另一方面，包括区域一体化（普遍存在，且规模较大）以及世界范围内的任意国家（缓慢发展，不够大胆，有一定的局限性）在内的新兴超国家体系，采取干涉手段时涉及的范围、形式和方法等方面也会出现很多争议。从长远来看，区域一体化的结构日益成熟，将促进全球性解决方案的进步和完善。
无论是从理论层面还是从实践层面来看，政治经济学将来必须面对管理和经济政策这两方面的问题，经济增长和政治全球化的有限融合是人们将要面临的巨大挑战，政治全球化意味着全世界的民主政治都要制度化。达尼·罗德里克将之称为“全球化悖论”，提出这是一种特殊的三元悖论，你必须从三个不同的选项中选出两个：
（1）限制民主，全球化程度加深，强烈的国家自主权继续发挥作用；
（2）限制全球化的广度和深度，让各个国家发展自己的民主政治；
（3）以限制国家主权为代价，实现民主全球化21。“全球化悖论”说明我们不能同时拥有全球化、民主和单一国家。那么，事实果真如此吗？如果确实是这样，我们应该如何抉择？
我认为最合理的选择是加强全球化和民主，放弃单一的国家概念。前提是，全球化必须是注重分享且包罗万象的，民主必须是实实在在的，而不是由所谓的世界精英统治的假民主。不过，没必要非得在三个选项中做出明确的选择，并不是非要选A 和B 舍弃C，或者选择B 和C 舍弃A，再或者选择A 和C 舍弃B。
三个元素都不完全接纳，各取出一部分重新融合，这样做就能解决问题了。也就是说，我们不要A + B + C 的组合，而是A、B、C 各选一部分。要选择哪部分，保留多少，这些才是21 世纪以及今后的日子要讨论的重点。重要的是，无论是理论层面还是实践层面，全球化的进一步发展会使民主思想不断蔓延，逐渐覆盖全球，国家会继续存在，但是和目前的状况相比，国家的权力和主权都会被削弱。
现在的世界由将近200 个国家（联合国有195 个成员国) 组成，再加上还有70 多个领土和主权不受国际法认可的私自宣告独立的国家，如果世界不是这么复杂，而是由日益庞大的一体化集团组成，到那时候，处理国际事务就容易多了。区域一体化进程为全球化进展提供了良好的发展机遇，原则上来讲，十几个主体比200 多个主体更容易达成一致意见，政策协调也会更容易。以十几个国家和国家经济体组成的民主同盟为基础，更容易实现全球民主化。但是，国家经济体必须接受一个事实，那就是国家的概念将会逐渐弱化，由更大的区域或全球概念取而代之。
区域一体化进一步发展为全球化进程带来了巨大的机遇，我们能因此克服很多目前遇到的障碍，实现经济和社会可持续平衡发展。克服欧盟眼下的危机至关重要，因为欧盟危机不仅会影响28 个成员国，还会引发更大范围的严重后果。虽然欧盟人口只占全球人口的7.2%，产值约占全球产值的20%，但是我们不得不承认，整个世界的未来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欧洲一体化的成败。如今，欧盟不再是14 世纪的欧盟，也不是世界的第五个组成部分那么简单，欧盟承载了更多的意义。欧盟必须在政治、文化和经济领域证明这个组织能应对巨大的挑战，借此给其他的区域一体化进程注入发展动力。欧盟一定能做到。
不要忘了，除了知识，我们还需要想象力。那么，如果，只是如果，欧盟最终没能证明自身的适应性和先进性，彻底崩溃了会怎么样呢？虽然没人愿意发生这种情况，但是我们还是应该针对这种假设展开讨论，毕竟凡事皆有可能。如果发生这种情况，说明从长远来看全球化的进程是可逆的。在非常非常遥远的未来，全球化还是会出现再次加速的那一天，但在这之前，会白白浪费掉很多潜力巨大的发展机会，就像1913 年之后的三代人一样。但是，在可预见的未来，不仅欧盟不会崩溃（当然，在不可预见的未来，任何一切都会走向终点，毕竟世界上没有什么是永恒的），世界范围内还会出现很多追随者。虽然没有大大方方地承认，但是追随者其实已经出现了。
如果我们成功解决了全球化、政府、民主之间的三元悖论，那么富裕国家与贫穷国家之间的相互关系如何演变呢？现在的贫穷国家和过去的富裕国家差不多，也就是将来的贫穷国家可能会和现在的富裕国家差不多，抛开这些不讲，富裕国家依然是富裕国家，贫穷国家依然是贫穷国家吗？声名显赫的“新兴市场”会如何发展？
