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电信设备制造企业跻身全球市场前列的事实充分表明，中国那些位居中游产业、主营BtoB业务的公司，无论是国有企业，还是与国家有联系的企业，都可以在中国工业发展进程中成为技术领先者。这些企业取得成功的一个重要因素就是政府的制造业政策将国内竞争与出口纪律结合在了一起，而且鼓励企业首先掌握现有技术，然后研发新技术。这一政策与日本、韩国曾经实行的政策是一致的。而且中国大陆与台湾地区的政策相比具有一定的优越性，因为中国大陆的政策让企业承受了更激烈的竞争和更严格的出口纪律，而且大陆实行的管理层股权激励方案也比台湾的做法更优越。
然而，在肯定中国国有部门制造业政策的同时，有三点应该谨记于心。第一点，中国的国有企业虽然在国家产业政策支持下取得了成功，但其成功基本上局限于中游产业的BtoB业务。公有制企业最常见的缺陷就是它们缺乏在消费者市场上获取成功所需的敏感性与灵活性，中国也不例外。中国的那些居于中游产业的、与国家有联系的企业在学习先进技术方面做得很成功，这是一个循序渐进的、可以预测的过程，而且它们的企业业务做得也很成功，但当它们的活动要求它们了解个体消费者的时候，其表现则逊色不少。比如，在汽车行业，大型国企一直没能开发出深受消费者欢迎的自有品牌产品，它们在这方面做得很失败。它们通过与外国企业建立合资企业而获取技术和设计，这与马来西亚宝腾汽车公司对外国企业的依赖性是一样的。中国的很多私营车企则比较了解消费者需求，本来更有可能研发出自有品牌产品，但它们受到了很大限制，因为销售外国品牌汽车的合资车企控制住了大部分市场份额。最有可能成功的私营车企则是四轮驱动技术专家——长城汽车，部分原因在于国企与外企建立的合资企业并没有推出能够与之相竞争的同类产品，因此无法将其排挤出局。其他私营车企，比如吉利和奇瑞，则只有十分微薄的利润。
在电信行业，即便华为也在竭力开拓个体消费者的市场。如同中兴一样，华为每年为沃达丰等跨国公司生产数千万部手机，但到目前为止华为自有品牌的手机在国际市场上还没有占据重要地位。这与韩国三星集团形成了鲜明对比。三星纯粹是个私营企业，它在从事企业业务的同时，也注重接近、了解个体消费者，开拓消费者市场。三星集团旗下的三星电子目前是全球两大智能手机生产商之一。而华为在成长过程中的很大一部分业务是向省市两级政府销售电信基础设施，40后来才逐步扩大业务范围，开始外国政府和私营通信运营商合作。今天，华为的文化在更大程度上属于企业对企业、企业对政府的文化，这一点对其打造顶尖手机厂商的努力具有一定的限制作用。
第二点就是，与消费者导向性的业务不同，中国企业在国际市场上的业务主要是获得政府采购订单或得到政府批准。中国企业很擅长和其他发展中国家的政府做生意。中国政府对于本国企业会跟哪一个政权做生意几乎不做限制，中国的政策性银行在提供贷款时也基本上不附加政治条件，所以，中国企业在巴基斯坦、缅甸、利比亚、刚果等国家包揽了很多大型基础设施建设项目。然而，中国企业在和发达国家做生意时就不像在发展中国家那么顺利了。2010年，华为竞标美国斯普林特公司移动电信设备合同，因美国议员提出的“国家安全”原因受阻，失去了价值30亿美元的订单。此外，华为试图收购美国企业的努力因为被认为影响美国“国家安全”而以失败而告终。41这类障碍未来可能会影响到更多的中国企业。即便别国不援引“国家安全”问题，也可能会假借各类非关税壁垒来给中国企业的设备销售设置障碍。因为中国在国家采购过程中不会公开招标，而且没有签署《世界贸易组织政府采购协定》，所以从法律角度来讲，中国政府在这类事务中没有求偿权。日本和韩国的私营企业生产的很多产品，比如汽车、摄像机、智能手机等容易吸引富裕国家的消费者，所以它们能轻易进入富裕国家的市场。中国中游产业的设备制造商在进入发达国家的过程中，跨越政治门槛的时受到很多限制。
第三点是，虽然中国的中游企业似乎在技术进步之路上取得了优异成绩，但在投资极为密集的时期，这种技术进步究竟会产生多少实际的成就，目前还无法准确得知。简单地说，当前中国为了获取先进技术而进行如此大规模的投资，以至于从表面来看肯定会产生引人瞩目的成就。在某些行业，中国的投资究竟能带来多大回报，目前还不明朗，恐怕再过几年才能看清楚。此外，中国究竟在多大程度上在借鉴外国技术，又在多大程度上在搞自主创新，目前我们也不清楚。
铁路设备行业就是这一谜题的典型例子。2007年，中国政府启动了一项投资金额高达3 950亿美元的高速铁路网建设计划，计划到2020年，将中国高铁营运里程增加到16 000公里，其中一半以上的建筑工程在2010年底之前就已经建好。42
目前，中国高铁通车里程已经是日本新干线的3倍多，而且很快就会变成5倍。然而，为了修建高铁，到2010年底，中国铁道部的总负债已经达到了3 000亿美元，省级政府的负债规模更大。看到中国在高铁建设方面进行了规模如此之大的投资，美国政府也向国会申请530亿美元修建美国高速铁路网，但被国会拒绝了。
