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此全球化的过程永远不会终止，也不会真正地倒退。就像繁荣的市场经济一样，从根本上来讲这就是全球化的结果。全球化的演变影响着每一个人，地球上的经济活动在全球化的过程中变得越来越完善，越来越紧密。具体表现就是市场自由化程度和一体化程度的不断加深，而且不只是商品市场，服务市场和更为敏感的劳工市场也是如此。全球化正在一步一步地走向成熟。
制度规范和经济活动的规则是判断全球化先进程度的重要因素。这些因素在我们的父辈、祖辈就已经开始发挥作用，从那时起，它们的覆盖领域和范围开始不断扩张。世界贸易组织倡导自由经济，自由经济区域的不断扩大就是全球化扩张的具体表现之一。世界贸易组织可以调控资本的流向，监控市场给付的平衡状况，还能在一定程度上影响汇率，世界货币基金组织也在其中发挥着巨大作用。加入国际劳工组织的国家，关于雇员的待遇问题，企业主不能再像以前那样完全按照自己的意愿为所欲为，在雇佣双方发生劳资纠纷的时候，该组织至少能保护劳工的基本利益。
现在有很多全球性协议，数以百计的政府和非政府组织参与其中，确保了协议的执行力。整个世界变成了一张牢固有序的大网，很多行业主体乐于成为其中的一分子。未来，还会有更多的原则、规范和标准。最重要的是要确保这些规范和标准之间不要互相冲突。近几年，互联网行业的发展是全球扩张的最成功范例。
如果在全球化的过程中没有调节机制，世界将会变得一团糟。说句题外话，有些专家认为“真正的互联网并不存在”，实际上有“190个网络”，每个国家都控制着自己的网络，真正的互联世界并没有实现19。
机制和经济政策相互协作能达到的效果，可以说明全球化的完备程度。就眼下来说，我们在控制金融危机过程中表现出的能力，就能代表当前社会阶段全球化的完备程度。从长远来看，要看政策对千年发展目标辅助作用有多大。从某种程度上来讲，过去十年政治和经济上的飞速发展，与联合国组织和世界银行给予的政策支持是分不开的。2000 年联合国首脑会议公布了千年发展目标。自那时起，不仅参与该计划的国家和地区启动了综合机制监控发展进程，政府、开发银行和相应的国际组织也都积极参与，为实现千年发展目标不遗余力。
我们需要更多的相互配合、共同合作和倡议，借此开展理性的经济活动，推动社会进步，朝着全球化的方向努力。毫无疑问，联合国制度与世界银行、各区域的发展银行，如美洲开发银行、非洲开发银行、亚洲开发银行，都会受到来自民众的批评，而且多数情况它们确实罪有应得，人们会批评它们不作为、行动失当，但是之后千年发展目标会做出调整，把目标实现的时间推迟至2030 年。当这个时间到来时，大家又会寄希望于2045 年或者2050 年。到那时候，时间将会再次延伸，到2065 年。而且，这同样不会是终点。
千年发展目标中制定了很多目标，以不同的形式表述，总结出来的八大目标如下：
（1）消灭极端贫穷和饥饿；
（2）普及教育；
（3）性别平等；
（4）改善儿童健康；
（5）改善产妇保健状况；
（6）防治艾滋病毒/艾滋病；
（7）确保环境的可持续发展；
（8）发展伙伴关系（这更像是一个过程而不是目标）。
每个目标都制定了相关标准，以此衡量取得的进展。有些目标确实意义重大，有些目标已经违背了初衷，根本不现实，顶多算是政治家和经济学家们一厢情愿的幻想。第一个目标是最重要的，会按照以下具体步骤实现：（1）1990 年到2015 年间，每天靠不到1.25 美元为生的人口减半；（2）使包括妇女和青年在内的所有人，都能实现生产就业，拥有体面的工作；（3）从1990年到2015 年期间，使挨饿的人口比例减半。20
包括政府及非政府组织在内的国际组织，应当继续成长扩大。这是全球化的迫切需要，因为人类活动的范围越来越广，需要更多的组织协调部门提供支持。当然，这些机构也将带来很多麻烦。官方政府组织的职能会被分散，而且这些组织通常缺乏民主监督。哪个组织在监督国际货币基金？哪位代表会为世界银行负责？另一方面，虽然在许多非政府组织的宣传册上都印上了高尚的使命誓言，但其实很多组织都是特殊利益集团或其他国家的工具。即使所有的非政府组织都表现得很完美，道德上无可挑剔，全球化治理和民主之间的矛盾依然存在。通过跨国合作，国际组织确实在一定程度上做出了很大贡献。但是，其中存在的问题也不能忽略。
