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跃进，是郭泰的大学校友。
这个名字肯定来源于中国的“大跃进”，但为何父母要因此命名，详情不得而知，因为跃进说他的父母从未给他讲过缘由，他问也不肯讲。但同学们都认为，之所以给孩子如此命名，想必是他的父母对那场激情四溢的空想社会主义运动有着特殊的记忆。对喜欢扎堆儿的国人而言，那个“用青春的金线和幸福的璎珞编织起来”的火红的年代总有某种“过年”式的亢奋。
事实上，一次次大跃进，似乎是近代中国崛起路上的宿命式冲动。它高举着“打倒孔家店”、“人定胜天”、“文化大革命”的旗帜，总意气风发打破中庸传统，总过犹不及最后拨乱反正……
无论如何，和那些“宋建国”、“孙国庆”、“李四清”、“党文革”们一样，赵跃进的名儿就这么定了。从认识起就这样。只是从那时相识算起，郭泰和跃进的交情的的确确已有20年了。人的一生可没几个20年，更何况他哥俩要好了20年。
难能可贵啊，以至于后来变得有些迷信的赵跃进总戏言他们的相识是天命，是上天赐予他们的福分。他常说，“桃园三结义”式的兄弟情是撞大运的结果，大多数朋友都是聚了，散了，淡了，忘了，就像许多人爱了，热了，凉了，恨了……
总之，人际关系的不确定性才是人之所以会体验到悲欢离合的根本。
据说，古时候有个算命先生曾给三个生员测算考试结果，断曰：“桃园三结义，孤独一枝！”可到底如何“孤独一枝”—是“孤独”掉一枝，两人考中，还是“孤独一枝”考中，剩下两枝落榜，抑或是“桃园三结义”作为“一枝”全都被“孤独掉”等，却不肯详说。因为那是随机的，而算命的结果也可以随便解，根由就在于人生也可以随机演绎。
《易经•系辞传》曰：“阴阳不测谓之神。”正因为外部不确定性太多，而多数人借由内省而修就的确定性又太少，所以算命先生—中国传统的心理医生，便有“神”可测，顺便也就有吃有喝甚而被捧为大仙、大师了。
以郭泰和跃进为例，他俩来自不同的省份，命运的曲线本来相隔千里，但那一年，他们都坐着火车来到了京都，上了同一所工科大学，后来又入了同一个学生社团。如此，他们的命运曲线便纠缠在了一起。而且，更神奇的是，从此几乎没断过。
但，纠缠，多数时候都不是好事。就像股市预测，你可以写出“缠论”，但你未必能测准股市，也未必能因此发财。
首先，纠缠不符合“简单性原则”，所以给人带来的大多是无尽的烦恼。只是，就像堕入爱河的人总爱在床上或者任何可纠缠的地方纠缠不休一样，纠缠有时候却是欲死欲活、亲密无间的象征。而且，不论结果是大慰平生还是冤家路窄，纠缠在一起的人才真正在影响对方的命运轨迹，仿如放在一个大盆里的一窝螃蟹，能爬出去的虽是少数，但彼此的影响却可以足够的大。
郭泰和跃进命运的纠缠便是如此。只不过在郭泰眼里，这种纠缠很长时间里令他欣慰。他甚至以为，这是他的母校为他办的为数不多的“好事”之一。
那时，郭泰被录取学习的是机械工程专业，而这专业并非他的第一志愿。更让人无法忍受的是，后来这个专业变成了他最烦的专业，以至多年之后，他对他的母校都因此缺乏好感。因为入学听了一段专业课后，郭泰便已经发现自己一点都不喜欢所学专业，而年轻人特有的逆反心理以及他随着年龄增长的个性，使得他随后便反复申请转系。
记忆中，系里老师也曾替他争取过转系。但最终，他的要求还是如泥牛入海，不了了之。
那是一个选择权匮乏的年代。安分的，快乐；不安分的，落寞。
