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约100年前，全世界有近三分之一的人基于对美好理
想的追求选择了公有制和计划经济，然而经过近百年的尝
试，终于在20世纪末回到了私有制或混合所有制。在这个
巨大的制度转变中，发生了无数惊心动魄的历史事件，堪
称人类追求真理的巨变。其实在1944年，第二次世界大战
还没有结束，各国正处于走向公有制的起步阶段，后来获
得诺贝尔经济学奖的哈耶克就写了《通往奴役之路》，警告
公有制将会有的悲惨结果。可是深邃的理论并不能改变广
大群众的选择。原先中国完全是私有制的经济，在1956年
不到几个月就完全公私合营了，而且基本上是和平不流血
的。公有化的顺利进行一方面是共产主义美好理想的鼓励，另一方面是公有制占
有道德的高地。私有企业的老板之所以能够拥有企业的所有权，是因为剥削所
得。把企业回归于公似乎是符合道德的。
1956年以后，“越大越公越好”的信念主宰着中国发展的全过程。1958年开
展“大跃进”运动，1959年农村实行公社化，到“文革”时把仅剩下的一点点
私营工商业全部公有化。工农业陷入巨大困难，国民经济终于被搞到了崩溃的边
缘。邓小平拨乱反正，提出“不管白猫黑猫，抓住老鼠就是好猫”的务实政策，
给经济注入了活力。1992年他发表南方讲话，开放了私营企业的发展道路，以后
经济一路高歌猛进，终于取得举世瞩目的伟大成就，人均收入从全球末位提升到
中高收入的档次。
然而中国的人均收入还不到发达国家的四分之一。剩下的四分之三如何赶
上，依然是摆在全国人民面前的重大问题。按理说中国经济的潜力很大，要素的
使用效率很低。而要素是在企业里面使用的，所以要提高要素的使用效率，首先
要让企业有效率。这就涉及国企改革的问题。事实上中国在改革开放以后将大量
国企转为民企，在所有的转型国家中是最成功的。所以现在中国的经济结构中，
民企已经占了七成。没有这一转变，中国改革不可能有现在这样的成绩。然而剩
下的三成—国企的改革却是最困难的一件事。国企享受着地租、利息率、税收
和垄断价格的优惠，当然赚了很多钱。如果把国企的这些优惠去掉，大部分国企
实际上是赔钱的。这已经在北京天则经济研究所的国企研究报告中充分论证过了。
中国国企改革的问题涉及国民经济最重要的部门：能源、通信、交通、金
融。这些企业效率的高低直接影响整个国民经济的运行。国企低效，利润基本不
上缴，封闭运行，腐败丑闻不断，作为企业主人的百姓还对它们毫无办法。这一
极不正常的状况显然不能长久下去。可是，国企改革的问题像一个非常难啃的
坚果，近10年来可以说没有进展，甚至发生了“国进民退”的现象。造成这一
现象的原因既有意识形态方面的，更有具体操作方面的。如何使改革既公平又有
效？讨论这些问题的文章可说汗牛充栋。现在放在各位读者面前的这本书完全与
众不同。这是作者对国企改革多年精心研究的总结，可以说是我看过的相关讨论
中最杰出的一本。
这本书有许多特点，我归纳起来有以下几点。
首先，作者具有广阔的研究视野。讨论国企改革，不仅仅中国有这个问题，
民主德国、联邦德国、苏联，甚至英国、日本、韩国、新加坡在20世纪下半叶
都发生过国企改革的问题。这些国家的具体条件非常不同，但在国企改革中面临
着共同的困难。通过国际视野观察这个问题就能发现哪些是有共同性质的，哪些
是中国特有的。这样能够对问题的观察深入到最本质的层面。作者对国际文献的
掌握也是一个难得的优势。大家知道，30年以前国际学术界对中国经济很少关
心，但是近年来情况大变，研究中国经济的学者不断增多。他们对中国的情况当
然没有我们自己了解得那么清楚，但是他们比较自由，没有条条框框的约束，
做学问更客观、更认真。所以他们研究的结果应该对我们有很大的参考价值。
本书作者在这方面做得很好。
其次，作者掌握的数据非常丰富。这是客观研究经济问题必不可少的。作者
