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制度经济学”（neoinstitutional economics）一词是威廉姆森（O. Williamson）上世纪八十年代中期提出的。今天﹐中国的朋友喜欢称我为新制度经济学的创始人之一。不一定错。一九九五年巴泽尔在他的论文结集的序言中写道﹕“我今天认为﹐一九六九年史提芬来到西雅图时﹐他已经是经济学行内的产权及交易费用的第一把手了。”是一夫之见。六十年代兴起的新制度经济学就是产权及交易费用的学问﹐而巴兄后来也是这范畴的一个重要人物。
今天回顾﹐六十年代时﹐从事产权及交易费用研究的主要是四个人﹕阿尔钦﹑科斯﹑德姆塞茨和我。在此之前﹐在类同范畴作出重要贡献的有奈特（一九二四）﹑科斯（一九三七）﹑哈耶克（一九四五）﹑戴维德（五十年代口述）﹑H. S. Gordon（戈登﹐一九五四）等人。他们的作品虽然重要﹐但过于零散﹐没有凝聚力﹐带不起一个思想范畴（paradigm）的发展。六十年代初期﹐有关交易费用的三篇文章差不多同时出现﹕科斯写社会成本问题（一九六○﹐其实面世是一九六一）﹔施蒂格勒写讯息费用（一九六一）;阿罗写发明的收钱困难（一九六二）。这三位皆大师人物﹐但我不能把后二者算进去﹐因为他们没有分析产权﹐没有进入制度的范畴内。
“旧”与“新”的分别
有“新”不可以没有“旧”。旧制度经济学是关于什么呢﹖有两部分。其一是“制度比较”（comparative economic systems）﹐主要是问资本主义﹑共产主义﹑社会主义等什么好什么不好﹐概念模糊﹐内容空洞。那些是“二战”后的“冷战”学问﹐是政府有形之手与市场无形之手之争。与此同时﹐经济发展学的胡说八道盛极一时。弗里德曼一九五七年出版的《消费函数理论》是一颗亮星掠空而过﹐让大家看清楚一个好去处﹕经济学可以解释现象。科学方法的大辩论在经济学从那时开始﹐持续了约二十年。
旧制度经济学的第二部分﹐是经济历史。我很喜爱这部分﹐因为其中的表表者考查史实严谨详尽﹐而历史究竟发生了些什么事一般是有趣的话题。经济历史搞得深入的都是有学问的人﹐吸引着我。很不幸,当时的经济历史专家一般对新古典经济学的边际分析欠缺充分的掌握﹐对假说验证的法门赶不上潮流﹐因而被操作方程式的小看了。
是在这样的环境中﹐新制度经济学像一只凤凰从火灰中飞起﹐其出现是为了解释现象﹐是为了验证假说﹐历史与事实的考查受到重视﹐从事者对边际分析有充分的掌握。要点是引进产权及交易费用这两项不容易处理的局限。这是六十年代与七十年代初期的发展﹐跟着的我失望。
合约结构的思维源自捆绑销售
我是一九六一年进入洛杉矶加大研究院的。六二年开始细读科斯的《社会成本问题》﹐读了三年。六七年的秋天我才有机会认识科斯﹐那是我写好《佃农理论》之后了。起码有三本书介绍科斯定律之后以我的佃农理论作为应用该定律的示范﹐可见科斯对我的影响隐瞒不了。科斯对新制度经济学的贡献下章才说。其实戴维德的捆绑销售口述传统对我的佃农理论的影响可能更大。这是因为捆绑销售显然是一种有结构性的合约——只有一个价而没有其他条款的交易合约没有结构。佃农分成的合约没有一个明显的价﹐所以我逼着要从有结构性的合约那方面想。佃农理论动笔时对我影响最大的是赫舒拉发与阿尔钦。我重复地听他们的课听了三年﹐而佃农理论是在他俩指导下写成的。
