济领域情况就不同了，世界形态及其未来应该是由福布斯排行榜上的500 家公司决定的，但事实也并非如此。大部分工作岗位以及全球的大部分产值，主要是中小型企业贡献的。我们可以通过实例说明中小企业的重要性，在美国，中小企业承担了经济危机中实际生产领域的主要压力。在2009—2011 年，大型企业中的用工人数下降了近10%，而那些年营业额为1000 万至10 亿美元的中型企业，用工人数则上升了5% 以上。大公司能轻松引导社会舆论，小型企业没有这样的政治影响力，但是将来有必要倾听中小型企业的声音39。
因此，新的全球秩序可能不会受制于任何强大的势力，但是还是要考虑分散的资本和选票，最终采纳一个相对合理的折中方案。如果是这样，原教旨主义和政治极端主义的相关案例也会越来越少，当然了，全球新秩序在寻找社会基础作为长期依靠的过程中，也要经历一段难熬的时间。
第九，在合理的情况下（虽然谁来决定以及什么情况才算合理始终没有定论）， 在全球会议做出决定前，应该向全世界公开征询意见，尤其是确定全体行动方向的议题，比如千年发展目标。向那些通过政策解决了自身问题的人，征求他们的意见，没有坏处。这方面的工作已经在进行中，但我们需要一个全新的、更大规模的、真正全球性的推动方案。如果头脑敏捷的政治家们知道如何借助高速发展的网络开展社会服务工作，征询意见就会变得更加容易。
我个人算是咨询工作的积极参与者，有时需要听取别人的意见，有时要向别人提供自己的意见，以我的经验来看，这些工作有些时候真的是毫无意义还会惹人不快，但是大部分时候是有用的。未来将会发生极其广泛的变化，因为从技术角度来看，不超过20 年，大范围的全球公共咨询会比现在国家范围内的全民公投还容易。国际公开咨询不是要投票，而是为特定的问题找到答案，得到的答案可能激发决策者的灵感，或者进一步推动讨论得出结论，参与讨论的人可能只是一时没想到或者没理解，咨询来的意见可能会给他们一些提示。美联储或欧洲央行是否应该调整利率，或者，应该收多少税，谁也不会为这样的问题征询具体答案，但是可以听取大众对于这类问题的看法。从政治层面来看，为世界各个群体提供客观信息才是最重要的，无论是知识群体还是无知群体，从本质上来讲是要给他们一定的选择权。征询公众意见的竞赛已经在全球范围内展开。
第十，在合理的情况下，非政府组织应该派出有能力的代表，参与全球决策。世界经济论坛每年冬天在达沃斯召开，世界社会论坛每年在不同的城市召开，让与会人员同时在某个地方相聚的意义不大，顶多算是个有趣的大狂欢。与会人员在会议中围绕相同的议题展开讨论，很多时候你会发现各方看待问题的角度是对立的。他们的对抗可能是一种思想和政治的挑衅行为。在听取华尔街金融危机原因的小组讨论时，那些银行家的穿着非常相像，甚至领结都很像，这是发生在经济论坛的一幕。在讨论如何对抗非洲贫困问题的讨论会上，参与者都穿着印有相同标志的T 恤，这是发生在社会论坛的一幕。打着相同的领结，穿着相同的T 恤，讨论如何消除危机，克服贫困，真是无趣极了。世界银行邀请非政府组织中的活动家参与到一些讨论中，这种做法值得表扬，而且值得提倡。尽管最后大家只是交换了意见，但这已经向正确的方向迈出了一步。这样做可以化解很多状况，因为在做出重大经济和社会决策时，保证社会参与非常重要。
全球治理在经济方面的未来使命似乎已经明确了。世界、人类、经济、文化将继续多样化发展，我们应该理解并尊重这一点。但是，我们不能忽视未来经济可能产生的变化，不能任其自由发展。我们要进行监管，避免危险的冲突。拿道路交通作比喻，自由指的不是每个人都按自己喜欢的方式走路、开车或骑车。地球上的交通也需要调控。交通规则能让我们朝要去的方向前进，同时不会撞到那些遵守法规走向反方向的人。我们要按照规则加速减速。遇到红灯，我们要停下来等待。我们需要优秀的全球性法规，也要有复杂的交规和信号灯之类的组成部分。参与到经济过程中的实体越是了解这些规则，越愿意履行这些规则，因为他们知道这些规则在时间和空间上能给大家的活动带来更大方便。如果他们不去遵守或者不能遵守，就要有人去教导、去鼓励，甚至强制要求他遵守。这样一来，冲突、碰撞、事故、灾害、危机、灾难会越来越少。虽然大家要去的方向不同，但只有遵守规则才能花费更低的成本达到自己的目的。
全球范围内的经济活动，比任何超级大都市的交通情况都要复杂无数倍。在全球经济活动中，每天要发生数十亿人以及数万亿价值的商品流动，原材料和金钱的流动规模异常庞大，我们还要面对空前庞大的信息量。这些都需要进行监管和调节。因此我们需要全球化治理，让人流、物流、资金流和信息流穿过仍然存在的文化、经济和政治边界，在不发生冲突的前提下，最终到达目的地。全球化治理的目的是让世界各地的人、货物、资本和信息进行创造性的接触，而不是让国家不去承担他们应该肩负的责任。还拿交通举例，车辆指示灯的设定可以遵循相同的规则，但是没必要规定各个国家的停车点。可以根据相同的规则制定进口关税标准，但是没必要在食品标签的形状上也达成共识。我们不要求全球化治理无所不能，但是要起到广泛的政策协调作用。政策协调也是一个复杂而艰难的过程，国际社会也要不断地学习。实际上，上完课拿了驾照是远远不够的。