有趣的是，2000年四分位（将世界人口四等分) 中的第三等级，也就是地球上人口中倒数第二穷的25% （约15 亿人），比100 年前最富有的25% （那时约5 亿人）收入高。2100年与2000 年相比，也是这样的关系吗？几乎可以肯定，确实是这样。经济增长会保证这样的目标得以实现，2100年的时候，处于第二收入等级的全球25% 的人口（预计有25 亿人口，比1900 年的总人口还多）收入会超过现在最富有的25% 的人口，甚至第三等级以及最贫穷的人口收入都比现在最富有的人收入高。与此同时，收入差异还是会存在，不过差距会比现在小。
至于所谓的新兴市场，我们不应该因为一个看似不错的概念就兴奋不已，可悲的是，很多经济学家也是提到这个词就兴奋，我们不仅不应该兴奋，还应该鄙视这个概念。“新兴市场”的概念与社会的资源分配关系不大，而是与金融市场相关，金融市场只是经济活动中一个狭义的类别。客观来讲就是：人不重要，重要的是他们手里的钱。新自由主义经济学家可能会拍手叫好，但倾向于发展社会市场经济的人一定会反对。我们应该更加关注那些试图缩小发展水平差距的国家，认真研究他们的发展轨迹，在数钱的同时也要注意这些人。
因此，我建议放弃“新兴经济体”这个词，也就是说，我们应该放开手进一步分析那些金融市场已经十分开放的国家，这些国家已经走向国际舞台，蕴藏着无限的投机机会。这些市场的兴起带来了无限商机，但是获益的不一定是当地的人民，有时反而是在为别人做嫁衣，让那些投机者满载而归。
从经济学和未来政治经济发展的角度来看，我认为我们应该讨论一下“自主”经济体。“自主”经济体与“新兴”市场之间存在很大区别，自主经济体是个主体定义，而新兴市场是以其他市场为主体的客体定义。在“新兴市场”中，经济活动围绕投机、金钱和利润展开，社会的概念不是很重要，但是在“自主经济”中，社会的概念尤为重要。社会的重要意义在于资源的分配。在当今的市场经济背景下，在这样的金融环境中，自主经济不会转去投机市场追求回报，也不会屈服于体制的权威。
未来会是什么样子？全球各个国家集团的地位会发生什么样的变化？之前提到的“三个世界”之间的界限会完全消失吗？现在高度发达的国家和“新兴市场”，
这“两个世界”的划分会逐渐消失吗？全球化进程造成的这些差异将来会慢慢消失吗？
欠发达国家必须最大限度地解放思想，才能减少全球化现阶段的潜在冲突。不同的群体组成了我们的世界，如果我们拿生产力和生活标准进行极端对比，会发现最富裕国家比最贫穷国家能高出100 倍，这样的世界是无法持续发展的。如果这种失衡状况持续下去，整个世界不但无法发展甚至会出现衰退。社会会因此变得不稳定，还会爆发革命和战争。换句话说，之前只能说人类的未来可能是一片黑暗，如果长期保持目前的情况，我们就一定见不到光明。
无论是正在摆脱“第三世界”的国家，还是来自“第二世界”的国家（大多数第二世界国家已经实现工业化并拥有较高水平的人力资本），只有国家和社会得到解放，我们才能理性应对这一挑战。第二世界的国家中，经历过前社会主义转型的国家，更容易实现解放，获得自主，因为它们的人均国内生产总值比世界平均水平高出约50%，人力资本水平也相对较高。人类整体平均收入在大约1.2 万美金（按购买力平价计算）的时候，苏联解体后的波罗的海国家爱沙尼亚、拉脱维亚和立陶宛已经加入欧盟，欧洲前社会主义国家总共1.26 亿人口的人均年收入大约是1.76 万美元，其余2.8 亿苏联国家人民的平均收入大约是1.24 万美元（俄罗斯人口有1.38 亿，年人均收入1.7 万美元）。也就是说，生活在中部、东部欧洲以及苏联地区的4 亿人口，按购买力平价计算，人均年收入略高于1.4 万美元。
人类发展指数是衡量人力资本的常用标准，上述地区的国家看起来发展势头就很好，它们很多已经实现解放，摆脱了动荡。斯洛文尼亚（仅有200 万人口，因此对区域平均水平上几乎不会带来任何影响）是最富裕的前社会主义国家，人均国内生产总值在世界排名第三十（按购买力平价计算等于2.9 万美元），人力资本排在世界第十九（人类发展指数为0.844)。联合国开发计划署2011 年调整了收入分配不平等指数，如果我们也跟着调整，斯洛文尼亚的排名会上升到第10 位，在瑞士和芬兰之间22。塔吉克斯坦是最穷的前社会主义国家，排名在一百之外，人均GDP 仅为2 100 美元，人类发展指数为0.607。如果放眼世界，人类发展指数排在最前面的是挪威和澳大利亚，分别为0.943 和0.929，排在最后面的是刚果和津巴布韦，分别为0.239 和0.140。