后来郭泰才想到，当时他能提出转系申请，并得到一些老师的支持，也是“改革的成果”。在此之前，习惯于被“组织”安排命运的大学生们甚至都不会有转系的念头—任劳任怨的螺丝钉便是光荣的宿命。
一般而言，个人对自己命运安之若素的态度取决于对所在“组织”长期形成的绝对信任，但郭泰赶上的年代似乎正在打破那层绝对信任的坚冰。“我就是我”是那时小年轻们最流行的口号，个性的萌芽也在“组织”的土壤中不屈地成长，但越是曾经成功的“组织”，其土质层便往往越厚，于是“个性之花”伸展出头便越需要时间……
转系未果是最后的结局，实际也是早已注定的结局。
那段日子里，郭泰沮丧异常，人生头一次，他感到了无助！他写了首诗，起名叫《我这样的男人》，自负地诉说了自己当时心境的苍凉：
常说要沿一条路独闯
我心肃然
但走过的人生之旅
却只证明我惯于扯谎。
总艳羡伟人与好汉
我心沸然
可多少次狂笑
却并非成就了理想。
漫步在圣哲走过的街巷
我心黯然
也曾驻足痴痴地凝望
眼前却依然凡俗的奔忙。
在这滚滚红尘中飘荡
我心倦然
真想卸下厚厚的行囊
迷醉于一方的清凉。
清凉中走入一个梦幻
我心释然
那儿有我心仪的姑娘
他携我之手，心意端庄。
想沉醉却仍看得见世人的冷眼
我心奋然
饮尽心头之血
前行，却绝非因为坚强。
徘徊在壮美和卑微之间
我心凄然
好多次欲哭
却生就，不是泪眼。
当时，郭泰为自己的诗所感动，觉得来京都后自己真的变成了北方的独狼，怀才而不遇，孤愤而又无奈！但其实，多年后重读此诗，郭泰却觉得诗中明显有无病呻吟的味道，就像时下流行披散着长发或“黄毛”的艺术才子们动辄陶醉于“异类情调”、动辄大谈校园里那些“无聊的日子”一样。
很快，原本便喜欢文史哲的郭泰便“移情别恋”，参加了学校一个名叫“改革研究会”的社团，并成为那里的活跃分子。又很快，他在那个“研究会”交了三个外系的好友，生活也因此迅速摆脱了“独狼”状态，并忘记了所谓的“冷眼”和“泪眼”。
当然，这三人当时不过是玩得来的密友，但后来的事实还证明，他们也是郭泰生命曲线中最具张力的纠缠者：
一个是湖南张家界人，叫刘旸，数学系的，当地高知家庭出身，善弹钢琴，总留一个中分的发型，戴一副黑框眼镜，反衬着他那白得近乎没有血色但却俊秀的瓜子脸。为此，郭泰总说他长得比女人还嫩，像个“妇男”。
顽皮的坏笑是他的招牌表情，喝酒海量是他作为“妇男”反击郭泰的骄傲。而因为从小练得一手好钢琴，所以在大学时，刘旸还被称为当时学校的“钢琴王子”。
一个是东北黑土地上农民的后代，管理系新生，叫鲍英来，一个身材高大的北方小子。只是，他的脸却是蜡黄的，干净的，如郭泰印象里晚清时某些瘦骨嶙峋的“怪杰”。他长着瘦削的长马脸，嘴唇上方有着淡淡的小胡子，给人刻薄之感。
不过英来说话却好玩得很，随机应变的“脱口秀”功夫更是超乎常人。那时，还没有“脱口秀”这么时髦的词汇，所以“耍嘴皮子”便成了鲍英来的标志性符号，东北出笑星，而英来耍活宝好像在全系也是出了名的。
其实，这是表象，英来家庭虽然是“四人帮”里最穷困的，但他不仅聪明，还是个敢想敢干的主儿。
而另一个便是赵跃进，山东潍坊人，自动化系的，小干部家庭出身，聪明异常。他不戴眼镜，是大学生中少有的2.0的好眼神。他的脸总是红扑扑的，一看就是胆汁质型性格，身体则显得胖墩墩、圆乎乎，透着几分憨厚。
只是，他说话爱带脏口，与人交往有点强迫性，所以爱调侃的同学送了他一个绰号：“赵脏孩儿。”
