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表面上看，以量子基金、老虎基金为代表的对冲基金，在亚洲各国发起货币攻击，引发了各国的股市崩盘和货币贬值，掀起了一场亚洲金融风暴。但问题是，仅仅这些对冲基金就足以掀起如此滔天巨浪吗？
仔细审视亚洲金融风暴的整个过程，就不难发现，这是美元强权的优势战争。美国在推动西方金融市场主流意识方面不遗余力，并为遏制亚洲各国的经济发展，发动了一场全方位的美元货币战争。华尔街对冲基金负责正面进攻，操作金融工具；接着，国际媒体及外资研究员适时地发布不利于亚洲金融市场的讯息，甚至散布谣言，制造恐慌气氛；经济学家们则研究出一堆虚无数据及理论，不断对亚洲金融市场进行洗脑；信用评级机构配合对冲基金，适时下调亚洲国家及市场的信用评级；华尔街投资银行则负责研发金融衍生产品，并将其卖到全世界（主要是欧美国家），商业银行则为对冲基金及其他投资机构提供资金融通。然而，更令人难以置信的是，国际金融组织（特别是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专门扮演救世主形象，同时会附上开放市场的条件，最后再由跨国公司清理战场——廉价收购亚洲新兴国家的资产。
这样的情形在2009年的欧债危机中重演。欧元问世10年后，遭遇了前所未有的冲击，“欧猪四国”——希腊、西班牙、葡萄牙、意大利——的政府债务持续不断地发生问题。更令人担心的是，在欧元区统一货币机制下，牵涉到的不仅仅是金融问题，更多的是欧洲各国复杂的政治、文化与民族情结。至今，如何解决欧洲债务问题仍不得而知，欧元的前途依旧渺茫。
金融风暴之后
亚洲金融风暴过后，我们对风暴产生原因的分析渐渐加深，出口导向型经济体、国家财政赤字或裙带资本主义等原因，就如同冰山一角，暗藏在水面下的冰山却是既大且深，那祸害之根就是美元货币强权。
美国是当今全球最大的经济体，拥有最成熟先进的金融市场，全球各国中央银行持有的美元资产占美元总资产的60%。由此可见，美国的货币政策影响着全球金融市场、进出口贸易及资金流动，美元理所当然地成为游资利用的主要工具。
美元除了可以用作金融操作，美国政府的贸易与财政双赤字仍旧需要通过发行政府债券来筹集资金。2008年以来，美联储实行宽松的货币政策，为金融市场提供流动资金，大量印制美元，散布于全球金融市场，导致全球资金泛滥。
美国政府目前负债可能超过16万亿美元，美国依然面临着严峻的财政压力，寅吃卯粮的情况从未改善，这样惊人的财政赤字摆在世人眼前，却从未有机构或国家担心害怕过。全球各国央行外汇储备中还是有大量的美元资产，其中包括投资美国政府及机构的债券。美国的机构债券在全球独一无二，主要的两个发行机构是房地美与房利美。它们在美国国会的监督推动下，积极协助民众承做贷款购置自有住宅，并向投资者发行机构债券或证券化的抵押债券。不幸的是，在2008年的次贷危机中，这两家机构成为重灾区，最后由美国政府出手接管。
美元的优势不单体现在金融市场的操作上，还体现在全球贸易上。美元至今仍占据国际间最重要的货币结算地位。举例来说，韩国与泰国之间的贸易往来，有近80%以美元计价，而其中仅有20%的货物出口至美国境内。澳大利亚亦有70%的进出口贸易以美元计价，而当中也只有6%的货物进入美国境内。
全球金融市场交易方面，美元更是独霸天下。国际间主要的期货商品都以美元计价，国际油价亦是以美元报价。另外,全世界85%的外汇交易及半数的全球固定收益有价证券市场交易，都是以美元计价。无怪乎2011年9月，美国总统奥巴马在“克林顿全球倡议”大会上还疾呼：美国目前虽然面临着经济危机，却仍然是全世界最大的经济体。
无可否认，奥巴马说的都是事实。我们只要出国旅行就必须兑换美元现金或是旅行支票，就算到中国内地旅行，也不是每一家银行都承做新台币的兑换业务，但是美元却可以在中国各地的饭店、酒店、银行兑换使用，甚至搭出租车也可以直接用美元支付，这样能省下兑换当地货币的兑换成本。这就是美元强势之所在。
然而，这是历史的偶然，还是历史的必然？或许我们可以检视历史的脉络，试图了解一些蛛丝马迹。
欧元：无主权货币
从全球货币历史来看，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当时的美国拥有全世界超过半数的经济产出，是最大的进口国，也是国际贸易信贷的主要来源，美元成为唯一且最有优势的货币，当时全球没有其他货币可以与之相抗衡。
各国中央银行盯住美元，以稳定本国货币，更好地为进出口贸易定价。另外更现实的考虑就在于，一旦外汇市场发生危机，可以用美元紧急支付。如今，美国出口贸易大约占世界出口贸易总额的13%。1945~1980年，美国占有85%的全世界直接投资额，如今这一数字已大幅降至约20%。这两项数据显示出，相较于20世纪80年代，美国主导世界经济的地位已经逐渐下降了。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随着国际贸易及金融的发展，美国的世界主导地位不乏挑战者，先是德国，接着是日本，然后是亚洲新兴各国。从过去大欧洲整合发展的历史来看，德国与法国曾积极推动欧洲的整合。1999年诞生的欧元成为“超主权货币”，换句话说，欧元不同于美元，并非单一主权货币，是“区域性多主权货币”。欧元诞生之初，国际间预期欧元将会是美元国际货币地位最强大的竞争者，后势看好。