政府和民主进一步的发展方向，对人类的发展至关重要。全球化的推进，似乎弱化了国家机构的作用，但是这不代表着国家机关应该就此消失。欧盟就是最具代表性的例子，从拉普兰到圣文森特角，从多尼戈尔到伯罗奔尼撒半岛，穿过整个欧洲你都看不见任何国界。但是如果抛开地理上的国界概念不说，你会发现，即便是最先进的区域一体化同盟——欧盟，说到底还是由很多国家组成的。在可预见的未来，国家的概念不会消失。但是，彼此之间的影响、洲际交流，以及全球体系都会发生质的变化。这种变化已经发生，而且因为一些因素的影响，已经越发清晰。
到目前为止，全球化进程已经在很多方面发挥了自己的作用，促进实力雄厚的民营跨国公司在生产、流通领域的发展，对于包括银行在内的重要金融中介机构的崛起也做出了巨大贡献。很多企业机构的成交量可以达到数千亿美元，很多政治评论员认为这些企业机构的影响力比国内生产总值相对低的国家还要高。这种对比相对片面，计算方法我们暂且不去深究，即便苹果公司的市值已经超过荷兰的国内生产总值，但是一个国家的国民收入是建立在国民财富的基础之上的，公司的贸易额就算是国家的几十倍甚至百倍，二者都无法相提并论，因为完全是两码事。更何况公司的股票可能会在短时间内贬值，但是国家经济的“价值”就不会这样大幅度地忽涨忽落。那些实力强大的公司在纵横国际市场的同时，一方面要努力逃脱美国和欧盟等强大国家和组织的控制，另一方面为了让企业获得更多的利润，还要贿赂这些国家的当权者，放松对它们的监管。
有些人曾经成功地使别人相信，对美国大型汽车制造公司通用汽车有利的因素就是对美国有利的因素，现在有些大公司想要吞并小公司，大公司的说客就想照葫芦画瓢，让我们相信对X 跨国公司有利的对人类也有利。事实未必如此，通常恰恰相反。尽管X、Y和Z 等大公司的影响力越来越大，但它们没有统治世界。在某些情况下，重要国家和国际组织的领导人会征询大公司负责人的意见，不得不承认，虽然他们也会听取小国领导人的意见，但是通常只是出于政治上的考量或纯粹出于礼貌。我们可以大胆猜测一下，英国首相或法国总统手机联络名单里一定有很多大企业负责人的名字，却未必有其他国家领导人的名字。但是，无论老板们多么有影响力，事实上统治世界的人并不是他们，尽管有些人认为是企业家在统治世界，或者希望由他们来统治，但是事实并非如此。虽然企业家与国家或国际组织领导人相比影响力较弱，但是在很多跨国协议或一体化协定中，这些企业家还是发挥了很大作用的。当然了，在一些无法达成的协议中，他们也是影响结果的重要因素。
再加上，这些跨国公司对知识、文化，还有更重要的政治和金融领域的影响变得越来越明显，跨国公司领导人地位不断提高，随着他们权利的增加，一些国家掌权人物的影响力会自动削弱。跨国公司领导人完全不用在意政治人物的想法，这种情况越来越常见。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峰会或达沃斯世界经济论坛，都是观察这种有趣现象的好机会。在那里，你可以看到各界精英的地位比拼。
接下来的问题是：这对全球化来说是好还是坏呢？这些精英人物影响力的增加到底是在推进全球化的进程，使全球化日趋成熟，提高可持续增长，还是恰恰相反呢？我们应该为跨国机构争取更大的权利，还是应该限制它们的影响力呢？
这些问题没有明确的答案，但我们应该保持警惕。从逻辑上来讲，依附于企业霸权呼风唤雨的精英们，自然关心企业福利，而不是公众利益。因此，我们应该根据目标确定应该采取哪方面的合作，全球性的目标当然要与跨国公司共同协作才有可能实现。在为自己谋利的同时，也为了共同的利益相互合作，这种合作是否能令人满意，或者说满意程度如何呢？皆大欢喜的情况并不常见，但是双方都能接受的情况还是比较多的。至于合作程度如何，主要取决于双方的价值观、制度和政策。如今，世界范围内的活动就是这样展开的。
