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要给理性和自利一个定义，该怎么下呢？ 在经济学者的眼里，“理性”指的是，人是能思索、会思索的生物；而“自利”则是指，人总是会设法追求自己的福祉。
能思索和会思索，并不表示不会犯错。我们可以考虑两个时点：t1 和 t2；t1 先出现，然后是 t2。当我站在 t1 这个时间点上，我可能认为最好去看场电影。看完电影回家之后，我已经在t2这个时点上。这时候，我可能会觉得自己做了一件蠢事，不该去看一场奇烂无比的电影。可是，这已经是在不同的时点上，我所拥有的信息已经大不相同。理性，指的就是在作决定的那个时点（t1）上，一个人是具有思索分辨的能力，而不是意味着因为人能思索判断，所以不会做错事和后悔。
至于自利，可能比较没有争议，人总是会设法增进自己的福祉。当然，有一点值得注意的是，自利是指人会追求自己所认定的福祉或自己所设定的目标；在别人的眼里，可能是无稽或可笑、可悲的选择。关于人的自利心，下面的故事是很平实的描述。
情人眼中出西施
几年前有一位我教过的大学生来找我，希望我帮他写封推荐信，他好申请奖学金。我当时忙得很，就要他自己先打个草稿，我再润饰。
几天后他在我信箱里放了一份推荐信的草稿，信里描述这个学生品行兼具，一心向学。课堂上积极参与讨论，常有过人的见解；课余则饱览群籍，常找老师切磋讨论。学业成绩出类拔萃之外，课外（公益）活动也有声有色……
我看了有点儿惊愕。印象里，教书几年来好像没教过这么好、这么完美的学生！
我重新打了一份稿，写道：和所有的年轻人一样，××热情浪漫，有正义感；也和绝大部分的大学生一样，他偶尔也会翘几堂课。但是，比较不一样的是，他一直试着去思索一些社会问题，试着去关怀他自己生长的社会。相信贵会乐意鼓励这样有血有肉、乐观进取的年轻人……
后来他得到了那份奖学金，带了一小包糖果来看我。他略带腼腆地说，那封推荐信的草稿是他爸爸写的。
多年前，有一回妈妈从台中来台北玩，住在家里。我外出回家，她正在讲电话。听她和对方讲有一个一岁多的小孩子又聪明又可爱；要他表演，花样多得很，会真笑、大笑、微笑，还会假笑……她讲完电话，我问她刚才说的是谁家的小孩子，那么有趣。她满心欢喜地说：是“呆呆”啊！我听了差点没把嘴里的豆花喷出来。小犬呆呆哪里是那种孩子！哭闹叫跳，无所不来，把内人和我搞得惶惶终日、心力交瘁；呆呆哪有“那么好”！
事后想想，也难怪老妈爱孙情深。家里五个兄弟姊妹都晚婚，婚后又都忙于各自的工作。两位老人家威胁利诱多年，才在退休前得偿抱孙之乐，当然欢喜异常。小鬼用色笔把墙壁涂得一塌糊涂，说是有艺术细胞；把地板上的东西拣起来往嘴里送，说是有冒险精神；我坐在地上看报纸，他走过来一掌把我的眼镜扯掉，说是动作灵活而且有个性……反正，孙子的一举一动都是他们赞叹夸耀的材料。
其实，人不都是这样吗？拣自己喜欢听的听，挑自己希望看的看，选自己愿意讲的讲。不只老爸老妈如此，学生家长如此，我自己又何尝不是这样？内人怀孕待产时，我走在街上，看到的尽是怀孕大肚子的妇女，心里还觉得奇怪，为什么那么多产妇？孩子生下来之后，走在街上，眼里所见又都是其他的娃娃，好像又看不到半个孕妇了。
下次教经济学谈到“人性自利”的时候，也许我可以把这些例子拿出来讲一讲！
在我教过的课程里，往往要花相当多的时间，才能澄清理性和自利这两个概念。曾经有一位优秀军官，在课堂上很精确地背了很长一段林觉民的《与妻诀别书》。然后，他质疑：林觉民为了救国救民、为了革命献出生命，难道他是“自利”的吗？
我的解释很简单，林觉民刚新婚不久，娇妻才怀孕；他愿意放下家小爱妻，追求一个他所愿意为之生为之死的目标，他不只是自利，他甚至是很“自私”——为了自己所执著的目标，竟然置家小于不顾！所以，虽然每个人可能追求不同的目标，但人都是选择去做自己愿意做的事。即使有人拿着枪指着你的头说：“要钱还是要命？”你还是可以做某种选择，虽然是不愉快、不情愿的抉择。
我可以补充一下：那位优秀军官，原先对经济学极端排斥，经过一个学期的脑力激荡，后来不只接受经济学，而且深得其中真谛（要不然不会是“优秀军官”），变成经济学的卫道者和传教士。
关于人为了自利而具有的高度理性，下面的故事作了生动的刻画。
洪氏法则