中国的高铁投资步伐如此之快，规模如此之大，所以，铁道部技术获取战略的投入产出相对效率究竟有多高，目前还不明确。从某些层面来分析，这一战略的确不乏可取之处。铁道部在2004年正式签署重大技术引进协议之前，已经在这方面做了15年的研究。中国官员采取了一套经过事实检验非常有效的策略：先以市场巨大为诱饵吸引外国企业在中国开设办事处，然后花上数年的时间和他们谈判，最后再出钱引进技术。铁道部为了降低技术引进成本，把与技术供应商谈判的权力握自己手中。同时，为了便于中国的铁路研究机构研究现有的高铁技术，中国先后与4家世界领先的交通设备企业建立合资企业，签署技术转让协议，这4家公司分别是加拿大庞巴迪公司、日本川崎重工、德国西门子公司和法国阿尔斯通公司。43
2010年，铁道部宣布中国两家国家控股的机车车辆制造企业不仅在5年内消化了高铁核心技术，还准备在自主创新的基础上制造速度更快的列车。铁道部高调宣传自主研发的CRH380和谐号列车，其最高时速380公里，堪称世界之最。刘志军因为承诺推动中国铁路建设实现跨越式发展，并达到全球领先的技术水平，被人戏称为“刘跃进”。然而，到了2011年，似乎一切并不像表面看来的那么乐观。2011年2月，铁道部长刘志军因涉嫌“严重违纪”而被突然免职，并接受调查。所谓“严重违纪”，是中国在描述腐败时采取的一种委婉表达方式。铁路机车领域行家、原铁道部高速办副主任周翊民发表了一番非同寻常的坦率评论，根据2011年6月21日《21世纪经济报道》的新闻，周翊民指出，中国的高铁速度之所以比外国供应商的速度还快，是因为刘志军担任部长的铁道部降低了安全系数，对安全系数偏低的容忍度低于德国和日本的容忍度。周翊民还指出，中国的核心技术仍然是外国的，没有任何可以让列车提速的创新。44他发表完这番谈话一个月之后，也就是到2011年7月23日，浙江省就发生了造成40人死亡的动车相撞事故。
中国铁路部门在学习技术方面究竟取得了多少进步，不可能得知准确的信息。中国也只是在近些年来才开始实施由国有银行支持的出口纪律，所以，到目前为止，至于出口纪律的实施效果如何，来自国际市场的反馈还很少。在城市轻轨和传统机车车辆的出口上，中国曾经与马来西亚、加纳、突尼斯、委内瑞拉和土库曼斯坦签订过合同。在高铁设备（含列车与轨道）的出口上，中国已经和土耳其、委内瑞拉、阿根廷和沙特阿拉伯签订了合同，但目前还没有完工交付。显然，中国能将其铁路设备销售给发展中国家，承担建筑工程的中国建筑公司在海外也能获得宝贵的经验。45中国为学习高铁技术付出了高昂的成本，因此，必须获得很大收益才能为这笔投资找到合理的理由。中国铁道部在2011年的收益估计会达到2 000亿元人民币（约合310亿美元），而还本付息的压力则有2 500亿元人民币（约合390亿美元）。
被忽视的私营企业
朱镕基改革之后，中国工业经济结构的最后一个特色就是私营企业获得的政策支持要少得多。这一点中国大陆与台湾地区在重视公有企业、忽视私营企业的做法上具有一定的相似性。总体来讲，由于中国大陆实施的支持政策较多，所以大陆的国有企业比台湾的公有企业做得好，而大陆的私营企业因为政策支持不足而遭遇了和台湾私营企业同样的问题。正如我们前面提到的那样，大陆这些与国家有关系的中游企业在同消费者打交道时，自身局限性尤其明显。台湾没有企业能制造出三星集团那样的电子消费品，也无法制造出现代集团那样的汽车，我们不得不怀疑中国的私营企业是否能在消费产业变成全球知名的企业。中国企业具有在消费者市场上竞争所需的敏感性、灵活性和开拓进取的企业家精神，但它们往往缺乏挑战跨国企业所需的资金、技术和政府补贴。
这归根结底是政府政策问题。自朱镕基改革以来，中国大力扶持与国家有关联的企业，鼓励它们出口工业设备和交通运输设备。相比之下，民营企业则备受约束，因为它们缺乏类似程度的政策支持。然而，民营企业的净出口额（出口额减去进口额）保持了快速增长的势头，在2000年几乎为零，但2010年就达到了2 000亿美元，中国大部分净出口额都是由民营企业创造的。46总体来看，中国国企净出口额在2000年到2010年为负增长，2000年，国企出口额勉强超过进口额，但到2010年，其进口额比出口额多出了1 530亿美元。这反映了上游企业所需的石油、铁矿石、煤炭等商品的进口量激增。中国的工业政策过度偏向国企，忽视民企，这些数据是否折射出了这一政策的根本缺陷，目前还没有定论。 民营企业虽然创造了如此优秀的出口业绩，但并没有得到国家的奖励。在大多数日用消费品业务中，就参与国际竞争的能力与程度而言，中国民营企业超过了日本、韩国同类企业在类似发展阶段的表现。而且中国民营企业没有享受到非消费类业务带来的交叉补贴。比如，现代集团可以拿出造船业务创造的收益去补贴汽车业务。在中国，这样的非消费类业务基本上都掌握在国家手中，在国家采购中，民营企业得到的订单远远少于国有企业得到的订单，在政府投资规模如此巨大的时代中，这对民营企业而言是一个严重不利的因素。而在某些情况下，民营企业的竞争对手是一些在市场上根深蒂固的国有企业，这些国企长期垄断市场，很难取代。汽车行业就是典型的例子。国有车企在提高本国汽车制造技术方面做得很少，因为它们依赖于合资企业中的外国技术合作伙伴，但它们占据了利率空间较大的市场区隔，民营企业只能依靠微薄的利润在夹缝中艰难度日。最后，民营企业获取贷款的能力远远比不上国有企业，对民营企业的发展构成了一定的限制。这个限制因素的影响可能被夸大的，实际上，对于有能力的出口企业，国家开发银行仍然会慷慨地给予巨额贷款。民营企业面临的最大限制因素在于，和过去相比，它们相对缺乏政府保护、政府采购订单和补贴。在国际市场竞争中，中国民营企业的对手往往是那些经验更加丰富、技术更加先进、资源更加充分的跨国公司，而且它们还不得不满足富裕国家提出的各种要求。