在总结过去30年我国国企改革的经验时列出了改革前后比较的大量数据，从而
能够客观地评价改革的得和失。过去30年中国从一个百分之百的公有制经济体，
转变成具有七成以上民营企业的经济体，这是中国改革成功的重大原因。其中，
中国政府和企业家发挥了巨大的创造性和能动性，探索出一条与众不同的道路。
与其他原社会主义国家民营化的过程比较，可以看出我国的诸多成功之处。作者
能够拥有那么多的数据，和他本人的工作岗位有关。他多年来一直研究企业，使
他写这本书有了资料方面的特殊优势。
再次，作者具有很强的分析能力，能够从极为复杂的现象中归纳出条理分明
的合乎逻辑的发展轨迹。过去30多年的民营化尝试过无数不同的方式，有政府
主导的，也有民间自发的，更有二者博弈产生的。但万变不离其宗，作者分析为
企业控制权的下放和所有权对控制权的干预。这一对矛盾至今还在按其自身逻辑
往前推进。作者更把握住在国企改革中各相关利益方的立场、妥协和斗争。政府
主管部门、企业中的高管和一般员工各有其特殊的利益立场。他们既有一致的方
面，更有矛盾的方面。在国企改革的道路上充满着矛盾的斗争和妥协。作者又以
经济学的效率眼光对博弈结果加以分析，指出哪些对全社会是有益的，哪些是有
害的。比如，在改制中，国企的底层员工在改制中最关心的是自己的铁饭碗能不
能保住，工人阶级的主人翁地位受不受影响。为了解决这两个问题，政府拿出了
巨额资金给因国企改制而下岗的员工。而国企高管考虑的利益完全不同。他们更
关心的是改制后由谁来控制企业，以及新高管将受什么新的约束。政府主管部门
当然要考虑改制对国家经济发展的总体影响，但也会有部门利益，甚至个人利益
在起作用。
最后，作者看问题完全摆脱了意识形态的影响，用客观和理性的思维来记录
和分析国企改革的全过程，并指出前景有哪些可能的选择和各自的利弊。根据作
者多年研究的结论，作者在最后提出，光下放控制权，不变更所有权，终究不能
摆脱困境。这已经是过去国企改革30年反复证明了的。作者多次指出，国企改
革的实用主义思路容易滑向机会主义，能够解决一些迫在眉睫的问题，但是对长
远的发展并无帮助。这种思路必须转为以战略考虑为出发点的思路。换句话讲，
所有权的转变终究是不可避免的。作者甚至提出要有国企改制的时间表，不可再
拖延下去了。这是语重心长的劝告，值得我们认真思考。
依我看本书也有一些不足之处。一是内容有点重复，比如讨论控制权和所有
权的关系，书中反复强调多次。二是没有注意到国企改革初期中国的民企和民间
资本还非常薄弱。出售国企本来是一个很好的备选方案，但是当时社会上的民企
没有足够的资金兼并国企。这极大地限制了可供选择的机会。如果与民主德国、
联邦德国合并时民主德国国企改革相比较就能明显看出我们当时的困难。民主德
国的国企不但没有卖出钱，联邦德国政府还大量补贴用于国企改制。中国的国企
改革完全没有这种有利条件。
中共十八届三中全会召开，深化改革的希望被点燃。
国企改革是中国经济改革的重头戏，但在过去近10年时间
里，国企改革近乎停顿，社会上还不时出现“国进民退”
还是“国退民进”的议论。未来几年，国企改革会取得实
质性进展吗？国企改革到底应该怎么改？这些问题并未随
着三中全会的落幕而消失，相反，许多人的疑虑、困惑与
关切在增长。在这个时候，以更加理性的态度、更加时代
化的视角全面剖析国企改革，显得十分必要。
一
我国的国企改革起始于三十五六年前，当时的起因其
实很简单，就是要刺激国企的生产积极性，促使国企多生
产，特别是多生产那些老百姓需要、政府没有安排生产计划、商店里难得买到的
日常用品。完全可以说，国企改革的启动并不是出于一种什么理论，而是出于一
种常识和常理，改革的推进也谈不上有多少理论指导，那时除了格式化的马克思
主义政治经济学，也没有什么人懂得现代经济学中的理论。当时“文化大革命”
刚结束，无论城市还是乡村，商品交易“合法”了，对商品的需求也就迅速上