然而事与愿违。时至今日，超主权货币反而成为德国与法国的负担，变成了“无主权货币”。欧盟27国，欧元区18国，各国政治、经济、财政、文化间的差异实在太大，经济与财政政策难以整合，加上自2008年开始，南欧国家（希腊、葡萄牙、意大利、西班牙等国）的财政赤字严重，严重影响到国家债务信用，引爆了欧债危机。欧元区每个国家享尽了统一货币欧元带来的优势，但对于欧债危机却是避之不及。2012年有段时间，台湾媒体最常报道的就是欧洲各国领导人的集会，他们在不断地讨论欧债危机的解决方案。2012日6月，法国左翼社会党领袖奥朗德当选总统，他虽深知法国所面临的债务危机，却反对紧缩方案，支持扩大经济发展，这与德国总理默克尔的主张背道而驰。当年的希腊大选更是扣人心弦，希腊人民考虑到脱离欧元区的情势危机，含泪投票给保守党，最终保守党以微弱优势赢得选举，这意味着在接下来的日子里，希腊人民将面临失业，过上勒紧裤带的生活。持续两年的欧债危机，至今尚无具备可行性的解决方案，我对于欧元的未来深感悲观。
欧元区如今的格局是“两大众小”，其中德国和法国这“两大”国家，无论是在历史渊源、文化情结、政治制度，还是在民众信心上，都难以相容，更别说其他小国了。深陷欧债危机的“欧猪四国”，未来的财政改革之路漫漫，欧元的前途更加渺茫。
欧元本身不算是单一货币，勉强算是欧洲一些国家的通用货币，肩负着货币应有的交换媒介、价值尺度及储藏手段三大功能而已。仅仅10年的时间，欧洲国家费尽心思创立的想要挑战美元的欧元，其国际地位已大不如前了。
日元：无法控制的货币
除了欧元，曾经占据强势地位的货币就是日元了。1985年9月22日，日本、美国、英国、法国、当时的联邦德国这5个工业国家的财长和央行行长，在纽约广场饭店会晤。在美国的强大压力下，日本不得不同意在联合干预外汇市场操作下，使美元兑日元、联邦德国马克等主要货币有秩序贬值，以解决美国巨额的贸易赤字问题，此举导致日元大幅升值，历史上称之为“广场协议”。
自1944年布雷顿森林会议后，美元晋升为全球唯一的强势货币，美元贬值的戏码也一用再用。广场协议后，日元大幅升值，大量游资流入日本，导致房地产、股票市场价格狂飙。据说当时日本东京一幢摩天大楼的价值相当于美国整个加州，确实很可笑。疯狂的外资投资人拿着大把的美元投进日本金融与房地产市场，日经225指数由1985年初的13 000点狂飙至1987年底的20 000点，到1989年底达到39 000点。
经济泡沫迟早都会破灭。90年代初开始，房地产及股票市场泡沫破灭，日本从此进入永无止境的“失落的时代”，至今还未能恢复过来。
因此可以说日元是无法控制的货币，日本政府在国际外汇市场完全没有掌控力量，必须靠其他工业国家的联合调控，日元处在被动的地位，无力在全球货币博弈中提升自身地位。
货币的避风港
过去20年来，某种主要的国际货币在一段时期内持续保持强势的趋势一直都很明显，例如，美元汇率自20世纪90年代后半期起一直保持强劲态势，直到2008年金融危机爆发，美元才正式进入“战略性的贬值”阶段。就在这期间，1999年欧元诞生，异军突起，但好景不长，短短10年后，欧洲就深陷欧债危机的泥潭，至今难以自拔。
未来3~5年，我们或许很难看到某种主要国际货币能够持续保持强势。未来汇率波动可能更加频繁，此强彼弱的互动关系也会越来越密切。投资人在选择投资货币时，可能不会在强势货币与弱势货币之间选择，而是在相对弱势货币与更弱势货币之间选择。
国际间对于美元、欧元、日元等主要货币的信心直落。2008年美国金融危机和欧债危机引发了货币流通的“避风港效应”。瑞士法郎、澳元与加元成为投资人用来避险的“影子货币”。
长期以来，瑞士法郎一直是最稳定的货币，被视为全球货币的避风港。而欧元诞生之后，瑞士法郎被认为是德国马克的最佳替代货币，汇率紧跟着德国经济浮动。在投资人眼中，瑞士充满了吸引力。然而，最重要的问题就在于，瑞士的经济规模太小，完全无法承担货币大幅波动所带来的不利影响。欧债危机之后，瑞士法郎一路走强，失去竞争力的瑞士厂商当然吃不消。工业集团ABB最近就对强势的瑞郎大感头痛。诺华公司（Novartis）的业绩以美元计价，原本有不错的盈余，换算成瑞郎，反而亏损了。避险资金大量涌入瑞士，瑞郎大幅升值，瑞士中央银行不得不积极介入外汇市场，防止瑞郎过度升值，影响出口竞争力。2011年9月，瑞士政府突然孤注一掷，宣布欧元兑瑞士法郎汇率的下限是1∶1.2，此举立即使得瑞士法郎失去避险功能，这也是瑞士中央银行长久以来最有力的行动。瑞士政府大反扑后，瑞郎能否摆脱避险货币的角色，仍有待观察。不过事实摆在眼前，只要欧美主权债务危机未解，投资人对瑞士法郎就有避险需求，这也是瑞郎不得不面对的困境。
再看看澳元与加元。想要投资美国经济，又担心被美国财政政策拖累的人，可以买入加元；想要投资国际原材料，又担心南美洲通货膨胀的人，可以买入澳元。它们都属于资源出口国的货币，而资源出口国货币的强弱程度，几乎都与全球资源大宗商品市场的趋势保持一致。然而，同样的问题笼罩着它们未来的经济前景。欧洲问题不断，使得澳大利亚与加拿大经济前景面临下滑的风险。欧债危机的恶化以及对世界其他国家贸易的后续影响，都将对澳大利亚与加拿大出口商品的价格和需求产生重大影响。居高不下的澳元、加元汇率也阻碍了澳大利亚和加拿大的国际竞争力。由于欧洲前景未明，目前越来越多的人对未来两年内全球经济增长形势逐渐趋于悲观，澳元和加元得以持续保持强势的可能性也所剩无几了。
最不幸的就要算英镑了。英国的房地产市场泡沫与美国相比，是有过之而无不及，而且英国经济对于金融业的依赖程度甚至高于美国，这种双重不利的因素意味着金融危机对英国的打击更大。然而，英国政府在推动大规模经济刺激政策方面反应迟钝，明显落后于美国政府的行动力，却正好与欧元区各国政府颇为相似。目前英国的财政赤字与政府债务问题的严重程度并不亚于“欧猪四国”与美国，英镑的黄金时代早已一去不返。
无论货币避风港如何吸引投资人，“影子货币”终究还是强势货币的影
子。美元、欧元的强势不再，这也为人民币的蓄势待发创造了机会。
人民币：完全主权货币