我们不要太天真。如果X 公司的老板只关心全人类的福祉，很快就会被监理会解雇。如果Y 公司的负责人一门心思关心地球上的穷困人口，只能去非政府组织（最好是一个全球性的）工作。如果Z 总统满脑子社会正义，也许可以在一个排名靠前的管理学院找到一份好工作，教商业伦理学。最大限度地提高投资回报率是公司管理的宗旨。实现共赢的同时确保商业精英获得最高的收益，是商业精英、政治领导人的目标任务。当然了，这并不表示政治领导人要以为商人牟利为己任。
我们这里说的精英都是脑力劳动者，具体概念暂且不谈。从历史的发展逻辑来看，体力劳动为主的时代已经一去不复返了。在我们所处的时代，经济实力，尤其是金融实力很重要，将来脑力劳动会变得越来越重要。以前是强权统治的时代，现在是金钱统治的时代，未来将是智慧统治的时代。暴力集团或军队已经无法为所欲为，即便是手握大金库或者充斥了无尽财富的金融部门也不能控制所有的发言权。再过几代，人们只会听从智慧的表达，虽然过程缓慢，但是智慧统治地球的时代终将到来。
我想那个时代会在22世纪出现，或者会更晚，在此之前，我们以及我们的子辈应该让智慧领袖多多发声，得到更多的重视。全球贸易活动要遵循适当的规则，政治家必须为此付出努力。我们都明白，政治家一定会受意识形态和利益集团的影响，但是民主监督同样能发挥自己的作用。无论民主监督的力度如何，效果如何，民主政府依然是民主政府。可行性政策法规也在为全球经济保驾护航，私有企业在政策的保护下发展壮大，全球化的程度愈加深入，人类才能因此获得更多收益。
大公司不仅能在一定程度上摆布传统地域概念上的主权国家，通常，一些商业协议的制订也或多或少会受大公司的影响，不止现在是这样，全球化的未来阶段也是如此。大公司还制约了民主的发展，因为越来越多的决策将会遵循其他机制制定，不再由多数人决定。很多国家都出现了这种情况，有人可能会认为民主国家不会出现这样的问题，其实不然。
在面对全球和地区问题时，民主机制可能会增加解决问题的难度。例如，如果我们精心挑选一批专家，让他们解决欧元区的危机，与民主机制相比，这种经营决策机制的效率一定更高，效果也一定更好。不要低估单一货币地区的国家所面临挑战的规模，但是从技术的角度来看这些问题都是可以克服的。可喜的是，在这个问题上，欧洲可以学习非洲的经验，非洲有12 个前法国殖民地、1个前西班牙殖民地和1个前葡萄牙殖民地，地区局势十分复杂，民族和武装冲突不断，发展水平低下，但是流通的货币只有非洲金融共同体的法郎，在1994 年最后一次贬值之后，至今一直保持稳定。从本质上来讲，其实有两种货币，它们对欧元的汇率都是655.957:1，这两种货币分别是：西非法郎（XOF）和中部非洲法郎（XAF）。两种货币的对等价值由法国银行担保，实际上，地区政策一直从中协调发挥着重大作用。2012年欧元区重新陷入衰退，非洲金融共同体国家的经济却蓬勃发展：西非联盟经济增长4.6%（15 个经济体，其中8 个流通西非法郎XOF），中部非洲经济增长高达6.4%（6 个国家用中部非洲法郎XAF）。
讽刺的是，稳定的非洲金融共同体法郎与浮动的欧元是挂钩的！因为市场投机的冲动（所谓的情绪）不会影响汇率，而是参与国相互协调集中调控控制汇率，这对整个地区都是有利的。我不是要讨论关于牺牲“民主”的徒劳争论，与欧洲同僚相比，西部和中部的非洲政治家确实常常忽略民主，而欧洲的政治家们很有可能是法国或伊比利亚大学的校友，彼此认识。他们可能会不时聊天，分享彼此的经验。
回到欧盟的问题上来，如果欧盟能重新调整经济结构，合理削减公共开支，增加财政收入，帮助企业加强自身竞争力，吸纳失业劳动力，那么一体化进程、全欧的银行监管和政府部门的政策法规都会因此改善。如果能关起门，不让媒体添油加醋地影响舆论，让有能力的人静心解决技术问题，经济决策会议就不会变成无止境的公开辩论。有人会说，这种做法缺乏民主监督（但是如果做出的决定符合公众利益，对大多数人都是有好处的，这难道不是民主决议吗），但是不要忘了，这种机制的另一个特点就是高效。放到国家层面上来讲，拿意大利和西班牙做比较，前者属于技术型政府，后者属于民主型政府，在做决议时前者比后者更高效。我们可以看到这个结论，在意大利对技术管理比在西班牙对民主管理实施必要的调整更容易。