升，商品供给，特别是工业品的供给，倒成了问题。所以不管是国家领导，还是
政府官员、学者、普通民众，只要你不违背常识，只要你不排斥常理，自然而然
就会想到这个社会应该增加生产，增加供给。那时不搞阶级斗争了，上至庙堂、
下至江湖，重新接受常识和常理，所以就把增加生产、供给当成国家经济中的头
等大事。由于当时基本上没有私营企业，工业品的生产、供给几乎全靠国企（另
外还有一些集体企业），所以自然而然地要引入一些改革举措来刺激国企的生产
积极性，国企改革就这么上路了。所以，社会上就多了一些常识和常理，这对于
启动改革和推动进步是大有裨益的，就如托马斯•潘恩的小册子《常识》对于
美国独立革命的影响尽人皆知。
当时的主要改革举措是政府给国企放权让利，即政府允许国企根据市场需
要在国家计划之外多生产，多生产所获得的利润不全上缴国家了，企业可以发奖
金、搞福利、扩产能。回过头来看当年的放权让利改革，还挺有意思的，这项改
革举措非常聪明，同时涵盖了国家作为公共事务管理者和国企所有者的两种身份
来调整与国企的关系。放权，主要是作为公共事务管理者的国家对国企的生产活
动在一定程度上实行去计划化、去管制化的改革。为什么说进行放权改革，国家
主要是以公共事务管理者的身份来调整自己与企业的关系？因为计划经济、生产
管制覆盖的是整个社会，是各种所有制的生产者，不仅仅是针对国家所有制的企
业，尽管那时几乎并没有非公有制企业。如果仅仅放权而不让利，对其他所有
制的生产者就足够了，因为多生产而获得的利润是他们自己的；而对国企来说就
不足以刺激生产积极性，因为即使给予国企多生产的权利，如果多生产带来的利
润，作为所有者的国家全部收走了，国企为什么要多生产呢？所以还要加上让利
才行。所以，那个时候国家并没有产权改革的意识，但实际上具体的改革举措却
隐含了产权拥有者的行动。遗憾的是，那时我们并不能有意识地区分国家作为公
共事务管理者和国企所有者的身份，因而此后很长时间里，国企改革没有直接触
碰国家所有权。
放权让利改革在当时可是起到了立竿见影的显著效果，国企的生产积极性
大为提高。不过，国家作为所有者来处理与国企的关系，比国家作为公共事务管
理者来处理与国企的关系，要困难得多。也就是说，放弃计划经济、放松政府管
制，只要破除违背常理的意识形态的束缚并打破管制者的权力迷恋，技术上相
对来说还没有那么难，主要就是“松绑”；而搞好理顺国家所有制的企业，比起
初想象的不知要难多少，至少到30多年之后的现在还没有根本解决。放权让利
提高了国企的生产积极性，但是作为所有者的国家，从生产增加当中所得到的
利润好处却相形见绌。要知道，那时国家财政收入主要靠国企利润，因为那时
没有一个独立的税收体系。如此一来，国家作为国企所有者就得重新调整与国
企的分配关系、责任关系和权利关系，这个结到现在为止也没有解开。不能不
说中国人点子多、办法多，国企改革方面，推出过许许多多的连国外经济学家
和企业家想都没有想过的点子和办法；不能不说中国政府的改革政策多、措施
多，国企改革的政策和措施从中央到地方都可以说是文件等身，看都看不过来，
但谈了30多年的国企“活力”问题，至今还是一个改革主题，这难道还不足以
说明问题吗？
二
经济学对于国有制并没有太多的理论研究，但国有制的代理成本方面和道
德风险方面存在不可克服的缺陷，这有着广泛的共识，我无须多言。即使抛开
理论，从实际情况来看，国企效率低下也是一个普遍现象，这方面有许多的实证
研究。一些人可能不服气，他们可以举出不少搞得好的国企作为实例：你看，国
企不也搞得很好吗？国企的效率不也可以很高吗？这里可以引用庄周的一句话：
“播糠眯目，则天地四方易位矣。”尽管有些国企的确“做大做强”了，但是从资
源配置的角度来看，它们既不具有普遍意义，也未必有利于资源的优化配置。这
就好比有一些挂着“白牌”的大排量越野车在路上跑，这些车跑得很快，但对整
个交通体系而言并不是好事；有几辆车正好碰上身手不凡、责任感也较强的司