20世纪90年代开始，亚洲新兴国家逐渐登上世界舞台，其中又以中国与印度的发展最为迅速，两国无论在人口结构还是经济发展方面都有急速赶上西方工业国家的态势，尤其是中国。中国2010年第二季度的GDP（国内生产总值）已经达到1.335万亿美元，超越了日本的1.286万亿美元，全球排名仅次于美国。按美元计算，中国取代日本，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
同时，中国于1996年成为东盟全面对话伙伴国，与日本、韩国一样，通过东盟“10+3” 机制与东盟成员国进行共同协商。中国政府为了扩大区域影响力、提高国际地位，积极推动人民币作为东盟自由贸易区的主导货币。同时，1997年亚洲金融风暴以后，中国采取的让利和怀柔政策，都促成了东盟国家和中国的合作关系。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建成后，将成为全世界最大的自由贸易区，拥有约17亿人口和2万亿美元的生产总值。
中国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在2012年1月底表示，极力争取到2015年基本确立上海的全球性人民币产品创新、交易、定价和清算的中心地位。由此可知，上海成为全球金融中心一事指日可待，人民币成为亚洲主导货币的意图也已相当明显。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预测，到2016年，中国经济总量将从现在的11.2万亿美元上升到18.3万亿美元，占世界经济总量的17.77%；而美国经济总量将会从现在的15.2万亿美元增至18.7万亿美元，占世界经济总量的比重滑落至18.08%。换句话说，2016年将是中国在全球经济总量占比方面超越美国的关键性一年。
然而，中国至今仍实行外汇管制，人民币可以说是“完全主权货币”，外资很难进入中国金融市场，国外投资人不能持有中国政府债券，国际外汇市场也没有人民币汇率的避险工具。但是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说，强势的中国政府也正是他们的优势。虽然人民币离威胁到美元的全球强权地位还有段距离，但中国的发展及主权强势让美国感到不安。在可预见的将来，或许尚未有任何其他国家的货币可以挑战美元的主导地位，但也不排除有可能产生“多元制”或“二元制”的全球货币体制，即美元与人民币共同主导的国际货币系统。
回头看看货币发展的历史洪流，不乏这样的先例。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前，美国作为当时的新兴国家，已经是世界工厂及农产品出口大国，但国际贸易还是以英镑作为主要货币。美国经历了1907年的金融危机后，创设了美联储。20世纪20年代，美国的银行业务在美联储时任主席本杰明•斯特朗的主导下，积极推动国际贸易业务，引导纽约的银行购买商业承兑汇票，提升流动性，使美元逐渐成为全球贸易的主要货币之一，大幅提升了美元的国际地位。
20世纪20年代后期，欧洲大陆还在“一战”结束后的恢复过程当中，美国已有超过半数的进出口贸易以美元计价，美元作为各国中央银行的外汇储备，其金额也已经超过了英镑。因此，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前，英镑和美元已在竞争国际贸易的主导权，这一现象直到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后才有所改观。“二元制”货币体制确实在历史的轨迹中出现过，而且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美元获得了最后的胜利，取得了全球独一无二的强权货币地位。
2015年必定是人民币走出国境、深入全球最关键的一年。
你们或许已经知道货币战争，可你们知道的只是结果，倘若要了解故事的前因后果，那就得回溯源头。
第三章
货币的博弈舞台——国际贸易
1986年5月，我孤身一人第一次踏上美国的领土，由西雅图转机至俄勒冈州尤金市，去俄勒冈大学上学。
俄勒冈大学自1876年创校，至今已138年了，就位于尤金市区。全市约10万人口，学校的教职员就有2万人，是典型的大学城市。值得一提的是，1964年，俄勒冈大学传奇的田径教练比尔•鲍尔曼与企业家菲尔•奈特合伙，各出资500美元创办了蓝带体育用品公司，生产运动跑鞋。这家公司就是耐克公司的前身，耐克现今已是全球著名的运动品牌，2010年的总营业额高达25亿美元。因此，俄勒冈大学又被称为“田径之乡”。
我在俄勒冈大学读的是商学院的会计系，在这之前，我所学的并非商科专业，也完全没有会计学的专业观念。在大学春季课程第一堂课上，教授就开宗明义地提出所谓货币的概念。什么是货币？其必要的三种功能是：交换媒介、价值尺度及储藏手段。
我当时不能完全理解这样的抽象概念。初学阶段，了解了会计专业中的“借方”与“贷方”，知道在对企业收益加以累计时，必须扣除各项成本费用。相较于东部大学的学期制，美国西部大学的学季制教学进度很快，必须加紧脚步才能赶得上课程教授的进度。
在学习会计报表时，首先学习的是资产负债表，报表左边是“资产”一栏，包括厂房设备机械采购营运，或是无形资产，如专利权的取得等，反映的是能给企业带来经济利益的资源。报表的右边是“负债”与“股东权益”栏，反映的是企业需要承担的清偿义务。
想象当年耐克创立之初，两个人出资成立一家运动企业，开始采购土地、厂房、设备，招募管理及经营人才，再将生产的运动商品出口到国外。品牌打响后，海外市场逐渐打开，企业规模也不断扩大，原有的资金已不足以支撑企业的发展，必须通过其他管道取得资金。同时，耐克在成长中慢慢累积了企业声誉与无形价值，建立了信用，信用对于企业来说也是一种无形资产。