民营企业最常见的难处在于它们没有足够的现金流来提高产品的附加值。它们的利润微薄，信贷额度有限，不足以支持自己长期开展产品研发工作。现金约束的一个表现就是民营企业无法完整地控制一个产品的价值链，因此无法确立自己的定价权。这就意味着它们虽然能把一个产品组装起来，但无法控制关键零部件的生产技术。这些关键零部件可能是一个产品中利润率最高的部分，比如一辆汽车的动力传动系统和发动机就属于这类零部件。还有一种常见的情况是，民营企业的财力不足以控制产品配送与销售渠道。经济史学家阿尔弗雷德•钱德勒（Alfred Chandler）做的一些开创性工作表明，早在19世纪，美国一些跨国企业就成功地主导了产品的配送与销售渠道，因此也获得了定价权。47当时美国企业也不像今天中国企业面临这么激烈的国际竞争。在中国市场上，跨国企业在资本、技术、经验等方面都具有无与伦比的竞争优势，它们可以在产品价值链中选择自己最擅长的环节谋求利润，也可以选择设置技术壁垒和资本壁垒来抑制竞争。
在台湾地区，国民党当局长期实施以公有企业为核心产业政策，很多民营企业无法获得政府的充分扶持，结果被限制在了价值链中利润率较低的环节。台湾最著名的企业家之一、宏碁集团创始人施振荣提出了“产业微笑曲线”理论来解释这种窘境。所谓产业微笑曲线，就是呈现出微笑嘴形的一条曲线，两端朝上，中间朝下，在一个产业的价值链中，附加值更多体现在两端的设计和销售环节，处于中间环节的制造附加值最低。在很多台湾民营企业活跃的计算机和电子产品业务中，利润率最高的业务是曲线一端的品牌设计商、软件商和芯片制造商以及曲线另一端的大型零售商。宏碁集团由于资源有限，其业务范围也被局限在了附加值最低的制造环节，而且其营运利润率遭到了一而再再而三的挤压。台湾企业虽然生产规模庞大，生产成本在全球范围内都属于较低的行列，但这些优势并没有给台湾企业带来较高的收益，因为上游企业通过加快创新速度来竞争，而下游企业又控制着大部分零售与配送业务，宏碁集团之类的台湾企业需要，而且也想要在全球市场上进一步扩大产业链，但台湾当局没有给它们提供足够的扶持。
产业微笑曲线在台湾的电子产业得到了体现，但在中国大陆的民营经济中，该曲线可能在更多产业中得到体现。家用消费品产业就是其中之一，在该产业中，大陆企业长期以来为知名跨国企业或沃尔玛之类的零售商制造产品，但畅销全球的自主品牌产品并不多见。除了家用消费品产业以外，中国大陆的摩托车产业、汽车产业和光伏产业等都越来越趋向于产业微笑曲线的中间阶段。48跨国公司认为自己的创新步伐和营销实力可以让当前的产业微笑曲线形态无限期地维持下去。台湾企业的发展历程表明，这些跨国公司的想法可能是正确的，如果政府不给予更多支持，大陆的民营企业恐怕难以发挥出自身潜力。
令人感伤的中国民营企业
中国的民营企业面临着重重难题，其中，比亚迪算是一个著名的案例。2008年9月，巴菲特的伯克希尔–哈撒韦公司通过旗下子公司——中美能源控股公司以2.31亿美元收购了比亚迪大约10%的股份。20世纪90年代，比亚迪依靠做电池业务起步，当时的技术支持主要来自欧美的手机公司，这些公司因为东北亚地区生产的电池价格较高，所以希望实现其电池供应渠道多元化。该公司的老板是非常具有企业家精神的王传福。他利用低利润的电池业务带来的资本进军汽车制造业。在21世纪头10年里，该公司在借鉴日本汽车制造技术的基础上实现自主创新，利用中国汽车工业的繁荣期成为了全国增速最快、价格最低的汽车制造企业。王传福还宣布下一步打算把电池和汽车结合起来，成为电动汽车行业中的一支全球性力量。他承诺在2010年推出纯电动汽车，并从2011年开始出口到世界各地。他的崛起得到了很多全球性媒体的高调赞扬，包括《纽约时报》、《华尔街日报》和《经济学人》等。49
然而，为了与那些资金雄厚的国有合资车企相竞争，比亚迪不得不大幅降低价格，以至于几乎不存在什么利润。比亚迪由于资源不足，无法掌握全套造车技术，所以，像汽车底盘、动力传动系统等附加值最高的一些零部件都是从国际供应商那里购买的。因为资源短缺，比亚迪甚至无法支持其连传统的汽车制造业务，对于研发电动汽车这种新业务更是力不从心，电动汽车复杂的软件和发动机管理系统会提出一些新的技术挑战。比亚迪唯一的补贴来源就是深圳当地的政府。它把政府补贴也算作企业的利润，以便让公司的财务报表看起来美观一些。50由于没有更多的资金来源，而且从股市上获取的融资也耗费了很多，结果导致该公司在量产并出口电动汽车方面做出的承诺落空。比亚迪的市值在2008年12月，也就是巴菲特入股后不久，达到了250亿美元的峰值，但到2011年夏季，市值缩水到了不足峰值的1/10。