虽然来自不同地方，但由于情趣相投，爱好相近，他们便成了无话不谈的朋友！那时正值国家改革之初，大伙儿对“四人帮”这样的词汇耳熟能详，也喜欢就此开玩笑，于是，他们哥四个便理所当然地被人戏称为校园“四人帮”。
对此，郭泰当时的想法是：
“四人帮”就“四人帮”吧，我和柱子、石头小时候还拜把子玩“桃园三结义”呢，发扬中华传统美德嘛。对他而言，这“四人帮”实际上是真正的解脱，因为同那些“一本正经”的好学生上专业课，简直就像雷雨天不带伞赶集还得端着架子不能跑。而他们这个小小“四人帮”在一起时，他过得却是阳光灿烂的好日子。
时至今日，每每在同学聚会时，郭泰都免不了要跟人大谈特谈那些“good old days”。
经常，两三瓶啤酒伺候，他们四个便可以弹着吉他，唱着张行的《迟到》、齐秦的《狼》以及记不得谁的《看那前面的俏姑娘》等，一直谈天说地到破晓！可以逃课，可以自学，可以吹牛，可以明着暗着和女生幽会，可以参加各种社团彰显才华，可以拿不靠谱的桃色传闻热闹一晚上，还可以海聊那些与枯燥的工科专业没一点关系的传奇故事……
“狂来轻世界，醉里得真知”！
郭泰有时捧诗夜读，会强烈认同唐代大诗人钱起赠怀素和尚这句诗里描摹的境界，觉得这才是大学生们该有的自由！而这些，中学生们多数时候是只能想象的。只可惜，读大学买醉的钱并不多，他也只有偶尔想象一下“古来圣贤皆寂寞，惟有饮者留其名”的盛唐气象。
此时，刘旸往往喜欢狂吹张家界如诗如画的山水，并说那里的湘西土匪窝如何惊险奇绝，大军剿匪如何神出鬼没，那里的山妹子如何俏丽狐媚、野性十足，逗得郭泰等人心头痒痒的，恨不得立刻从羞涩的兜里变出银子，动身前往！但那个时代，一个月家里最多能给二三十块的经济能力，却让他们暂时只能看着刘旸唾沫横飞的大嘴，做些水乡秀色的春秋大梦。
20世纪80年代，“改革开放”没几年，全国都没多少“万元户”，更甭说大学生了。所以即便“父母不在”，“远游”也还没那么容易。其实，郭泰家境并不算差的，鲍英来的家境最难，但他很要强，甚至要强得有点势利眼，只是他只做不说，要说也都是逗乐话，从不抱怨。他家境好坏同学们也都能看出来：经常会看到他去食堂吃饭时也只买一碗大米饭，然后在米饭里洒点盐啊辣椒粉什么的，便算是一餐饭了！
当然，再穷的家庭在那时上学还是没问题的，“组织”依然承担着一切。所以虽然寒酸，虽然有这样那样的不如意，但四个人生活差距并不大，平等的友情超越了世俗，成了他们记忆深处大学生活中一道最“靓丽”的风景。也只有那时，郭泰才能感受到些京都作为一座古老名都所具有的春的氤氲、秋的清爽。而更多的时候，他对大学的记忆不是慵懒闷热的夏，便是灰蒙蒙、空荡荡、冷飕飕的冬。
“四人帮”所以能聚合，自然是有共同目标的，把他们四人纠结在一起的那根纽带，便是对社会经济问题的共同兴趣。但实际上四人的偏好却也有所不同：
郭泰喜欢历史、哲学以及神秘现象，刘旸常常沉醉于音乐和武侠世界，英来对民俗和地理知识情有独钟，而赵跃进则比较特殊，他很早便对经济、财富似乎有超乎寻常的兴趣。后来的人生选择证明，这一点在潜意识中对郭泰影响很大，但他只是到了后来，有了“南方谈话”后才觉出了个中味道。
记得有一次，跃进不知从哪里揽了个私活，叫刘旸和他一起干，结果刘旸把郭泰他们哥几个都叫上了。他们像做贼似的，在晚自习时间偷偷来到一个实验室，那里的一张桌子上放着一大堆信封和宣传品，而他们的任务便是把宣传品装进信封，然后糊好，5分钱一个。