通过计算机模型解决联立方程是一件非常容易的事情，但将明智的决定付诸实践却是非常困难的，尤其是超级大国，任何决定都会不可避免地对收入和财富再分配造成影响。关于民主会给解决经济问题带来麻烦，欧洲危机是一个很好的例子。如果你对另一个国家伸出援手，很有可能因此失去本国的民心，在下一次的选举中失利。虽然只是希望拉人一把，却要遭受辱骂。如果被人当成卖国贼、吸血鬼，谁还敢跨越虽然看不见但确实存在的政治边界？
政客能够掌握权力，得益于民主选举，下一轮选举早晚还是要靠民众的支持。不管是身边的技术专家或是顾问专家的建议，还是凭借自己的智慧得出的结论，他们在判断下一步该做什么的问题上还是比一般人更在行的，毕竟这是他们的工作。但是，有些决定是无法向公众解释其中的好处的，这时民主就成了绊脚石。由于没有充分的决策权，他们只能淡化改革，软化手段，推迟决策，放弃一些理应做出的改变。补充一点，无论现在还是未来，如果权威媒体不站在你这边，就很难拥有充分的决策权。大家都知道，所有的一切，背后都是不同的意识形态和利益集团在角力罢了。这导致有些政治家即便意识到自己的做法会失去选民，还是会强制推行不受公众认可的决策，但几乎没有人愿意这样做。对大部分政治家来说，政治就是权力的争夺，一旦你拥有了权力，政治又变成了抓住手中权力的工具，如果会因为一项决策失去权力，不管这项决策是否正确，都要放弃。
以目前来看，并没有可以扭转乾坤的理性出路，只能让大家尽量将眼界放在区域甚至全球目标的高度，这一点在未来更加重要。换句话说，政治家不能再只是国家的政治家，必须着眼更大区域、多国利益，甚至全球。全球化的过程已经开始，并会一直持续，但全球化是阶段性的。21世纪初，全球化已经初现端倪，但即便到了21 世纪末，也很难达到期望的目标。以前的政见和政策都是服务国家的，将来会慢慢演变成超越国家，为全世界甚至可以说为整个文明社会服务，到那时，国家的概念会变得非常微弱。换个角度来看，全球化会让国家政府变得越来越不重要。我们会发现，这是一个二选一的问题，虽然不是很尖锐，但是非此即彼，只能选择一个。除非加强政府的权力，不再顾及民主的问题，不再单纯考虑国家的利益，放眼全球，做出独裁决定。德国可能会拍手欢迎，中国或许也不会反对。换句话说，巩固全球化会弱化民主政治，增加政府机构的权力。
无论是未来的一二十年里，还是接下来的几代人，关于这两个方向的争辩将会一直持续。一方面，国家的“规模”，主要是看财政再分配占国民收入的比例，以及干预对市场进程的影响，这些争议永远不会结束。能促进资本形成，还能实现有效分配，提升社会凝聚力，能达到这种效果的体制，才是理想的经济体制，虽然永远不会实现，但我们应该朝着这个目标努力。分属于不同意识形态、不同党派的人会用不同的方式定义这个理想体制，虽然是相同的内容，但是科学界也会给出不同的定义，在政治领域，这个问题表现得尤为明显。绝对的最佳状态并不存在，关于效率和凝聚力的问题，如果将最少消耗、最大限度地实现目标视为最佳状态，并且设定一个标准模型，这么做就是在浪费时间。这种所谓的最佳机制是社会和政治的理想状态，目的不只是赚钱和生存，而是社会的繁荣和享受生活。这种理想状态并不是一个数值，而是一个范围，而且这个范围也不是（是否加“不”） 恒定不变的，随着时间的变化，将来还会不断发展。
本文摘自《21世纪政治经济学》
这不是一本预言书，而是运用经验和智慧去探索人类正在面对的重要挑战。作者以曾经的政治经济领导者的高度审视未来的政治经济走势，探讨了包括未来的蓝图、全球一体化、全球化时代的市场与政府、经济的价值、国际间的一致意见和分歧、限制增长的社会和生态因素、未来人口问题、贫富差距的演变、未来科技发展、未来面临的战争与和平以及可能到来的亚洲时代、未来将采取什么样的经济政策等问题。针对这些问题，作者结合精确的数据进行了理性的分析，对人类及世界未来的发展提出了科学的预测并给出了合理化建议，为经济迷途中的人们答疑解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