中国很多具有开拓进取精神的民营企业曾经做出重大的承诺，但很快又落空。比亚迪只是一个最新的案例。在它之前，最受追捧的民营企业是尚德电力控股有限公司，该公司是全球领先的太阳能光伏企业。该公司之所以走向破产，一个重要因素就是投资资金不足，无力从光伏产业链的低附加值环节过渡到高附加值环节，以至于最后资不抵债。如同比亚迪一样，尚德只能从所在省份得到为数不多的补贴，而且其业务主要集中在低附加值业务上。51中央政府的大部分绿色能源补贴都给了风电产业的国有企业，导致尚德几乎完全依赖出口实现增长。随着来自中国其他光伏企业的竞争日益加剧，尚德发现其上游的多晶硅供应商以及下游的太阳能电池板安装企业拿走了光伏产业的大部分利润。2005年，尚德上市后，其股价一路飙升到了90美元。到2011年年中，虽然其仍然是世界上最大的太阳能光伏企业之一，但其股价暴跌至5美元以下。对于未来，该公司的一个美好期待是国家政策能够向私营企业倾斜一点。2011年，中国政府开始为国内太阳能行业的民营企业提供适度的补贴，或许这是一个好兆头。52
中国民营企业在艰苦打拼的过程中虽然面临着诸多不平等，但在当今这个全球化的世界中，国际并购壁垒大为削减，它们可以更加容易地通过收购外国企业来获取先进技术并扩大价值链，但中国民营企业经常被资金紧张的问题束缚住手脚。收购企业固然需要资金，但收购完之后及时消化掉也需要资金。2010年，中国汽车行业的另外一家民营企业——吉利汽车出资18亿美元从福特汽车手中收购了沃尔沃，以期消化吸收沃尔沃的技术和营销渠道。吉利汽车的利润率小，赢利十分有限，以至于到2011年夏季其市值才只有20亿美元。换言之，吉利的市值与它的收购对象相差无几。过些时日，雄心勃勃、意志坚定的吉利很可能会完全消化掉沃尔沃中一切有价值的元素，但到那个时候，吉利认为自己已经达到了技术前沿，但这个前沿已经进一步前移了。当中国企业接近技术前沿的时候，日韩企业就建议它们加速前进，超越前沿，但这需要巨大的财力，而中国民营企业往往缺乏这种财力。
民营企业固然可以通过上市来筹集投资资本，但按照中国的情况来看，股市根本无法取代政府的政策扶持，无法取代银行的长期贷款，无法扶持企业取得长足的技术进步。民营企业通过发行股票获取的资金远远不足以支撑自己冲刺技术前沿，因为股市与企业之间存在“期待错配”的问题：企业的期待是获得长期资本来实现技术升级，而股市投资者的期待则是获得丰厚的短期收益。这种局面导致的结果就是，投资者购入原始股的短期兴奋之后不久便认识到企业谋求技术领导地位的过程并不能快速地为自己带来利润，不可避免地会抛售股票，进而削弱了股市作为企业投资资本来源的地位，导致民营企业因资金短缺而不得不长期从事利润率偏低的活动。正如我们之前所提到的那样，2011年，中国24家规模最大、能得到政策支持和银行信贷、与国家有关联的中游制造企业平均市值是60亿美元，而中国12家规模最大的民营企业的平均市值只有20亿美元，这反映出中国民营企业普遍存在规模偏小、未来赢利预期偏低的事实。53
情况可能更加不妙
总体来讲，中国制造业政策的基本点是很好的。中国政府不允许上游国有企业擅自提高矿产、公用事业、公共服务的价格，这样不至于妨碍中下游制造企业提高生产能力。很多和国家有关联的中游制造企业既能得到幼稚工业保护政策的扶持，又接受政府实施的出口纪律。中国官方的政策取向通常是非常审慎的，对于一个沿着由发达国家确定的技术路线图不断前进的发展中国家而言，这一点弥足珍贵。
然而，中国的经济政策对民营经济存在偏见，在消费者导向型的产业中尤其如此，这种偏见肯定会产生一些负面影响。从这一点来讲，中国的工业政策绝对算不上最优选择。然而，如果说中国政府刻意打压民营企业，则有失偏颇。在当代中国，民营企业遭受的偏见在很大程度上可以归因于一个正在改革的社会主义国家对以往政策路径的依赖性。虽然以前得到大量补贴的企业现在仍然能得到补贴，虽然现在国企仍然倾向于直接吞并与之竞争的民营企业，但这在更大程度上是历史因素的影响，并不能说明当代中国官方在意识形态上敌视民营经济，恰恰相反，中国国企在设立新的子公司时，往往允许私人持股。更加重要的一点是，当民营企业在缺乏国家扶持的前提下取得成功之后，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和政府不会刻意去打压它们，建筑设备制造产业的民营企业代表是三一集团，汽车制造产业的民营企业代表是吉利、奇瑞、比亚迪等，这些民营企业都可以和那些受到国家大力扶持的国企展开竞争。在太阳能产业中，很多企业家都是持有外国护照的海归人士，但当他们陷入经营困境时，政府同样会伸出援手。
中国政府对待民营企业的政策似乎缺乏连贯性，导致观察人士对中国经济的看法每天都在乐观与悲观之间摇摆不定。研究中国经济的专家巴里•诺顿（Barry Naughton）认为，中国的经济问题之所以难以分析，就是因为中国在实行经济改革的同时还受到原有经济体制的影响，导致新旧政策交叉并存，从而导致目前中国经济政策取向缺乏连贯性。54中国当前经济政策的局限性还不明朗，但这一政策具有一定的优越性，一个表现就是在这种政策下，中国那些与国家有关联的企业取得了卓越成就，为发展中国家的企业树立了标杆，但这并不等于说中国重新定义了全球性的产业标准，目前中国在技术水平和创新成果方面还赶不上美国、日本等发达国家。当然，中国的制造业政策可能会随着2012年的权力交接出现改变。如果中国国内出现金融危机，则其制造业政策可能会出现重大转向，很多新兴经济体都曾出现过这种情景。如果国家持股的公司（比如国企与外企建立的合资车企）没有度过危机而被卖给民营企业家，那么中国可能由此开始进入一个新的、更加引人注目的经济发展阶段。