当信用建立后，企业经营者就可以大大方方地走进当地任何一家银行，说明该企业的未来发展计划，展示市场开拓、产品销售等事实与数据，并提出资金需求。银行经理人会依据该企业的发展事实及数据，着手研究产业、国内外市场规模与该企业的发展前景等，再根据该企业团队的实际经营状况，考虑其是否具备足够良好的信誉，并评估是否借钱给该企业。银行最后决定为该企业提供贷款后，该企业凭借银行贷款，可以增加厂房设备，扩大生产线，提高企业收益。而企业获得的银行贷款，就显示在企业资产负债表右边的“负债”一栏中。
因此，企业资产负债表右边的“负债”一栏中一旦有来自银行资金的注入，左边的“资产”一栏同时也会增加条目，比如采购的生产设备、厂房、土地等。企业这样的操作模式又被称为“杠杆操作”，换句话说，就是利用有限的股东资本，争取银行融资、私募基金或其他人的资金注入（“负债”），用以扩大生产（“资产”），增加收益。
不过，杠杆操作也是把双刃剑，一旦企业的出口销量不如预期，过剩的产品会堆积在仓库中，变成无法变现的库存，库存越积越多，到最后所有现金都枯竭时，该企业也就会面临破产瓦解的命运了。
国际收支平衡表
如同一般企业的经营一样，全世界每个国家都拥有本国的资产负债表，被称为“国际收支平衡表”，目的是记录该国家在某段时期内与其他国家所有的交易情况，以报表的格式呈现，主要包括经常项目、资本及金融项目。不同于一般企业资产负债表的是，国际收支平衡表仅呈现“贷方”（如资产负债表右边的“负债”与“股东权益”栏），“资产”项目用负数呈现。
例如耐克，该企业准备向国外采购一批运动商品生产设备。为此，该企业到当地银行申请资金贷款（企业的负债增加），然后向银行申请结汇，兑换成外币，向国外设备厂商买进设备。这样的交易记录在国际收支平衡表中就显示为负数。相反，如果该企业生产的运动商品出口到国外，在国际收支平衡表中则会反映在“贷方”一栏。企业出口产品，换取外汇所得，接着将外汇（一般都是美元）兑换成本国货币，用以支付本国员工的薪资、营业费用等。
经过一段时间，当一个国家出口大于进口时，出现贸易顺差，出口商为本国赚进了外汇收入；反之，当进口大于出口时，则出现贸易逆差，经常项目中的商品进出口项目出现了以负数呈现的外汇支出，也称为贸易赤字。
国际贸易通常涉及各个国家间国际贸易的清算机制。一般情况下，国际贸易清算所使用的货币，既不是支付国家的货币，也不是受支付国家的货币，而是第三国家的货币，例如中国与韩国之间的贸易清算既不是人民币，也不是韩元，而是美元。这是因为美元作为世界货币，在全球金融市场交易中最为活跃，交易成本最为低廉，美元汇率避险也非常方便。
因此，一个国家的国际收支通常会形成该国的外汇收支，其中外汇收入形成外汇供给，而外汇支出则形成外汇需求。一段时间之后，如果出口持续超过进口，外汇供给逐渐累积，国家的外汇储备增加，这通常都表现为美元资产的增加。出现贸易逆差时，政府必须想办法平衡国际收支，最直接的方式就是对外举债，向国外投资人发行政府债券给国外投资人，取得外汇。
贸易逆差掀起贸易战争
国际贸易中出口大于进口，形成贸易顺差，这是亚洲新兴国家或地区经济发展中最重要的因素。比如中国台湾就是典型的出口导向型经济体，每年不断地累积外汇顺差，外汇储备已位列全球第5。
而中国内地的外汇储备更为可观。截至2011年底，中国的外汇储备为3.1811万亿美元。这是什么概念呢？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数据显示，到2011年第三季度，全球中央银行的外汇储备达到5.445 6万亿美元，因此，中国内地的外汇储备在全球外汇储备中所占的比值高达58.42%。无怪乎，中国被称为“世界工厂”。
倘若说亚洲新兴国家、日本、德国为全球主要的出口国，那美国无疑就是全球最大的进口消费国家。2012年，美国政府共负债15.194万亿美元，是全球中央银行所拥有外汇储备的近3倍。这显示出美国依然面临着严峻的财政压力。2005年世界经济论坛上，美国纽约证券交易所时任总裁约翰•塞恩在谈到当时居高不下的美国经常项目赤字和财政赤字问题时表示，双赤字是美国经济增长速度高于其他地区的“副产品”，他同时表示，这是美国经济引领全球经济复苏所付出的代价。然而他所谓的“副产品”，却是向全球狂撒美元，用以购买全球贸易商品，这样做的反作用就是美元贬值，石油、黄金、原材料及大宗农产品等的价格上涨，形成全球通货膨胀的压力。经济学家将这种现象统称为“国际贸易不平衡”。国际贸易不平衡也是长久以来国际间频频爆发金融风暴的主要因素之一。
换言之，美国可以名正言顺地高举国际贸易不平衡的大旗，扮演受害者的角色，为它施展更强硬的贸易手段以弥补赤字带来的损失正言。这意味着，在其他国家一再鼓励出口，甚至经济发展严重依赖出口的情况下，美国以巨额的贸易逆差为背景，可以坚持强硬政策，以“贸易平衡”为幌子，频频挑起贸易战争。例如，近年来美国政府频频向中国政府施压，要求人民币升值，这反映了近年来中国经济强劲发展的事实，美国政府认为中国政府凭借外汇控制，低估了人民币的价值。
美国为了保持其国内经济的繁荣、提高就业率、避免经济衰退，不断加大刺激消费和投资力度，向全球其他国家施展其经济力量。对此它却避而不谈。美国利用货币（利率）和财政两个政策工具，为美国经济增长注入了双重动力。一方面，美国政府通过不断降低利率来刺激消费和投资。降低利率会降低国内储蓄率，从而鼓励民众增加消费和投资；降低利率也意味着减少了企业的投资成本，一般企业向银行贷款的利率降低了，这样会刺激一般企业增加投资，美国人民的工作机会也会增加。