从2011 年开始，联合国开发计划署调整了人类发展指数计算的方法。如今的计算方法更复杂，结果更准确。之前使用的简单的数值组合，人均国内生产总值（按购买力平价计算）、根据识字能力和毛入学率得出的受教育指数、平均寿命估算出的健康指数，三部分数值各占1/3。从理论上讲，这种计算方法得出的最大值等于1。如果满足下列条件，以下列方法计算，最大值还是1。
（1）百分之百的入学率，无文盲；
（2）平均寿命83.4岁，根据1980 —2011 年记录的数据得出的最高值；
（3）人均国内生产总值107 721 美元，也是根据1980 —2011 年记录的数据得出的最高值。23现在的人类发展指数还是由这三部分构成，但不再是简单的加减平均值，而是几何平均值（或立方根）。
此外，为了调整收入分配不均，又得出了人类纠正不平等发展指数。在完全平等的情况下，人类纠正不平等发展指数与人类发展指数是相等的。在现实中，两个指数之间的差距越大，说明收入分配不平等的状况越严重。因此，尽管在主张人人平等的瑞典，人类发展指数为0.904，而在考虑到分配比率的情况下，人类纠正不平等发展指数是0.851。总体上来讲，韩国的发达程度比瑞典低，韩国的人类发展指数和人类纠正不平等发展指数分别是0.897 和0.749。波兰的人类发展指数增长到了0.813，智利人类发展指数增长到了0.805，波兰和智利的人类纠正不平等发展指数分别是0.734 和0.652，因为智利的收入分配比波兰更加不均衡。人力资本指数与人类发展指数类似，但考虑到收入的关系，总的来说，瑞典的生活质量比韩国好，波兰比智利好。
值得一提的是，利比亚是非洲人类发展指数（2010年为0.755）最高的国家，这个国家也是“阿拉伯之春”革命运动中，斗争最激烈的国家之一，这很值得思考。希望正在发生的政治、经济变革，不会使这一地区的人类发展指数下跌。这件事清楚地表明，人类发展指数和人类纠正不平等发展指数在评估社会、经济发展水平的问题上，比人均国内生产总值更准确，但是这些指标仍然不够完善，忽略了很多决定生活质量和满意度的因素，或者说不是忽略而是缺失。
很多经历过前社会主义变革的经济体与高度发达国家之间的差距很小，尤其是欧洲的前社会主义国家，这些国家获得解放的机会比其他地区的国家更大，但是世界上还有很多落后的国家24。欧盟中有很多高度发达国家，这种组合让人们对欧盟的经济发展充满了希望。自2013 年年中，算上克罗地亚，欧盟高度发达国家达到11 个，随着时间的推移，以后会更多。抛开苏联曾经是一个共和国联盟不说，所有欧洲前社会主义国家都应该加入欧盟。区域跨国一体化和前社会主义体制的变迁，是欧洲大陆同时发生的历史进程。
充分融合本身就是消除发展差异、追赶他人的好方法，其中最重要的是制度融合。虽然一体化加快了融合的过程，但仍然需要很长一段时间，甚至要数代人之久。美国北方比南方富裕的情况持续了很久，在内战结束之后，花了150 年的时间，才缩小了南北差距；与此同时，意大利为缩小南北差距所做的努力一直到今天还在继续。在21 世纪第一个十年成功加入欧盟的巴尔干经济体，比那些到21世纪30 年代才加入欧盟的经济体，会更快实现解放，其中的原因不言而喻。
本文摘自《21世纪政治经济学》
这不是一本预言书，而是运用经验和智慧去探索人类正在面对的重要挑战。作者以曾经的政治经济领导者的高度审视未来的政治经济走势，探讨了包括未来的蓝图、全球一体化、全球化时代的市场与政府、经济的价值、国际间的一致意见和分歧、限制增长的社会和生态因素、未来人口问题、贫富差距的演变、未来科技发展、未来面临的战争与和平以及可能到来的亚洲时代、未来将采取什么样的经济政策等问题。针对这些问题，作者结合精确的数据进行了理性的分析，对人类及世界未来的发展提出了科学的预测并给出了合理化建议，为经济迷途中的人们答疑解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