投资资金从何而来
中国金融体系与日本、韩国的金融体系之间具有两个共同特征，正是这两个特征使得政府能够运用金融体系来有效地落实农业政策和制造业政策。第一个特征是，政府控制着银行，不至于使其遭到民营企业家操控（民营企业家谋求短期利益的目标与国家长远发展利益存在一定的冲突）。第二个特征是，政府实行了资本流动管制措施，使得国家能够决定国内投资资金的用途，能够有效管理外资流动。
中国的银行都是国有化的，过去10年间，虽然银行上市了，但大部分股权仍然控制在政府手中，政府仍然是银行的实际控制者，级别最高的银行高管也是由政府任命的。中国最大的四家银行是中国工商银行、中国银行、中国建设银行和中国农业银行，被称为“四大行”。这四家银行控制着全国银行资产将近50%的份额。在确定优先贷款领域时，这些银行接受国家的指导。中央政府还批准设立了一大批规模较小的全国性、地方性的银行，这些银行控制着全国银行资产将近30%的份额，它们给“四大行”带来了更多的竞争压力。但这些银行也是政府控制的，也要接受政府的指导。
第三类金融机构是朱镕基在1994年设立的三家政策性银行。在过去10年间，从放贷规模的增速来看，这类银行是增长最快的一类金融机构。中国国家开发银行是其中最重要的一个。在全国银行放贷总量中，政策性银行就占去了15%，这个比重是非常大的。55在2011年末，仅国家开发银行这一家政策性银行的未偿还贷款就几乎达到了9 000亿美元，占据了全国未偿还贷款总量的10%，是世界银行在全球范围内未偿还贷款的两倍多。在中国的银行体系中，政策性银行对推动落实农业与制造业目标以及对实行出口纪律的扶持力度是最集中的、最大的。在东亚地区，与中国政策性银行最为相似的金融机构就是韩国开发银行（该机构为韩国国有银行）。然而，韩国开发银行的很大一部分资金是在海外筹措的，而中国国家开发银行的资金全都是通过发行国内债券筹措的。
国家开发银行的国内贷款结构中，很大一部分贷给了各级政府，这类贷款是以政府卖地收入作为担保的。（在城镇与城市周围的农村地区，这种贷款进一步鼓励了地方政府的征地运动。）除了贷款给各级政府之外，还有一部分贷款流向了重大基础设施建设项目，这些项目往往需要由中国的制造企业和建筑公司负责提供地铁系统、火车、道路、电站等基础设施。到目前为止，基础设施投资导致土地价格呈现出了不断提高的态势。在给外国提供的贷款中，很大一部分是以贷款国某些自然资源的开采权作为抵押的，比如石油、天然气、煤矿和铜矿的开采权，也有一部分贷款是基础设施项目与工业建设项目贷款，这些项目需要从中国企业采购建筑、运输、电信、能源等方面的设备与服务。政策性银行对外贷款中的很大一部分直接流向了具有政府背景的中国企业。56
为了回报金融体系为本国发展做出的贡献，中国政府采取了设定最低贷款利率和最高储蓄利率、扩大存贷款利差的做法，保证了那些储蓄类银行能获得丰厚的利润，商业银行通过购买政策性银行发行的债券为其提供融资。这一管理方式与东北亚地区发展型国家的做法如出一辙。从20世纪90年代末以来，为了解决银行体系的不良贷款问题，国家扩大了常规银行享有的存贷款利差。（之前，朱镕基在改革过程中关闭了一些亏损的银行，这些银行的债务就由政府制定的银行接管过来，20世纪90年代末的不良贷款中有一部分就是通过这种方式形成的。）一部分坏账是通过国家注资的形式直接注销的，还有一部分是银行通过存贷款利差获得的巨额收益偿还的，这一利差每年能给银行体系带来数百亿美元的利润。57日本、韩国的发展历程表明，控制存贷款利差等于政府给民众强行征收了一种隐性的个人所得税，不失为政府筹措资金的一个有效途径。存贷款利差给银行带来的巨额利润抵消了政府信贷管制措施给银行带来的损失，但政府实行信贷管制措施的一个重要前提是其工业政策目标必须具有现实可行性，不能造成信贷资金的过度浪费。20世纪90年代，中国关停了一大批扭亏无望、死气沉沉的企业，在很大程度上避免了信贷资金的浪费。
因为中国需要运用本国金融体系来实现发展目标，所以，资本管制是金融体系的一个必要组成部分，因为实行资本管制措施一方面可以防止国内资本为了寻求更高收益而离开中国，另一方面可以防止国际资本随意进出中国（如果不对国际资本流动加以管制，政府引导金融体系服务本国发展的能力就会遭到削弱）。中国的资本管制措施是由国家外汇管理局这个庞大的机构负责落实的。该机构接受央行的管理。从中国的国际收支平衡表上的数据来看，中国的资本管制措施很显然存在一些漏洞，根据粗略的估计，每年未经事先批准而进出中国的资金数量大约相当于中国国内生产总值的8%。58然而，有一点需要注意，实行资本管制的逻辑依据并不是要筑起一道铜墙铁壁，完全阻隔资本跨国流动，而是对于一个发展中国家而言，有效的资本管制措施远比资本自由流动更加可取。