机，但不是每辆白牌车都会有这么好的司机。
把国企作为一个整体来看，在21世纪的第一个10年，国有部门也有很大的
起色。王小波不是有几本小说，分别叫作《黄金时代》、《白银时代》、《青铜时代》、
《黑铁时代》吗？国有部门在21世纪第一个10年，可以说进入了20世纪80年
代第一个黄金时代逝去之后的第二个黄金时代。但是要看到，国有部门第二个
黄金时代的到来，是以90年代末对国有部门大规模的改革和大规模的救助为前
提的，是以21世纪初重化工业化突然加速及其带来的宏观景气为基础的，而今，
改革红利几乎耗尽，救助红包逐渐掏空，重化工业化的鼎盛时期已经过去，宏观
经济似要进入新的阶段。因此我判断，国有部门已从第二个黄金时代进入第二个
白银时代，如果我们不通过有力的改革打破国有部门的兴衰周期律，国有部门可
能会进入第二个青铜时代和第二个黑铁时代。
如果缺乏一个行业范围广泛的民营部门与之竞争和对比，我国国有部门效
率低下的问题就不至于那么突出，也不那么容易暴露。如今，随着效率更高的民
营部门的崛起，矛盾就越来越尖锐了。从市场竞争的角度来看，高效率部门优
胜，低效率部门劣汰，资源会自然流向高效率部门，低效率部门将不复存在，也
就是说，国企要么自然破产关闭，要么被民企并购重组。但我国不是这样的情
况。我国事先已经赋予了国家所有制高于其他所有制的地位，公有制为主体、多
种所有制共同发展被定为我国的基本经济制度。不管如何共同发展，公有制必须
为主体、国有制必须占主导，国有资本必须要绝对控制石油石化、电力、电信、
民航、运输等行业，要较强控制装备制造、汽车、电子信息、建筑、钢铁、有色
金属、化工、勘察设计等行业，这岂不等于未开赛就定胜负？这到底是市场在资
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还是政府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呢？因此，对于国
企而言，特别是对于那些规模较大、行业较重要的国企而言，国家所有制已被事
先锁定并赋予主导地位。在这样的情况下，国企尽管效率低下，也能够得到优先
的资源分配，这对于市场机制无疑是一种扭曲。如果国企只限于极少数领域，这
种扭曲就比较有限，对经济社会运行的伤害还可以控制在较小的范围。但是在我
国，尽管国企改革已经搞了30多年，国有部门的体量依然不小，国企数量仍然
较多，因而市场扭曲问题就比较严重了。
我国现有14万多家国企，几乎分布于所有的行业。我国国企的产出在GDP（国内生产总值）中的占比并没有准确的数据，许多人估计在1/3左右，而工业
国企产出在工业增加值中的占比目前在25%左右。从总量上来看，国企占比并
不算高，而且由于民营部门的增速更快，国企的占比还在下降中。但是，国企在
多数重要行业都占有主导地位，中国的大型、特大型企业多数也是国企。因此，
要缓解市场扭曲、优化资源配置，国企改革就必须要有突破。
要在未来进一步挖掘经济增长的潜力，保持经济持续较快增长，恰恰需要
我们在纠正市场扭曲、改善资源配置方面下更大的功夫。中国在改革开放之后
的30年时间里，实现了近10%的GDP年均增速。但是这一高增长奇迹是一种外
延追赶式增长，主要依赖于大量的要素投入和要素在行业之间的流动。也就是
说，生产要素从生产率低的行业不断流向生产率高的行业，而这些行业的出现以
及产业技术的应用，基本上都是复制或者追随先发经济体，相对来说比较容易实
现。但是这种外延追赶式增长的动能看来越来越弱了。中国过去两三年里，实际
经济增速已经明显放缓，许多经济学家都认为，这不仅仅是一种周期性因素导致
经济增速的阶段性下滑，而且存在一种长期的趋势性力量和一些深层的结构性因
素，其中的结构性因素就包括国有部门对资源配置的扭曲。如果要使中国经济在
未来仍然保持一定增速，就必须要更加依赖企业创新和生产率提高，更加依赖要