那个夜里，带着一份憧憬，一点担忧，郭泰一口气糊了1000多个信封，最终赚了50多块。那可是他平生头一回自己赚钱啊，而且一赚就是50块钱。巨款啊，相当于两个月的生活费了，郭泰第一次体会到了“发财”的陶醉感！
其后，郭泰迫不及待地把这个消息写信告诉了父母，而且从此对赵跃进大大地佩服起来！因为在中学时代，他只在被评为全校仅有的五个年度“全优生”时，才被重奖过5块钱。而这5块钱，当时能买50个黄澄澄冒着油光的“黄烧饼”啊！
那是龟灵镇的特产，是郭泰想起来便觉得口干的美食。
当年，据郭泰私下里观察，爸妈为此都骄傲得不得了，一贯节俭的父亲甚至还开心得喝了二两烧酒！而这次跟着跃进糊信封的买卖，竟让郭泰赚了50块！这“成就”让郭泰开心异常，感觉之好简直超过科目不及格后的补考通关！
“真他妈的爽！”郭泰为此甚至跟着跃进喊起了脏话，感到非如此不能表达畅快之情。
据说有人问禅师：“何为友？”禅师示曰：“友分四：一如花，艳时盈杯，萎时丢弃；二如秤，与物重则头低，与物轻则头仰；三如山，可借之登高望远，叠翠成阴；四如地，一粒种百粒收，默默承担。”
那时，郭泰觉得跃进就是山，刘旸就是地，英来是花。而自己则有点像秤。
当然，糊信封只是暂时激发了郭泰的赚钱欲望，让他第一次有了赚钱或者做生意的概念。而毕业前夕，一个叫本杰明•富兰克林的名人自传，一个名叫英格尔斯的人写的《人的现代化》，和一个叫萨缪尔森的人写的两册《经济学》，则让郭泰对社会学、经济学等兴趣倍增。
“都是美国佬，但写的真是好。”郭泰想着，觉得自己还有点狭隘的爱国主义情结。
然而，顾不了那么多了，必须寻求出路的郭泰原本失落甚至麻木了的心绪开始收拢，他决心报考相关学科的硕士生以实现自我奋斗的大梦。而在管理学、经济学和社会学之间，他最终选择了经济学，原因不是萨缪尔森的经济学写得逻辑缜密，而是另一个经济学家加尔布雷斯的著作写得通俗易懂，文采飞扬，让郭泰一度对经济学兴味大增。
总之，目标已定，郭泰顿觉浑身轻松。而大学四载，作为工科生的“四人帮”们唯一的缺陷是，写过情书，有过憧憬，但实在的没收获过爱情！
有时，当他们骑着自行车哼着那时最流行的《夜色阑珊》在校园、在城市街道飞奔的时候，荤话可以说一路，玩笑可以开一堆，可也只是一帮“纯爷们”自己热闹……只有这首韵律欢快的歌在郭泰脑海里存留至今，毕竟，那是一个青春勃发的岁月，荷尔蒙的气息在空气里飘荡，只是匮乏美丽的姑娘：
晚风吹过来，多么的清爽，深圳的夜色，绚丽明亮。快快地飞跑，我的车儿。穿过大街小巷，灯光海洋。闪耀的灯光，伴我心儿在歌唱。问声美丽的姑娘，你的心是否和我一样……
本文摘自《财富苍生》
古老的龟灵镇，奉若神明的大槐树，传说中令人敬畏的毒物槐花蛇，都是常常进入主人公郭泰梦魇的神物。
在财富场上翻滚的四个男人，从同样的梦想出发，却有着不同的结局。有的做了美梦，有的做了噩梦，有的做了黄粱一梦，有的奋力挣扎想要保持清醒。
你猜得到开头，却猜不到结尾……
这是一部股评人写的小说，它是别样的、异质的。虽然它很不“像”小说，倒更像散文、随笔与日记，但这部小说有人物、有情节、有心理、有优美细腻的风景描写。
股评人都具有帮人暴富的天赋，当然，也肯定有帮人一贫如洗的“夜走麦城”的经历。他们充满了传奇。这部股评人写的小说，足以引起读者对作者身份的兴趣，从而进入对股评人生活经历与知识视野的兴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