普通民众买东西、投资理财，大多会使用本国货币，对美元贬值或许不太有感觉。不过自2008年次贷危机爆发之后，美国政府推出量化宽松政策，将大量资金投入全球金融市场及商品期货市场，石油、黄金，以及大宗商品，如咖啡、面包、农产品等，都接连大幅涨价，这就会明显影响到民众的生活。最明显的例子是，2012年3月12日，“中央银行”总裁彭淮南在“立法院”接受质询时表示，“中央银行”为因应发行“总统”就职纪念金币之需要，于2008年买进600多公斤的黄金，当时国际黄金价格大约为800美元/盎司。然而，以目前1 600美元/盎司的金价来看，“中央银行”获利翻了一倍。“立法委员”大为惋惜，质询“为何当时不多买一点？”彭淮南只能无奈地苦笑表示：“这些人都是事后诸葛。”彭总裁这种“千金难买早知道”的无奈，现在一般大众似乎都可以深刻地体会
到了。
然而我宁愿相信英国《金融时报》首席经济评论员马丁•沃尔夫的说法。他警告说，目前美国正向世界其他国家无限制地“透支”信用。由此看来，在这个全球经济一体化的时代，美国的双赤字绝不仅是美国自身的问题，它已经成为衡量全球经济是否平衡的一个参照。
美国政府为了弥补贸易赤字，持续不断地发行政府债券、印制美元，向其他国家购买商品，而出口国家就用实质商品出口赚取的外汇收入，转而购买美国政府发行的债券作为外汇储备。
美元信用过度扩张
我们由此来做一个最极端的假设，假如全球只有两个国家：美国（入超国，进口总值大于出口总值，形成贸易逆差）和中国（出超国，出口总值大于进口总值，形成贸易顺差）。
美国持续入超，形成国际贸易赤字，并且无限制地累积贸易赤字。为此美国不得不持续不断地印制美元，发行政府债券，以此应对不断扩大的贸易赤字。而中国作为出超国，赚取了美元外汇，但出超国别无选择，只能用出口商品赚取外汇所得的美元资产，购买美国政府
债券。
美国不断地发行政府债券、扩大负债信用，也凭空增加了全球的贸易总量，美元充斥着全球贸易市场。这就像是一家企业，信用举世无双，拥有无限透支的特权。美国的债权依靠出口国家以购买美国债券的方式所给予的信用支撑着，并非来自美国实质的生产力、劳动力及原材料生产，这就如同虚拟的信用膨胀，国际贸易总额过度增大。
我们在上文提到，“杠杆操作”也是双刃剑，一旦企业的出口销量不如预期，该企业就会面临破产瓦解的命运。国家经济体亦然，欧洲国家（如希腊、西班牙、意大利等国），由于国家生产力降低、出口竞争力不足，多年来靠着举债度日，加入欧元区后，也不积极减少开支，改善财政收支恶化的情况，如今自食恶果，再次面临破产瓦解的命运。1995年，全球中央银行持有的外汇储备为1.341万亿美元，但是到了2011年第三季度，全球外汇储备高达5.4456万亿美元，其中全球中央银行外汇储备中的美元资产，在1995年时为6 100亿，到了2011年第三季度时高达3.3604万亿。
数据是会说话的，这些趋势都说明，美国政府在毫无节制地狂撒美元，预计最终只有两种结果：一是无限制地供应美元，让出口国美元收入持续增加，一旦泡沫破灭，极有可能形成可怕的“恶性通货膨胀”，出口国将遭受严重的打击，经济发展停滞，失业率增加，产生严重的社会问题；二是美国刻意让美元贬值，形成恶性倒债，造成出口国以货币计价的汇兑换算巨额减损。美元贬值，美国国内生产的商品在国际贸易市场上的竞争力会因此提升，这有助于美国出口贸易的扩张。美元的贬值会使出口国家的货币相对升值，它们的商品在国际贸易市场上的价格上涨，这又将阻碍出口国家的商品竞争力，这样一来全球贸易又要重新洗牌了。
美国为何拥有如此大的权力，可以无限制地透支信用？正如前面所提到的“信用”概念，美国是全球最大的信用债务人，这源于国际贸易中强势美元的主导力量，美国可以毫无顾忌地拼命印制美元，并将其散布于全世界。这样就如同银行给了美国一张无透支限额的信用卡，持卡人只要“信用”无异，爱怎么刷就怎么刷。
然而，美元的强势地位也非一蹴而就，这得益于美国政府及人民的努力，他们抓住了历史发展的关键时刻，逐渐成为全球的主导力量。
回溯过去：英镑主导国际贸易
20世纪初期，全球主要的工业国家在欧洲，那里金融市场及资本市场发达，拥有完善的制度，而伦敦就是全球最主要的金融中心。这一时期，伦敦金融市场已发展成为最有效率的国际贸易清算平台，除了为英联邦成员国提供金融服务外，也给全球其他国家提供金融服务。
与此同时，伦敦也是世界主要资本市场的资金提供者。伦敦当地的银行提供国际贷款业务，当然都会选用英镑作为贷款货币。于是大量的国际贷款都使用英镑计价，自然而然地，其他国家的货币机构，如中央银行及大型私人银行，就会在英国的银行开立英镑清算备用账户，以便国际贸易贷款后续的清算之用。这些账户，就可说是外汇储备的雏形。
一个国家的强盛及繁荣，体现在国际贸易中所占的比重及其货币的主导权。国际上主要的商品及期货市场就在英国，包括曼彻斯特棉花交易市场、利物浦玉米市场以及最著名的伦敦黄金市场。
伦敦金融市场还提供非常有效率的航运及保险服务，这些都是伴随着国际贸易扩张的其他附加价值服务。顺理成章地，伦敦当时掌控着全球贸易金流与物流的优势，对于从事国际贸易的其他国家贸易商而言，伦敦是取得银行信用及贷款的最佳场所，这就是英镑最鼎盛的年代。
就当时的国际贸易总量来说，以英镑计价的进出口贸易总额占比超过了60%。英镑在国际贸易上的强势地位与现在美元的地位不相上下，而当时的美国就类似于现在的新兴国家。假如美国纽约的商人想要从巴西进口一批玉米，一般情况下，他们之间的交易货币可能既不是美元，也不是巴西里拉，而是英镑。伦敦当地的银行因此在国际贸易的往来中，赚进了大笔的手续费。
英镑作为世界贸易的强势货币，有许多优势，首先就是收取巨额铸币税。现在的美国政府以极少的成本印制钞票，拿来购买全球商品，拥有强势国际货币享有的铸币税特权。