素的企业间流动，即从效率低的企业不断流向效率高的企业，而不是像过去那样
主要依赖大规模的要素投入和要素的行业间流动。对于国企而言，这不是一个好
消息。
三
许多人是健忘的。何况从领导人、官员到学者、舆论发声者，那些活跃在一
线的人物，在过去30多年里换了一茬又一茬，有多少人还记得我们曾经努力推
行过的许多国企改革举措都无功而返或者只是剜肉补疮？有多少人能意识到我们
今天要准备的一些改革大餐是以前热炒多次而不能煮熟的冷饭？
主流的国企改革政策主张，是实行国企的市场化。既然国有部门造成了市场
扭曲、劣化了资源配置，我们对国企实行市场化改革不就行了吗？由于1992年
党的十四大已经正式决定，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就是要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
济体制，尽管经历一些风雨，市场化的改革方向始终为官方所坚持。党的十八届
三中全会进一步确定市场机制在资源配置中发挥决定性作用，因此，推行国企的
市场化在逻辑上是完全说得通的，在政治上也是没有风险的。但问题在于，国企
市场化的具体内容究竟有哪些？到底有没有一条可以回避国家所有权改革的国企
市场化途径？
在我看来，离开国企产权改革来推行国企市场化改革，不过是水中捞月、镜
中摘花。你永远无法叫醒一个装睡的人，你也永远无法叫醒一个躺在国有制被
窝里的企业。我在前面已经讲到，即使在30多年前的放权让利时期，国企改革
也隐含了所有者的行动。如果我们回顾一下后来的诸多改革举措，如承包制、租
赁制、股份合作制、股份制，都包含了产权改革方面的内容。的确，国企应该面
向市场开展经营，但从根本上来说，这其实不属于真正意义上的国企改革，而是
属于政府改革，是政府的去计划化、去管制化改革。而国企面向市场开展经营之
后必须面对的问题是：谁来判断国企在市场中经营得好还是不好？谁在国企经营
成功或经营失败中受益或受损，以及如何受益或不受损？如果经营得不好，谁来
处罚或更换国企管理层，以及如何做到这些？如果经营失败，谁来决定企业退出
市场，以及如何退出市场？处理这些问题才是国企改革方面的内容。而这些问题，
实际上就是产权与公司治理问题。
国企即使已经面向市场开展经营，如果回避产权问题，也无法实现真正的市场
化。市场体制不但包括产品市场，也包括要素市场、劳动力市场、经理市场、资产
市场、产权市场、控制权市场等，还包括市场交易行为，更包括维护交易、维护契
约、维护竞争、维护权利的制度基础设施等。我们推进国企改革已经30多年，决
定实行市场经济已经20多年，国企实现市场化了吗？其实大部分国企已经不存在
了、被市场淘汰了，但并不是国企主动退出市场，而是国家拿出财政资源和金融资
源付出巨大代价之后，才勉强退出市场；而剩下的十几万家国企，它们究竟在哪些
范围、哪些层次实现了市场化呢？目前主要还局限在产品市场这个范围和市场交易
这个层次，而在要素配置领域国企远远没有做到市场化。譬如，国企的劳动力市场、
经理市场、资产市场、产权市场和控制权市场目前基本上是自我闭锁的，离市场化
还有相当的距离。在遵循和维护市场的制度基础设施方面，国企也享有不少治外法
权。许多人都认为，真正实现国企领导人的选聘和解聘市场化，就可以在很大程度
上解决国企的问题了。但回顾一下国企改革的历史，这其实也是在20多年前就尝试
过的事情，而事实已经证明，在国有制的前提下，这根本就走不通。尽管披着市场
化经营的外衣，国企并不是与其他类型企业一样平等进入市场，平等获取生产要
素，平等竞争并平等接受市场淘汰机制，平等受到国家保护并在特定境况下平等
获得国家救助。许多国企经过一些市场化改造之后反而走向了反面，商业意识和
自我膨胀的欲望大大增强，但软预算约束的问题又以新的面目出现。这不过是一