到目前为止，中国政府对金融体系的管理方式总体来讲是有效的，政府控制住了本国金融体系，有效地利用本国金融体系去落实既定的发展政策。但东北亚国家的发展经历表明，当一个政府为了促进发展而去操纵、压抑本国金融体系银行时，银行、企业和储户最终都会想办法挣脱国家的约束，因为银行希望挣脱国家的信贷管制以寻求利润空间更大的信贷领域，企业希望挣脱国家的投资政策指导，或者把低息贷款投资到房地产等利润较高的活动中，储户则不愿意继续忍受实际储蓄利率为负利率的状况，日益迫切地希望能在正规银行体系之外寻求收益状况更好的投资渠道，而且目前企业、金融机构和国际投机资本都在利用资本管制制度的漏洞来谋求暴利。所有这些趋势都反映出上述各方都希望能谋求短期赢利，而这种做法不利于国家推动本国制造企业学习先进技术，因而不利于长远的经济发展。很多国家的历史发展轨迹表明，在争夺金融体系控制权的斗争中，最终往往都是国家处于下风，中国可能也不例外。所以，一个重要的问题是，国家能否在失去对金融体系的控制权之前推动本国企业充分实现技术进步。
近些年来，中国金融领域内出现的一些迹象表明，政府对金融体系的控制正在遭受着迅速的削弱，而且未偿还贷款的大幅增加凸显了国内金融危机引发的风险。首先，中国影子银行的数量越来越多，正规银行体系外的贷款规模也随之扩大。导致这种现象的一个重要因素是中国富人阶层的崛起，由于正常情况下国家控制下的银行给他们提供的投资收益率较低，所以他们希望寻求更高的收益，而银行非常不愿意失去这些客户，便帮助他们设立能够规避国家管制的财富管理基金，从而为其提供较高的收益。虽然这种情况会导致研究中国经济的人士感到忧虑，但实际上中国影子银行的作用与日本、韩国的场外交易市场一样。无论任何时候，只要政府为了落实农业、制造业发展政策而压抑金融体系，注定会催生出替代性的、半合法性的储蓄与借贷模式。59
虽然非银行类贷款的增加不断侵蚀着国家权力对金融体系的控制能力，中国一直没有出现像东南亚国家那种私人控制银行的局面。如同东北亚地区的非银行类金融机构和场外交易市场一样，中国的财富管理基金和其他影子银行渠道从事的投资并不能算作正规金融体系的负债。中国的金融管理者一直以来也是这么提醒投资者的。如果这些投资渠道产生了损失，除非政府决定利用公款进行救助之外，都要由私营部门承担。从理论上来讲，这就意味着通过非正规银行渠道投资的人可能会遭受损失，正如朴正熙政府在1972年实行了场外交易市场利息暂停支付的政策之后，很多通过场外交易市场进行投资的人不得不自行承担损失。对于一个发展中国家而言，影子银行体系比私人控制金融体系可取得多。正规银行体系与影子银行体系的并存，体现了计划经济与市场经济之间的相互协调，这种协调有利于成功实施既定的发展政策。60
除了影子银行引发了一定的担忧之外，还有一个值得忧虑的因素就是，近些年来，政府在利用信贷信贷促进增长的过程中，不像以前那么审慎了。但有一点是值得庆幸的，即在当前发展阶段，中国仍然能够把大笔资金投向基础设施建设领域，不仅会在现阶段对经济产生刺激作用，而且还将带来长远的积极影响，促进经济增长，提高经济运行效率。61中国的基础设施投资方式不同于日本在20世纪八九十年代末那场泡沫破灭之后的基础设施投资方式，日本在本来只需要一座桥的地方修了两座桥，而中国则是把桥修在了原本需要桥却没有桥的地方。虽然中国近年来新建的供水系统和地铁系统带来的收益可能还无法覆盖运营成本，但提供这些设备的中国制造企业从中学到了知识和技术，而且这些基础设施也会在长远的未来源源不断地带来收益。
在今后几年中，中国各级地方政府的融资缺口难免会增加银行坏账，但如果把这件事放到更大的背景中去分析，我们就会发现这种情况体现出了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之间长期以来在财政关系上的博弈。地方政府在提供基础公共服务的过程中长期面临财力不足的问题，而中央政府倾向于通过银行为地方政府提供融资贷款，而不是通过预算转移给地方政府提供财政拨款，但到最后如果地方政府无力偿还贷款，还得由中央政府出面处理。同样的道理，铁道部的巨额贷款（相当于中国全年国内生产总值的4%）今后也得由国家出面进行救助。但如果中国铁路企业学到了足够多的知识与技术，能够把中国的高速列车和高铁技术销往世界各地，那么即便需要中央政府动用财政预算去收拾烂摊子也是值得的。
近年来，中国房地产行业的发展步伐明显加快，投机活动也愈演愈烈，不断扩大的影子银行业务对这一趋势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但中国政府有决心，也有能力抑制住房地产投机活动，这一点在2009年就得到了说明。当时，全球性金融危机引发的出口萎缩对中国经济的冲击趋于弱化，中国经济日已呈现出复苏迹象。在此背景下，中央政府立即采取房地产调控措施，取消了之前给房地产市场注入的刺激因素，规定住房抵押贷款的首付提高到房款的40%，同时房产证持有期满5年的房子在转售时方可享受免税待遇。这一调控过程再次凸显了中央政府对银行体系进行微调的能力是何其重要。在中国的家庭贷款结构中，住房抵押贷款所占比重最大，但全国家庭贷款总量尚不及中国国民税后收入总量的40%。在2008年那场金融危机之前，美国家庭贷款总量是美国国民税后收入总量的130%。虽然中国近来出现了局部性的房地产泡沫破灭现象，但这还不至于立即引发系统性风险，虽然国家对金融体系的控制能力未来难免会有所弱化，但目前来讲，国家仍然牢牢控制着金融体系，这有助于防范系统性风险。
前进之路
在分析中国政府近年来为了应对外部危机而采取的一系列举措时，最好不要认为这预示着金融纪律的突然丧失，最好将其置于更加广阔的历史背景中，结合日本、韩国在20世纪70年代为应对全球货币体系震荡与石油危机而采取的措施去考察。中国政府采取的干预措施有利于继续让本国企业学习先进技术，并没有因为外部经济震荡而暂时关闭本国企业学习技术的“学校”。