当时，全球其他国家，无论是出于贸易的目的，还是出于储备的目的，只要持有英镑，就要向英国政府缴纳铸币税。对于英国来说，这笔收入相当可观。而对于英国政府来说，英镑纸币不过是印有英国女王头像的有特殊防伪标记的纸张。英国用这些纸张，可以在全世界购买它所需要的一切，相对于所获得的巨额财富，印制这些英镑纸币的成本实在是低廉得可以忽略不计。
一般说来，全球贸易规模越大，对世界货币（当时的英镑）的需求往往也就越大。也就是说，国际贸易的发展大力推动了对英镑需求的增加，而对英镑需求的增加又推动了英镑发行规模的不断扩张，英国获得的铸币税收入因而不断增长。
强势货币还有另一个优势，就是拥有对全球汇率的主导权。英镑是当时的强势货币，英格兰银行自然就成了全球的中央银行。按照常理，当一国经济发生不利波动时，该国政府往往会采取相应的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对经济进行干预，从而使经济朝预期方向发展。世界强势货币发行国家的货币政策往往会影响到其他国家的货币政策，这使得其他国家在制定货币政策时受到一定程度的限制。英镑贬值，贸易出口国的货币就会相对升值，那么无可避免地，该国所生产的商品价格就会上涨，从而在国际贸易市场上失去出口竞争力。因此，各国纷纷采取弱势货币政策，与英镑联系汇率机制就成为出口国家的保护伞，这些采用联系汇率机制的国家更有必要紧盯强势货币，因而基本上丧失了制定国内货币政策的主导权。
例如，当前的强势货币是美元，绝大部分国际贸易采用美元结算。在亚洲金融风暴发生前，亚洲新兴国家或地区，如泰国、印度尼西亚、中国香港等，为了稳定汇率，促进出口贸易，采取与美元持钩的联系汇率机制。其他新兴国家或地区，如新加坡、韩国、中国台湾等，为了稳定出口贸易，也只能采取被动的因应措施。因此，当美国联邦公开市场委员会调整货币政策时，新兴国家及出口导向型国家或地区通常会紧跟其调整步伐。美联储升息时，新兴国家或地区也会不同幅度地升息；美联储降息时，新兴国家或地区也会相应降息。这是美国强势货币主导的全球货币政策，其他国家只好咬着牙跟从。
这是新兴出口导向型国家或地区制定货币政策的苦恼。就以现在的国际贸易形势来说，美国实行宽松的货币政策、降低利率，美元持续贬值，中国台湾及亚洲其他新兴国家或地区也不得不相应调低利率。否则，一旦新台币升值过快，台湾出口商品相对于美元的报价就会上涨，贸易出口的竞争力就会下降。
伦敦当地银行承兑汇票市场
1870年后，美国的商品和服务的生产总量已经超过了英国。到了1912年，新兴崛起的美国，经济动力不断增强，商品出口总量也超过了英国。即便如此，纽约当地银行在国际贸易业务中依旧处于劣势。伦敦作为当时全球最重要的金融中心，拥有高度发展的货币市场，伦敦的私人银行购买出口商押汇的银行承兑汇票，再转售给其他投资人。在流动性、安全性及收益性极佳的英国货币市场环境下，货币市场交易非常活跃。
银行承兑汇票是进出口贸易商取得银行信用最重要的工具。进口商一旦获得银行给予的授信额度，就可以拿着承兑汇票向银行押汇。出口商就可以将此承兑汇票以贴现方式出售给当地银行或是其他投资人，立即取得营运周转资金。
由于伦敦承兑汇票的交易量庞大，买卖汇票交易活跃，流通性非常好，因此价格（短期贴现利率）稳定。承兑汇票买卖双方都愿意在伦敦市场进行交易。
伦敦金融市场的活跃，也吸引了全球其他国家的中央银行及金融机构，它们在伦敦当地银行开立英镑储备账户，以方便进出口贸易押汇融资及买卖各种金融交易工具，方便后续顺利进行国际贸易交割清算作业。紧接着，企业的融资以及债券的发行也就自然而然地选择在伦敦金融市场承做，伦敦就成了最佳融资及发行场所，这样就进一步扩大了伦敦金融市场的规模及全球影响力。
因为国情不同，美国金融业的发展可谓一路坎坷。美国早在1863年就颁布了《国民银行法》，美国货币得以统一。《金本位法案》于1890年生效，以确保金币和银币在市场上的流通。然而，美国是新兴独立的国家，鉴于英国私人银行业的超级强大与政治、经济的主导权势，美国国会深恐金融机构、大型企业集团垄断国家资源，担心弱势的小型企业及农民会遭受大型企业集团的剥削，因此规定美国境内银行不得在境外设立分支机构，也不能在自己银行总部所在州以外的地区设立分支机构，有的州甚至还禁止银行在所在州设立分支机构。在国际金融竞争环境中，这样的严苛限制使得美国金融机构在扩大规模及营运发展上，处于相对劣势地位。一般而言，银行业在对外国商人授信之前，需要掌握他们的海外活动信息，基于庞大的分支网络，英国当地银行的分支机构遍布全球，完全有能力收集到这些海外企业的信息，而美国银行业对此只能仰天长叹。
美联储萌芽
直到1913年美国国会通过《联邦储备法》，美国银行这样的严苛限制才结束，该法也成为美国中央银行法体系的基石。情况这才开始所有改变。美国国会有识之士认为，美国有必要建立一个更加强大而有力的货币体系。最方便直接的方法就是抄袭当时发展最完备的欧洲金融体制。这也是学习先进国家，掌握后发优势的好处。在赴欧洲考察与学习后，美国政府开始构思设立一个以中央银行为中心的国家储备委员会，中央银行有权影响国内的金融形势及货币供给，提供贷款或是有价证券贴现窗口，给陷入困境的银行提供短期流动资金，防范金融机构挤兑的风险。
其中推动改革最重要的关键人物就是德裔美国金融家保罗•沃伯格。1907年底，他在《纽约时报》撰文称，美国需要一个类似欧洲式的中央银行来稳定其金融市场运作。沃伯格有关中央银行的论点与当时华尔街许多金融家的想法不谋而合。为了寻求解决方案，沃伯格开始广泛咨询华尔街巨头们的意见，包括美国信孚银行时任总裁本杰明•斯特朗，美国最大的银行国民城市银行，即花旗银行的前身）时任总裁弗兰克•范德利普，J•P•摩根银行高级合伙人、内部问题解决专家亨利•戴维森，以及华尔街著名私人银行家、高盛公司合伙人亨利•戈德曼。