种“伪市场化”，其实是一种对真正市场体制的破坏。
从逻辑上来讲，如果国家预先设定某些企业的所有权必须由国家拥有，这
些企业的所有权被国家事先锁定、永远不变，国家就会排斥产权市场和控制权市
场，就会对这些企业不断注入国有资本以维持国家所有权，不断注入资源以维持
经营状态，那么，将不会有平等竞争和优胜劣汰，当然就不可能有真正的市场经
济。因此，从根本上来说，国有制与市场经济是不相容的，国企并没有实现与市
场经济的结合，也无法实现与市场经济的结合。
以更广泛的视角来观察过去30多年中国的改革进程，完全可以发现，没有
民营化就没有市场化。民营化进程的快慢决定了市场化进程的快慢，凡是民营化
最快的时期，也是市场化最快的时期，而民营化最慢的时期，也一定是市场化最
慢的时期。在过去10年里，市场化改革的推进速度大不如前，甚至在某些方面
还有所倒退，而这10年也恰恰发生了一些“国进民退”的情况。实际上，“国进
民退”和政府进市场退是发生、联系在一起的。如果大讲市场化，实际上却回避
甚至抵制民营化，不过是在绕弯子、兜圈子，再过多少年还在老地方，除非任由
国企自然萎缩，但也需要付出巨大的时间代价、经济代价。
四
在现实世界中，民众对于事物的认识，在大多数时候并不直接来自于学术研
究成果，而是来自于现象和印象。因此，学者通过学术研究面对大众以通俗的方
式来解释纷繁多变的现象，纠正可能背离事物本原的印象，就很有必要了。民众
对于国企的认识和评论，舆论对于国企的功能和作用发出的话语，往往也跟随时
代背景的变化而变化。在2008年美欧爆发金融危机之后的一段时间里，有这样
一个段子：1949年，只有社会主义能够救中国；1979年，只有资本主义能够救
中国；1989年，只有中国能够救社会主义；2009年，只有中国能够救资本主义。
那些以私有产权为基础的老牌资本主义国家，突然陷入深重的危机之中。它们的
国家不得不投入国家资金出手救助，一些大型私有制企业得到国家注资入股从而
变得有些“国企化”了，而不少中国企业，特别是那些能够获得中国政府融资支
持的大型国企，纷纷到资本主义国家去收购私有制企业，不时引起全球惊叹。连
《经济学人》这样有着巨大的全球影响力的保守派杂志也开始讨论国家资本主义
与自由资本主义的各自优势了，许多政治家、企业家、学者都将中国视为国家资
本主义的代表性经济体，我们自己中的许多人也更加起劲地谈论“中国模式”、
“中国道路”。一时间，国有企业和国有资本，受到了前所未有的青睐和褒扬，中
国越来越多的精英人士，似乎开始陶醉于“中国奇迹”和“中国模式”之中。
学者的目光应该具有穿透力，才能避免“总为浮云能蔽日，长安不见使人
愁”。陶醉于所谓的“中国模式”、“中国道路”，实际上已为浮云遮望眼。回顾一下
1929年爆发的那一场西方资本主义经济危机，那时美国、欧洲等资本主义世界陷
入严重而持久的危机之中，而大搞国有制的苏联却如日中天。苏联模式被称赞和
传颂，国家资本主义正是在那个时期成为流行语的。后来的事实已经证明，美欧
的自我修复能力和持续增长能力不但将美欧带出了危机的泥潭，也带上了持续繁
荣的道路；而苏联的增长方式没有可持续性，苏联模式、苏联道路已经成为历史。
推崇国企、国家资本主义，只不过是被一些阶段性的现象迷惑。国家直接控
制重要的生产要素，运用行政权力强制分配资源或强力影响资源配置，设立大量
国企从事经营活动，这种国家资本主义方式在一个后发经济体的外延追赶阶段，
或者在某个恢复重建时期，可能会发挥强制实行资本积累、强行动员生产要素、
集中突破产业瓶颈、快速形成产业体系等方面的作用。许多东亚经济体在其外延
追赶阶段，都利用了国家资本主义的一些因素来加快追赶进程。在整个东亚范
围内来看，构成中国过去高增长奇迹的许多要素并不独特，如果一定要说有“中
国模式”的话，其实“中国模式”在很多方面并没有超出东亚模式。当然中国也
有其他东亚国家所没有的某些独特的东西，这主要就是中国在市场化的过程中仍