德姆塞茨的贡献
六十年代初期德姆塞茨也在洛杉矶加大。一九六二年我是他的改卷员。此君善忘﹐后来竟然完全记不起我替他改过卷﹗在加大时他的著作不怎么样﹐但六三年转到芝大﹐受到施蒂格勒与科斯的影响﹐一下子变作天才。六四年初阿尔钦偷偷地给我一份说明不可示人的厚文稿﹐德姆塞茨写的（后来分为两篇文章发表）﹐对我影响很大。德兄是难得一见的文笔表达得清晰绝伦的人。受到科斯的影响﹐他把交易费用的考虑带到阐释帕累托至善点那边去。得到启发﹐我后来把问题推到尽﹐得到的结论是如果所有局限条件都放进分析﹐帕累托条件或至善点一定得到满足﹐无效率或浪费的出现﹐是因为某些局限没有放进分析﹐而解释行为所需要指定的局限不一定满足帕累托。换言之﹐可以验证的假说需要引进的局限﹐不需要满足帕累托﹐而无效率的出现永远是源于有不需要指定的局限被漠视了。这教我后来分析问题时必用如下法门:凡是足以解释行为但没有满足帕累托的假说﹐我必定停下来考虑是哪些局限条件我没有放进去﹐衡量这些被排除的局限与要解释的现象是否没有关系的。 阿尔钦的口述传统
转谈阿尔钦的贡献吧。两年前某媒体问谁对我的影响最大﹐是弗里德曼还是科斯﹖我回答说都不是,是阿尔钦。我历来认为﹐上世纪六十年代的阿尔钦是世界上最优秀的经济学者。不止我一个人这样看﹐但我有我的理由。
阿尔钦当年算不上是名满天下（今天是）﹐有两个原因。其一是他的作品是多方面的﹐但过于分散,没有主题。其二是他的伟大思想主要是授课时的自言自语﹐以及跟他研讨时听者得到的启发。为什么会是这样我不懂。他有些了不起的思想写进大学一年级的课本去﹐没有像在正规的学报发表那样有系统地发挥。例如今天在中国好些同学欣赏的一句话——价格决定什么远比价格是怎样决定的重要——我只是从阿师的口述听到﹐发展开来是非常重要的思想。主要是由我发展的﹕我推到租值消散及减少租值消散那边去。阿尔钦历来高兴我拿着他的口述用文字发挥——我当然不会忘记说来源是他的。
一个例子可让同学们知道阿尔钦思想的惊人深度。在课堂上教需求定律﹐他不画曲线﹐不用方程式﹐不教弹性系数﹐不教消费者盈余﹐不谈等优曲线﹐不管收入效应或替代效应。只谈一条向右下倾斜的曲线的含意﹐他可以自言自语地讲五个星期﹗天下没有谁可以做到。我重复地听了他的课﹐次次不同,加上凭自己的一小点本领﹐作修改﹐加补充﹐推出无限变化﹐就成为我今天教同学的洋洋大观的需求定律了。
我认为阿师在新制度经济学的贡献﹐可不是他七十年代跟他人合着的两篇大名文章﹐而是他口述的关于产权与竞争的传统。这传统在《科学说需求》第三章我写过﹐本章第五节会再深入地发挥。今天阿尔钦被称为产权经济学之父﹐主要是他的学生传开来的。
本文摘自《制度的选择》
《制度的选择》是张五常教授《经济解释》四卷本的收官之作，从新制度经济学的起源、科斯定律、合约的一般理论、产权制度的演变、收入分配和国家制度的关系、经济调控和货币制度等角度阐释经济学中的深刻观点。
早在上世纪六十年代，张五常教授就开始思考合约与制度的问题，《佃农理论》中他将佃农看成合约，尝试从市场合约入手分析制度选择。接着，八十年代，他开始探索国家制度与合约的关系，将合约上升到经济制度、政治制度等更高的层次进行论证，得出了广为传世的经济学理论，并为新制度经济学的发展做出了卓越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