因为“历史”发生时，亲身参与或目睹的人往往不自觉（掉在牛顿头上的那颗苹果在哪里？），所以后人记下的历史和真正发生的事经常有段距离，史实反而湮没不彰。因此，斯蒂格勒（G.Stigler）对经济学的重大贡献，是除了得到诺贝尔奖，还为“科斯定理”（Coase Theorem）正名。现在，科斯定理已经是经济学里最著名的定理，斯蒂格勒当然功不可没。同样的，这是一篇关于经济（思想）史的文章，希望也能有正本清源、确认史实的作用。
因为有关史实，所以人、事、时、地、物都明确可查：1998年11月19日下午6点多，我和几位朋友在台北市安和路的“五颗星”啤酒屋小聚。除了几位经济学者，还有《经济日报》的总编辑颜光佑。光佑的事迹虽然和洪氏法则没有直接的关系，不过也值得小记一笔。光佑身高不过1米6，体型不特别魁梧，但是在大学时代，光佑是台大足球校队里唯一的本地生，其余全都是侨生。而且，光佑大学读的是政治系，却能经过多年历练，当上经济专业性报纸的总编辑。由这两件事，足以反映出光佑（同事昵称“老大”）的特殊。
酒过三巡之后，光佑说：“虽然现在是休假，不过机会难得，还是要做一下新闻采访。我想请问在座各位，对于今上‘戒急用忍’（‘戒急用忍’一语出自清朝康熙皇帝赐给雍正的话，意思是让他处事不要着急要沉稳，凡事多忍让。自1997年底被李登辉用作对大陆的政策，意在阻碍两岸经贸、文化、学术、宗教、体育等领域的往来关系）的政策，你赞不赞成？”
我说：“只要不登我的名字，我不赞成。”
又问了两位经济学者，也表示反对。
最后一位是管理学院的洪教授，光佑把头转向他：“你赞不赞成‘戒急用忍’？”洪教授面不红、气不喘、慢条斯理地冒出一句：“我没有意见，因为你没有付我钱！”
大家愣了一下，然后笑成一团。都说经济学家和管理学院老师的差别，就是管理学院算得更精。不过，事后再想起洪教授的名言，我觉得在嬉笑之外，还寓有深意。
在我们每一个人的生活里，除了买东西的时候牵涉到金钱，绝大部分的行为都和钱没有关系。所以，在脑海里浮现的，通常不是赚了多少钱或赔了多少钱。大部分的时候，我们的行为是自然反应：看到长辈，点头问好；看到红灯，停止不前。或者，在自然反应之外，脑海里会有“理当如此”的念头：同事结婚，送礼祝贺；朋友请托，情理兼顾。
因此，在所有的这些行为里，“个人利益”这个念头似乎从来没有出现过。可是，稍微深究一下，就可以发现并不是这么一回事。看到长辈或红灯会自然反应，是因为自己在脑海里已经设下一些行为规则；根据这些规则行事，可以更有效地因应环境。所以，个人的利益是以一种隐晦的方式出现，而且就在于遵守规则、应付裕如。
在结婚请托的例子里，也许心里经过一番斟酌，最后才决定“从俗”；可是，“从俗”正表示不愿意和其他人唱反调，以免带来批评和责难。因此，消极地看，从俗可以避免自己处于不利的情境；积极地看，从俗可以得到从俗带来的好处——维持友好的关系、得到别人的肯定等等。无论消极和积极，都是不折不扣的“洪氏法则”——只会做、而且只愿意做对自己有利的事。
因此，表面上看，一般人的行为是受道德伦常、风俗习惯所节制；可是，在表象之下，事实上却是受“洪氏法则”的统御。人会以各种直接或间接、明白或隐晦的方式，去追求自己的福祉。洪氏法则，只不过是一针见血地指出所有行为背后的逻辑而已！
为求史实正确，谨记下当时在场的人士：颜光佑、礼正投顾董事长毛邦杰、台大经济系教授钟经樊、管中闵和我。
洪氏，是台湾地区台湾大学管理学院国际企业系教授洪□□——因为他没有付我钱，所以我不愿意透露他的大名、帮他打知名度！
对于人的理性和自利还有怀疑的人，不妨自问（或问别人）：如果自己是民意代表，会支持甲案以造福自己选区十万个选民，还是会支持乙案以造福别的选区二十万个选民？
本文摘自《生活中的经济学原理》
熊秉元通过日常生活中的大小事，告诉我们社会中的一切现象，都可以用经济学的原理去解释。即便是那些在我们看来与经济毫无关系的事情，如家庭伦常关系、诚实的品质、司法的“公正”等。
本书通过16个章节，60个小故事，从人的特质到社会价值的演变，以经济学的视角，使一切事物的因果关系愈加清晰。作者用一只诙谐的笔，将复杂枯燥的经济学原理融入生活。使我们不需要太多的经济学知识，就能发觉生活中无处不在的经济现象，同时塑造我们的经济学思维方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