当然，这并不意味着中国没有债务问题。且不提养老金出现巨额缺口这种长期性债务，仅仅把中央政府债务、最终需要由中央政府处理的地方政府债务以及近期其他的“或有债务” 加在一起，或许高达中国国内生产总值的80%，62但其中一些债务可以通过出售一些容易变现的资产来偿付。此外，中国没有外债负担，且资本管制措施也意味着银行手中总会有大笔现金，银行不必担心偿付能力不足的问题。尽管中国结构性通货膨胀近年来缓慢加剧，导致实际储蓄利率为负，但中国并没有出现储蓄资金大规模逃离金融体系的现象。63
东北亚国家的金融史揭示出来的经验在中国也得到了验证。这些经验在韩国更是得到了极端的体现。第一个经验就是，政府完全可以在压抑金融体系，使其服务于国家发展政策，同时也不会引起国内恐慌或系统性的不稳定。第二，如果将金融压抑政策与资本管制措施结合在一起扶持经济发展，那么即便积累了高额债务，也不一定会引起国内动荡或遭到国际投机资本的攻击。（中国现阶段的债务风险还不及韩国在20世纪90年代的债务风险，因为中国没有外债负担。）第三，要检验一个国家的金融压抑政策是否有效，一个重要标准就是在金融压抑政策带来的机遇之窗关闭之前，该国工业技术水平提高了多少。中国已经取得了很大进步，但需要做的还有很多。
中国面临的主要问题是，随着中国变得更加富有，随着人口增长率的降低导致新生劳动力的缺乏，中国经济增长率开始出现结构性的放缓，这就意味着中国
或有债务指由过去事项或既存事实引起的各类潜在义务，履行这些义务可能会导致政府支出压力加大。——译者注政府通过进一步提高经济增长率来压缩债务规模与经济规模的比率。此外，随着年平均经济增长率在今后几年将从10%下降到7%，以及随着中国金融体系难免会更加开放，中国遭遇金融危机的风险也会随之加大。有鉴于此，中国未来的投资拉动型的技术学习过程要减少对资金的浪费。如果未来的债务与产出之比继续维持在以前那种水平，将成为中国的不可承受之重，因为中国之前已经积累了巨额债务。因此，中国企业学习先进技术的最佳时期已经过去了。
过度的金融抑制政策
最后，人民币汇率长期遭到过度低估，影响了中国大陆的经济运行效率。这一点与台湾地区有点相似。到1987年，台湾迫于国际压力而提高新台币汇率，当时台湾已经积累了600亿美元的外汇储备，其规模仅次于日本，考虑到台湾地区的经济规模，其外汇储备的规模显得更大。大多数外汇储备都是台湾“中央银行”为了压低新台币汇率而大肆购入外汇。当时，经济学家们估计新台币汇率被低估了25%。64中国大陆也采取了类似举措。在考虑到物价变化和中国经济规模之后，粗略的换算表明，台湾在1987年的600亿美元的外汇储备相当于今天大陆的2万亿美元外汇储备，但在2012年中期，大陆的外汇储备实际达到了3.3万亿美元。65
汇率的低估相当于为本国企业提供了一种补贴。补贴对于发展中经济体培育世界级企业是必不可少的，但通过压低汇率提供补贴则过于直接，它有助于推动所有企业发展出口贸易。如果通过银行体系和其他有目标的资助体系去提供补贴，则只有那些优先享受国家幼稚工业保护政策的企业才能获得补贴。压低的汇率也会补贴附加值较低的国内制造企业，这些企业对提升国家技术水平没有做出多大的贡献，而且更加糟糕的一种情况是，压低汇率甚至会为跨国企业的加工业务提供补贴。
压低汇率也会带来严重的后果。对于一个压低汇率的国家而言，其长期积累的外汇储备的价值终将会大幅下降，因为贸易伙伴会迫使其提高汇率。此外，压低汇率还会给经济运行带来一些持续性的成本。中国央行为了减轻外汇储备盈余对通货膨胀的影响，必须冲销外汇占款导致的基础货币的快速增长，除了削减对商业银行的再贴现之外，央行开始自己创造负债，发行人民币票据，央行为此所支付的利息，便以供给更多基础货币的形式予以抵消。66在20世纪80年代，很多人说台湾地区异常庞大的外汇储备是其作为一个发展中经济体实现经济成功的象征，今天，更多的人认为中国大陆的外汇储备也是经济成功的象征。但如果说台湾的发展历程可以作为借鉴的话，那么中国大陆未来将会再一次印证长期而严重地压低汇率并不能长期促进工业政策的落实。67但说句公允的话，中国大陆对货币汇率的管制没有台湾当年那么僵化，人民币在2007年之后被允许适度升值。
中国经济政策的得与失
总体来讲，中国政府已经采取了促进经济快速发展的一切必要举措。然而，几乎没有任何证据能表明中国对于他国之前采用的政策做出了质量上的改进。中国的国有经济表明，如果把出口纪律和竞争机制结合起来，那么经济所有制并非落实工业政策的关键因素，但谁都不会认为中国对私营经济的偏见是中国的一个优势。当前人们对中国发展模式一致肯定，但在亚洲发展的问题上，明治维新时期的日本可谓是最先探索成功的先行者，中国则是后来者。
中国经济发展的特殊性并不在于其土地改革、幼稚工业保护政策和金融压抑政策，而是在于其经济规模。中国人口是日本人口的十多倍，中国发生的任何事情都会对世界产生更大的影响。中国的人均国内生产总值仍然只有5 000美元，而中国已经成为了从矿产到电话再到汽车等几乎每一种商品的最大市场。但一个重要的事实是，中国消费的产品的平均价格和尖端水平都赶不上富裕国家。令世界赶到震撼的是中国的经济规模，而不是创新能力。