公开辩论将会越来越多。如果相关国家的行为、主权、国内或跨国民主等方面值得讨论的话题不多，税收问题则会越来越频繁地变成大家讨论的焦点。正如我们所知，辩论总是能扰动人们的情绪。一个人在谈论税收的时候，可以像谈论爱情一样热情洋溢。最重要的是，税收永远和利益冲突分不开。如今利益冲突的范围也要随着全球化扩大到国际和全球。有一点可以肯定的是：财政制度和收入再分配政策受全球化影响的程度会越来越深。在这种情况下，经济和政治方面一直以来被视为国家内政的问题也会登上国际舞台，国家政策无法解决的问题将会通过国际协调得到解决。以后，公开辩论得到的答案将会决定政府和市场的关系。
未来的世界依然参差不齐。“大”政府、“小”政府会同时存在，美国政府会比现在大，法国和北欧国家的政府会比现在小。总的来说，全球范围内公共开支占全球产值的比例会比现在高。两个对立的发展过程造成了这种结果。富裕国家财政再分配的相对规模会降低，由于财富普遍增长，大多数发展中国家绝对和相对的公共开支都会增加。
对于那些已经高度发达的经济体，财政政策的法规、规模和手段都会发生变化，公共开支很可能会下降。如今，经合组织成员国中，政府规模相对较“小”的美国，公共总支出（国家和各州的总支出）占国内生产总值的40% 左右（占总收入的30% 以上，存在差异的是财政赤字）。与之相反的是，政府规模较“大”的法国，公共总支出约占国内生产总值的56%40。所有的迹象都表明，美国公共开支的比例将会逐渐上升，法国的比例则会逐渐下降，如今两国公共开支比例之间相差16%，将来会缩减到什么程度呢？具体数字我们无从知晓，二者之间的差距缩小虽然是必然的，也是我们愿意看到的，但是这个领域还存在很多未知因素。不过，我们知道主要的决定性因素是什么，我们也知道变化的发展方向，这些都是根据未来政治经济进行推理得出的答案。
当你踏入一片湿地，要停下来想一想：我应该往哪儿走？如何才能穿过这片湿地？如果你往前走了几步，发现地面越来越黏，就要好好观察一下四周的情况，仔细想想该怎么办。如果你迈出下一步以后，明显地感觉自己要被泥潭困住，就要及时抽身后退。凡事都不能一条道走到黑。美国经历了80 年不间断的财政扩张之后，发现自己也陷入这种局面，当然不是只有美国这样。美国仍然是世界上最强大的经济体，收入和公共支出情况已经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两个数字就足以说明这种变化到底有多彻底。1930年，公共开支占国内生产总值的15% 左右。2010 年，财政赤字就占了国内生产总值的10%！也就是说，美国现在的财政开支，每年借用的数额就已经达到了80 年前总开支的2/3。这已经不再是泥潭，已经变成深不见底的沼泽了。
我们不知道在大西洋两岸的两个重要国家——美国和法国，未来的公共开支会占国内生产总值的多少，但我们知道比例还会上升，我们可以留一些填空题，未来会给我们答案，5年、10年、50年之后，每个人都可以填上答案：
美国：2019（……），2029（……），2063（……）；
法国：2019（……），2029（……），2063（……）。
接下来的日子，在全球化的进程中，市场和政府会并驾齐驱，在制度化的现实中证明自己的价值。如果要通过坐标图描绘未来政府的位置，横轴代表政府规模，也就是公共开支占国民收入的比例，纵轴代表机构的“实力”，也就是限制市场的负面影响和促进社会、经济可持续发展的监管能力，高度发达国家的“优秀”政府，应该位于图表的左上方。政府负责的再分配、税收和支出减少，政府的规模就会变“小”，同时也会变“强”，因为政府的调控和监督作用越来越突出，特别是跨越国界的工作会越来越多。有时也会出现一些规则之外的情况，虽然状况不会持续很久但是很重要，比如美国在未来几年会通过增加税收克服公共财政危机。
本文摘自《21世纪政治经济学》
这不是一本预言书，而是运用经验和智慧去探索人类正在面对的重要挑战。作者以曾经的政治经济领导者的高度审视未来的政治经济走势，探讨了包括未来的蓝图、全球一体化、全球化时代的市场与政府、经济的价值、国际间的一致意见和分歧、限制增长的社会和生态因素、未来人口问题、贫富差距的演变、未来科技发展、未来面临的战争与和平以及可能到来的亚洲时代、未来将采取什么样的经济政策等问题。针对这些问题，作者结合精确的数据进行了理性的分析，对人类及世界未来的发展提出了科学的预测并给出了合理化建议，为经济迷途中的人们答疑解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