1914年1月6日，在纽约举行的一场国会听证会上，时任财政部长威廉•麦卡杜听取了戈德曼有关金融改革的意见。戈德曼慷慨激昂地发表了意见：纽约必须要有资本雄厚和拥有最高权力的联邦储备系统。他认为，纽约已经是美国的金融中心了，他希望成立联邦储备机构，和英国的英格兰银行平起平坐。他强调，除非联邦储备机构拥有最大权力，否则纽约将无法改变现状，无法扩大国际贸易金融与外汇市场。
另一方面，戈德曼也对纽约银行业潜在的流动性风险有所警觉。在正常营业期间，一旦华尔街有紧急资金需求，纽约当地银行可以直接向联邦储备银行取得流动资金。毕竟美国当时刚刚经历了1907年金融危机，大众在银行存款的疯狂景象在戈德曼的脑海中挥散不去。戈德曼预见到，假如纽约当地的银行面临任何流动性危机，它们可以在一小时内抵达纽约联邦储备银行，获得紧急资金援助。但是他说，用“援助”这个字眼非常不恰当。他告诉麦卡杜，贴上“得到援助”这个标签，意味着银行正处在危机边缘，人们一听到银行需要援助，立即会想到他们在银行的存款是否安全。
他认为以贴现方式从联邦储备银行取得流动性资金，应该是银行正常的营业行为，而非得到“援助”。最终，联邦储备银行也采纳了他的意见，设置了“贴现窗口”。联邦储备银行贴现窗口对各家银行全天候开放，只要它们有资金需求，随时可以将手中持有的合格有价证券拿到贴现窗口，以贴现方式取得所需的流动资金。时至今日，贴现窗口依然是联邦储备银行重要的货币政策执行工具之一。
真正推动美国联邦储备体系建立的灵魂人物还有纳尔逊•奥尔德里奇。他当时是美国参议院金融委员会主席，深信金融改革的重要性，并领导一群专家与银行业界人士组成了金融改革专家小组。在结束欧洲访问后，他与小组其他成员于1911年完成了一份决定性的报告，被称为“奥尔德里奇计划”，主要内容就是有关美国中央银行的架构设计。虽然该计划最终并没有成为法案，但两年后，根据该计划中提出的架构，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在美国国会通过的《联邦储备法》的基础上建立，由伍德罗•威尔逊总统于1913年12月23日签字通过。
另外还成立了一个由地方任命委员会成员的地区储备系统。这有别于奥尔德里奇计划，该储备系统受联邦储备委员会的监管。联邦储备委员会由7名成员组成，全部由总统任命。
美元走出国境
美国的金融改革如火如荼，联邦储备系统正式成立了。第一次世界大战在1914年夏天爆发，战火遍及欧洲大陆。同年8月3日，美国总统威尔逊发表“中立声明”。同时美国在战争期间向交战双方出口大量物资，大发战争横财。如果说第二次世界大战让美元成为世界强势货币的话，那第一次世界大战就是美元走出国境的最重要契机。
战争期间，美国出口贸易额急遽增长，美国成为“世界工厂”和“世界粮仓”。美国的公司纷纷在拉丁美洲和亚洲设立分支运营机构，美国从债务国转变为债权国。相反，以英国伦敦为中心的欧洲信贷市场遭受了战争的严重干扰和破坏。大欧洲地区的各国政府忙于战争的动员与后勤的整合，致使贸易所需资金严重匮乏。为满足客户的进口需要，德国和英国的银行不得不转而接受纽约当地银行的背书票据。美国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保持中立，因而它拥有当时国际间最为稳定的金融与商品市场，因此，美国的银行所签发的贸易信用票据不仅来自北美、欧洲，还来自拉丁美洲和亚洲。而对于纽约当地的银行来说，它们所熟悉的货币自然是美元，所以德国和英国的银行所收到的贸易信贷全都要转换成美元。美元就此走出国境，纽约成为全球主要的信贷市场。
但这并不是美元走出国境的唯一原因。自1915年起，由于战争的持续，英镑相对于黄金的价格一直处于剧烈波动状态。国际贸易中最重要的就是要有稳定的标准计价单位，以一种未来价值并不确定的货币作为贸易计价中的约定货币，很难让进出口商接受。在当时金本位制的货币体系之下，英镑相对于黄金价格的不稳定让贸易商渐渐失去了信心。
未受战事干扰的美元一枝独秀。进出口商开始大量拥抱美元，美国的贸易商、巴西的咖啡出口商乃至整个拉丁美洲和亚洲的进出口商，都认为美元更具吸引力。经历过金融改革后的美国的银行已经可以自由买卖承兑汇票，它们趁机紧紧抓住这个机会，纷纷拓展承兑汇票贴现业务。
1916年1月，英镑地位岌岌可危。在美国的支持下，英国政府正式宣布英镑与美元汇率挂钩。即便英镑与美元的联系汇率使英国政府能够暂时稳定英镑的价值，但是考虑到战时庞大的预算赤字和英国国内商品价格的快速上涨，它也难以维持人们对英镑的信心。
1918底战争结束时，欧洲地区一片废墟，法国、意大利、德国等欧洲主要国家的经济实力被大大削弱。原本作为全球金融中心及世界霸主的大英帝国，虽然战后领土有所扩张，但其对领土的控制力却因战争造成的严重伤亡与物资短缺而大大减弱。英国的经济与国际贸易地位亦受到战争影响，出现了严重衰退，从此其全球金融中心及世界霸主的地位不得不让给了美国。而美国则趁机强大起来，全世界1/3的黄金流入美国，美元成为强势货币，纽约取代伦敦，成为全球实力最强的金融中心。
战后，美国撤回了对英镑的支持，不出所料，由于英镑已无力与黄金挂钩，再加上又失去了美元这个后盾，英镑开始大幅贬值，在一年时间里贬值了1/3。由此可见，全球进出口贸易商当时已将美元视为一种更具吸引力的稳定货币单位，美元的优势逐渐在国际间显露出来。
建立纽约银行承兑汇票市场
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之后，国际进出口贸易商热烈拥抱美元，将其作为国际贸易的标准计价单位，但是作为贸易押汇融资的美元承兑汇票的买卖交易市场，还是不足以与伦敦市场相提并论。关键就在于流动性，高昂的交易成本让投资者裹足不前。由于缺少投资者，纽约货币市场的交易无法活跃起来，买卖交易报价始终无法具有竞争力。当出口商拿着承兑汇票向银行押汇时，银行无法在第一时间找到买主，因此，必须以自有资金来持有其所发行的汇票，并记入银行的资产负债表。