然保留了庞大的国有部门。但是看一看过去30多年里，中国国企的产出在GDP中
的比重已经从90%左右降到30%出头，在工业中的比重已经从80%下降到25%
左右，政府对要素的分配和对产业的干预已经大为缓解。如果我们忽视这个进程，
却把中国过去30多年的经济崛起归结为国家资本主义的胜利，我觉得这是莫大的
误解。恰恰相反，中国过去30多年高速增长的过程主要是民营企业不断壮大和不
断强化的过程。显然，要使中国的增长得以持续，要使中国的繁荣得以加强，未
来需要做什么是再也清楚不过了。
即使国家资本主义、国有企业在外延追赶阶段起过一些积极作用，但代价
高昂且难以持续。过了这个阶段之后，已有模式所产生的惯性和人为的固化，将
成为未来发展的桎梏。国家资本主义和国有企业的后遗症实际上要比许多人想
象的大得多。要使经济增长的进程延续，要使社会变得更加繁荣，我们不得不
清理这些后遗症，这也使得后续的改革任务变得尤为艰巨。经过过去30多年的
高速增长，2013年，中国人均GDP按现价美元计算应该接近7 000美元，如果
以1990年的G-K国际元计算，应该超过9 000美元。这些数据和其他迹象表明，
“十三五”时期可能是我国外延追赶式增长的收尾阶段。因此，我们要准备转入
一种新的增长轨道，我称之为内生平衡增长，就是要更多地依靠广泛意义上的技
术进步来打破经济学上收益递减的魔咒，并实现经济的再平衡。要转入内生平衡
增长的新轨道，我们必须要考虑如何处置国家资本主义、国有企业这个问题。所
幸，中国已经发展起来一个规模较大、效率更高的民营部门了，再保留这么多的
国企，再使国企在重要行业占有主导地位或者控制地位，已经没有必要。
五
国企下一步改革，要走民营化的道路。中国国企改革折腾了30多年，总想
绕开民营化，实践证明最后是绕不过去的。我们搞过国企转换经营机制，离开民
营化能根本转换经营机制吗？实践已经证明不行；我们搞过国企内部涉及干部人
事、劳动、薪酬的三项制度改革，离开民营化能持续推进三项制度改革吗？实践
证明也不行；我们搞过董事会和治理结构改革，离开民营化能搞出真正承担受托
责任的董事会和现代化的公司治理吗？实践证明还是不行；我们搞过主辅分离和
国际对标，离开民营化能实现业务结构调整和核心竞争力的建立吗？实践证明眼
前行但长期不行。因此，要深化国企改革，民营化是不可回避的。
我谈论的民营化，不仅仅是国家所有权转向非国有投资者，而是包含两层意
思：第一层意思当然是所有权的转移，第二层意思则是公司治理的转型。公司治
理转型，就是随着所有权结构的变化，过去行政化、形式化再加上内部人控制、
分享的公司治理，应该过渡到商业化、实质化并有基本透明度和制衡性的公司治
理。总体而言，民营化就是产权民间化、治理商业化。
国企民营化，对于全国超过10万家的中小型国企而言，完全可以选择整体
出售的办法实行一步到位的完全民营化，同时应该进行职工身份转换；而那些大
型和特大型国企，特别是集团性国企的母公司，包括央企的母公司，可以通过混
合所有制的方式实行走一步看一步的渐进民营化，国家可以持有一定的国有股，
而且要尽量进行职工身份转换，并在股权多元化的基础上推动公司治理转型；在
极少数特殊领域，譬如说提供重要公共产品和普遍性服务的领域，以及真正关系
国家安全的领域，在目前阶段，如果国家看不准、民众有疑虑，继续保留一些纯
粹的国企也是可以的，以后再根据情况来考虑后续的改革举措。
民营化绝对不是要将国企“搞掉”。民营化之后，多数国企的国家所有制将
不复存在，但企业仍将存在，而且民营化有机会使这些企业变得更大更强，我们
何乐不为？当然也会有一些国企必须破产重组，这对于整个经济而言不是坏事而
是好事。同时，国家可在很长时期保留一个现代化的、具有较强流动性和满意回
报率的国有资产组合，这个国有资产组合应该用完善的国有资本经营预算纳入到
国家预算体系当中，并能惠及国民。要特别强调的是，对于大型和特大型国有企