中国的持续崛起是必然的、不受任何限制的吗？当然不是。很多人认为中国及其国内市场的规模会自然而然地为中国的成功提供保障，但中国的规模也使得中央政府难以落实有效的工业政策和减少浪费。中国还没有创造出一个真正世界一流的企业，历史也表明，就培育世界级企业而言，一个国家的规模大并不会带来什么优势。世界上很多最成功的企业都是在欧洲的小城市成长起来的，而那些规模较大的国家，比如巴西、印度、印度尼西亚和俄罗斯，在经济上都比较失败（美国除外），这是因为政府决策的质量决定了一个国家的前景。中国也不例外。
在这方面，最近中国政治的一些动向并不是多么令人欢欣鼓舞。中国的人才选拔过程对家庭背景的依赖性越来越大，品德与才能则相对受到了轻视，长此以往容易弱化社会流动性，中国的政治精英们也日益注重自身利益，而不愿从国家整体利益和长远利益出发做出艰难的经济决策。朱镕基曾经在20世纪90年代末和21世纪初进行了大刀阔斧的政策变革，但很难想象今天的中国会再次出现这类人物。不幸的是，当一个国家变得越来越富有的时候，领导者同样需要做出艰难的经济决策。20世纪80年代的日本就说明，当一个国家认为自己发现了创造财富的秘诀而无须继续做出政策调整时，那么这个国家就会变弱。
即便中国在今后10年间避免了金融危机，人口变化趋势也会制约该国经济发展潜力。中国的人口红利已经开始削弱，最有利于经济发展时期的人口结构，就是劳动力资源丰富，而退休人员非常少。目前，中国的这个时期已经过去。劳动人口的平均年龄正在变老，而且今后几年内新生劳动力数量会缓慢减少，退休人员会越来越多。中国工人的议价能力正在提升。这种情况是合理的，而且来得太迟了。企业生产能力不断提高与工人工资水平低位徘徊这两种现象之间的差距也会随之缩小。（这种差距正是之前中国发展模式的一个重要特征。）中国再也不能通过逐年增加劳动力数量和投资规模来促进经济增长了，必须根据不同的人口形势调整经济政策。对比一下中国与日本、韩国的情况，就会发现一个值得注意的现象时，中国出现人口增长停滞和人口老龄化的时候，其人均国内生产总值水平还比较低，低于另外两个经济体，这就意味着它的长期经济前景将会更具挑战性。到2030年，将会有3亿退休者依靠养老金生活，这些人只会消耗储蓄，不会创造储蓄，而人口数量也将在15亿人的峰值不断下降。
除了人口变化趋势很好预测之外，还有一点也很好预测，即中国的体制改革进度非常缓慢，将创造更多的社会摩擦，并最终导致中国付出重大的经济代价。30年来，中国共产党一直宣称自己致力于逐步打造民主的未来，而农村民主选举就是在这方面的初步探索，但实际上在这方面做的工作非常少，而且在过去的10年里做得越来越少。20世纪90年代末和21世纪初，中国在完善法律制度方面取得了一些进展，但近年来在这方面的进展有所放缓。一些不同的意见和批评的声音往往得不到应有的重视。自1978年以来，中国逐步认识到了竞争在经济发展进程中的重要性，然而，尽管中国已经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对更加完善的体制架构提出了要求，但中国不了解或不愿意考虑在社会和政治层面的竞争。
中国不仅要提高技术能力，还需要完善体制架构。只有这两者结合在一起，才能使中国成为世界领先的国家，并真正增强中国人的民族自豪感。到目前为止，体制的低效还没有严重地拖累中国的经济增长，但它最终会的。中国政府试图通过国内安全机构对民众的生活进行盯梢式管理（micro-manage），而且在这方面的经费已经超过了国防经费。68按照目前的发展轨迹，中国将成为一个中等收入国家，但体制也将严重滞后。如果继续沿着目前的发展轨道往前走，中国将成为一个体制滞后的中等收入国家。在经济层面上，世界上的主流国家不应该担心中国会对自己构成威胁，但在政治层面上，前景或许有些值得忧虑的地方。我们希望与19世纪的德国或两次世界大战之间的日本相比，中国更加具有超越民族与地域的国际情怀，中国军队在更大程度上受到公民的控制，这样中国这个大国在崛起过程中才能不那么具有威胁性。在未来的几年里，世界上的发达国家仍然需要继续同一个更加强势的中国保持接触，用他们的政治原则和人道主义原则去影响中国。当然，如果我们能更加诚实地认识到经济发展的内在本质和驱动因素，这个过程就会容易得多。
本文摘自《中国和新兴经济体的未来》
20世纪80年代和90年代，西方国家的许多人开始相信，东亚经济将会迸发奇迹。日本会主导世界经济，中国也将紧随日本。亚洲国家开始被冠以“虎龙”之名，不仅这些亚洲国家被视为国家经济发展的神话，同时整个东亚也被视为一个文化和经济共通的统一体，且这个统一体的上升势头不可阻挡。
作为在东亚地区做过20年报道的资深记者，作者斯塔威尔深入研究日本、韩国、印度尼西亚、马来西亚、泰国、菲律宾、越南、中国大陆和台湾地区这些国家或地区的经济情况。他以深入浅出的文字，展示了发生在亚洲这片土地上的真实情况，揭穿了西方世界对东亚的迷思和误解，同时他解释了一个问题：为什么一些国家的经济实力能够在短时间内极速爆发，而令一些国家则渐失活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