而这样做的结果是，银行持有承兑汇票的成本将非常高昂，因为持有该票据的到期收益（票据贴现收益率）往往不及一般银行借款给贷款方时所获得的利息收入，汇票收益率通常也低于一般银行的存款利率，也就是存款利息成本高于票据收益率。换句话说，银行持有承兑汇票的收益低于吸收大众存款的利息支出，甚至还会阻塞银行对大众放款的资金需求，这对银行的日常经营来说相当不利。
同时，货币市场投资人一般都有保守的倾向，他们过去习惯于购买英镑承兑汇票，对于战后要马上转向购买美元承兑汇票，一开始通常都会犹豫不决，这需要时间，要慢慢熟悉美元及美元投资商品。
斯特朗之手撑起一片天
第一次世界大战让美元走出国境，然而建立足以和英国伦敦相抗衡的货币市场，依赖的并不是一只看不见的手，而是纽约联邦储备银行时任主席本杰明•斯特朗之手。秉承汉密尔顿主义传统，斯特朗认为由联邦政府直接调控金融政策，确实很有必要。
亚历山大•汉密尔顿是美国开国元勋之一，他是经济学家、政治哲学家，也是美国宪法起草人之一及首任财政部长。他在外交上主张和包括英国在内的列强修好，建立安定的周边环境；在经济上主张建立先进的金融体系，实行保护主义发展本国工业，让美国由农业国变为工业国。
斯特朗和戈德曼的观念一样，都看到了用国际贸易承兑汇票市场稳定美国金融市场的必要性。作为联邦储备银行的主席，斯特朗也认识到，伦敦贸易承兑汇票市场可以给英格兰银行一个强有力的支撑，有助于其管理国际贸易信贷业务。在他看来，这一市场的发展壮大将会增强美国实业的竞争力，扩大美国的对外贸易。因此，美联储应全力支持建立一个完善的纽约货币市场。
在斯特朗的坚持下，美联储首先发出通知，要求联邦储备系统的15个地区分支机构以贴现方式购买承兑汇票，换句话说，联邦储备银行以政府的资金介入市场，使货币市场交易更加活跃、流动性更好。联邦储备银行购买承兑汇票可以稳定货币市场，降低贴现利率，而稳定市场和降低贴现利率又有利于货币市场的建立，带给投资人对流动性、安全性与收益性的信心。
20世纪20年代初，斯特朗主导下的纽约联邦储备银行是主要的货币市场交易场所。此外，其他一些颇有见识的投资机构也逐渐被吸引到这一市场，而其中最主要的就是持有大量美元盈余的外国银行（也包括外国中央银行）。很快，承兑汇票就成了他们热衷的短期投资商品。
渐渐地，专门从事承兑汇票业务的交易商开始出现，其中规模最大的就是当时由保罗•沃伯格担任董事长的国际承兑汇票银行。在市场困顿的20世纪20年代，虽然国际金融市场发育有些缓慢落后，但的确有一些银行设立了子公司，专门从事承兑汇票交易业务，并将这些汇票出售给一般大众投资人，作为其短期投资工具。
美元与英镑平起平坐
回顾这段历史，国际贸易始终是货币强权的博弈舞台。基于贸易承兑汇票市场的逐步发展，美元开始在国际货币舞台上扮演积极的角色，提供美元国际贸易信贷。到20世纪20年代后期，在美国所有的进出口贸易之中，有超过一半的贸易由以美元计价的银行承兑汇票支撑。
得益于本杰明•斯特朗的努力，投资者纷纷转向纽约市场，关键就在于进出口商现在支付的费用比在伦敦市场所支付的费用比例少了整整一个百分点。到了20世纪20年代末期，美元承兑汇票被用于第三国之间的贸易以及海外仓储商品的价值，已经与美国本身进出口贸易所发行的美元承兑汇票的价值相当了。这足以说明，美元已经逐步实现国际化。
美元在国际贸易中的角色变得越来越重要。欧洲经历了战争的摧残蹂躏，重建所需资金相当庞大。拥有充裕资金的美国趁势做大，当整个欧洲大陆都在寻求海外融资之时，纽约作为首选之地，顺理成章地成为最重要的资本市场。
欧洲政府急需美国的资金注入，但是寻求融资管道的过程一波三折。斯特朗对于欧洲的情况了然于胸。他主动前往欧洲，与欧洲各国政府就贷款问题进行磋商，同时也派特使出使波兰、罗马尼亚等国。
在斯特朗的坚持和努力下，他与英格兰银行时任行长蒙塔古•诺曼直接进行了国际贸易谈判。针对诺曼推动恢复英镑地位的不懈努力，斯特朗采取的货币政策是，让美国联邦利率在1924~1925年间始终在低档徘徊，提供充沛的美元资金，稳定美元汇率，使美国战后经济持续发展。他们二人虽然在其他领域是盟友，但在货币金融领域，却是不折不扣的竞争对手。斯特朗运用各种可能的手段鼓励各国从纽约获取稳定贸易贷款。整个20世纪20年代，充斥着斯特朗与诺曼的货币博弈。
然而，诺曼也不得不承认，国际资金一直在从充裕的美国市场流向匮乏的欧洲市场。美国的银行普遍为欧洲政府和公司发行债券，并以美元作为计价货币单位，以便出售给美国投资人。它们开设了临街店面，努力向一般散户兜售这些债券。
本文摘自《人民币崛起与投资新机会》
美、欧接连引爆全球金融风暴，美元、欧元相继走弱。种种迹象显示，中国政府正聚集所有能量，稳步提升人民币的国际地位。“货币的野心”不断博弈，新一轮国际货币战争号角响起，一触即发。
人民币的崛起会给中国乃至全球投资者带来怎样的投资新机会？外币汇率及国内利率格局会有怎样的变动？黄金、房产、股市、就业会有什么样的影响？这些与我们每个人生活息息相关的动态趋势，都将从国际货币格局的起承转合中看出端倪。
《货币的野心》从金融实务面出发，以时事热点引入主题，将枯燥的经济数据以鲜活的故事叙述出来，为读者展示了国际货币博弈的精彩内容，解析了从东盟开始人民币一步步走出国门的发展路径、汇率改革历程以及中美货币的明争暗斗。《货币的野心》还预测和分析了当前投资领域出现的新的机遇与挑战，以深入浅出的方式，为投资者指明了应着重关注哪些方面，从而顺应人民币国际化大趋势以获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