业，产权改革在比较长的时间里不会实现完全民营化，而会长期保持一种混合所
有制状态，尽管混合所有制可能是一种中间状态而非终极状态，但在混合所有制
状态下，如何建立良好的治理结构仍然是一项不容忽视的挑战。
当然，也有不少人对民营化比较担心，他们担心民营化的过程会成为少数
人，特别是权贵人物，大肆瓜分和掠夺国有资产的过程，从而在中国出现一个像
俄罗斯那样的寡头阶层。我认为，如果人们反对少数人在民营化过程中以不法手
段和不当途径化公为私，这完全可以理解，而且应该避免这种情况的出现。我这
里借鉴美国著名经济学家威廉•鲍莫尔提出的“好的资本主义”和“坏的资本
主义”的概念，主张在中国推行“好”的民营化，避免“坏”的民营化。“好”
的民营化就是：竞争性领域的中小国企，通过公开性、竞争性的方式以公允价格
出售转让给非国有投资者，大型、特大型国企通过公开性竞争性的方式以公允价
格出售部分国有产权或者在证券市场释放部分国有股份，所有的鼓励性优惠购买
计划都要经过严格程序并公开透明；带有垄断租金和资源租金的大型国企主要走
上市道路和在证券市场向境内投资者释放国有股，并推进公司治理的商业化，同
时通过开放准入以破除行政垄断，通过拆分和替代性竞争以弱化自然垄断，通过
公开竞拍和增发牌照以回收资源租金；对于极少数特殊领域的国企，在目前没有
把握的时候，可以选择保持国有独资，但要提高公司治理的透明度并强化政府监
管。这样一种“好”民营化，不是瓜分国有资产的民营化，而是促进财富创造的
民营化，应该得到民众的欢迎。
在上一轮国企民营化改革的时候，中央和地方都出台了一系列的法律法规和
规章制度，以防止国资流失和腐败，防止各方合法权益受侵害。在过去几年里，
防止国资流失的各种技术性措施也更加完善。这些都使我对民营化过程更有信
心。因此，唯一的问题就是国家是否有意愿、有意志启动新一轮民营化。同时，
应该认识到，民营化过程中腐败的根源是政府腐败，我们必须要大力推进政府自
身的改革。事实上，政府改革可能比国企改革要重要得多，不过这不是本书的主
要议题。
诚然，民营化不可能解决中国国企的全部问题。即使那些天生的私有制企
业，无论是单一股东企业还是多股东企业，无论是非上市企业还是上市企业，它
们也有它们自己的公司治理方面的问题。现阶段我国一些民营企业在诚信守法、
承担社会责任等方面还存在很多不足，这也毋庸讳言。但是，这些问题要么无关
所有制，要么通过完善市场机制和改进政府监管就可在很大程度上得以缓解。更
重要的是，一个正常的社会，一个繁荣的、以民众福祉为上的社会，应该是一个
民有产权能够自由伸张的社会，而不是一个国有产权排挤民有产权的社会。从这
个意义上来说，中国的国企民营化过程，实质上也是中国的民权自由化过程。
本文摘自《民营化的逻辑与改革路径（精装）》
《解放国企》指出中国国企改革的问题涉及国民经济最重要的部门：石油、石化、电信、铁路、金融……这些企业效率的高低直接影响到整个国民经济的运作，因此，国企改革是中国经济改革的重头戏，但在过去近十年时间里，国企改革近乎停顿。未来几年，国企改革会取得实质性进展吗？国企改革到底应该怎么改？中国是否应该停止国企产权改革？国企改革下一步是市场化还是民营化？国企与市场经济融合了吗？我们的国企改革方案是毒药还是良药？……这些问题并未随着三中全会的落幕而消失，相反，许多人的疑虑、困惑与关切也在同时增长。《解放国企》是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最权威的国企改革蓝图详解，以更加理性的态度和更加时代化的视角来全面剖析国企改革，让这些几十年都未厘清和看透的问题有了清晰的解决思路和行动战略，《解放国企》将为中国国企的未来改革提供了重要的理论支撑和实践指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