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所讲的“不平等产生情感”，是在人际互动中自觉把彼至于我之上，侧重于彼，倾斜于彼，形成我低而彼高的态势，情感如此产生于彼心中。如果说经济交换必须是“等价”的，那么情感交换则是“不等价”的。所以我们才说“不平等产生情感”。
在社会生活中，我们中国人总是不自觉地按照这条规律来处理人际关系，以增加彼此的情感联系，悠久漫长的历史为我们反复展示了各种例证。
1．攻心
成都武侯祠有对联“能攻心则反侧自消自古知兵非好战；不审势即宽严皆误后来治蜀要深思”。该联非常有名，是清人赵藩以诸葛亮治蜀为例来讽喻当时的四川总督岑春煊。对联的背景与其中的寓意我们不多讲，这里想借“攻心”来说“情”。
中国历史上的许多带兵打仗的人都深谙此道。吴起当将军，为受伤的士兵亲吮脓包。西汉的窦婴，拜为大将军，受赐千金，他全放到走廊下，但凡军吏经过，令他们随便取用，金没有进自家里的。我们肯定会说，这是“收买人心”。确实，是收买。但收买不是个贬义词，应为中性的。买卖是交易，只不过其性质是情感交换。
让我们再把话题转回到诸葛亮“攻心”的事上。“攻心”的对象众说纷纭，难成定论。有人认为是以孟获为首的少数民族，有人认为是蜀汉内部长久积压下来的各派矛盾。 “攻心”其实是个情感问题，如何让有问题的人服气，自消反侧之心，而有拥戴和忠诚意识。当然，此类情感问题，绝非施点小小恩惠这么简单，关系到政策的调整、妥协、让步，让有异心者切实感受和认同作为政权的主导者调和彼此关系的诚意，并把接受以及回应诚意作为特定形势下的最佳选择等等；然而，把争取的焦点定位在情感上，建立互信、互重的关系，还是可行的。
再看一个例子。一个十五岁就加入国民党军队而后归入共产党军队的老兵，讲述了他内心的转变历程：“在国民党中时，说解放军要杀人，心里有些怕，但是一解放过来，吃又吃得好，天天吃火腿，同志对我很好，又发衣服，发两双鞋，比老同志还多些，我就感觉优待俘虏就是不错。”
身为俘虏，所发的鞋居然比共产党自己的老兵还多，这种“厚”彼而“薄”此的“不平等”做法，自然让他内心受到强烈震动而对共产党生出情感来，由此便有了信任感和归属感。对待投降过来的和自己的老兵，一视同仁，是公平；而待遇稍向降兵有所倾斜，“不平等”了，情感便产生出来。
所以，通常人们所说的“攻心”，就是“攻情”，通过某种程度上“不平等”的方式来表示己方的诚意，并换回对方同样的情感。就像在酒桌上，通常做法是自己“先干为敬”，而让对方“随意”；对方见状，自须“回敬”，很少真的“随意”，这也是情感交换典型的一幕。
2．让利
什么是让利呢？让利，是把本属于我的正当利益让渡给人。让利，当然有多种原因了。如，以让小利来赢得更大的、更多的利益，这是精明的计算。还有一种，则是基于纯粹情感的立场。我们要详细说说。
唐代的柳宗元曾为一个叫宋清的长安药材商人写过传记。传中提到，宋清在长安药市经营四十多年，他的药材质量好，长安的医生得到他的药材，药效颇佳。最奇特的是，有的人来宋清处求药没带现钱，宋清不假以颜色，打个白条，照样给药。到年终该结账时，宋清估摸有人还不出钱，自个儿就把借条烧了，也不多说话。这样的事做多后，有人笑他是白痴，有人赞他是有道高人。宋清一概不承认，只说他是个赚钱养家的小商人。那么，宋清不按商人规则办事，专做些让自己吃亏的事，是否就败光了生意呢？柳宗元交代，受宋清恩惠的人不知凡几，其中有的飞黄腾达，特别感激，回赠宋清以厚礼，虽然有很多死账无法收回，但宋清还是获利不少，成为富商。
柳宗元这个人，青年时代春风得意过一阵子，政治上失败后贬谪地方，失意连连，对人情冷暖体会很深。他写宋清传，无疑有批评趋炎附势的世风的用意在内，特别表彰像宋清这样热情好义、不肯拒人千里的人。不过，这并不在我们讨论的范围，我所感兴趣的是，柳宗元正好为我们留下一个唐代成功的有情义的商人的范例。
做生意能做到公平交易、童叟无欺，已经相当不错了。不过这么做，有时候缺少点人情味儿，因为它以人我两利为预先设定的原则而排除了人情干扰。宋清恰恰注重到人情往来，所以面对无钱买药、只能赊账的客户，宁冒风险也不拒绝。当然，这个风险不小，数十年来积累的欠条不知多少，而他宽厚的名声也由此传扬开去，积累下信誉，也赢得时人的敬重，更为他最终收获丰厚的回报。吃亏的人，好像最后通盘算下来也没怎么吃亏。
照我看来，像宋清这样的生意人，不一定对儒家思想有系统的掌握和虔敬的信仰，但他做生意的法子是很符合儒家思想精神的。宋清没把自己看成纯粹的生意人，或者说除了商人这个身份，他始终为自己保留了“人”的底色。做生意讲究公平交易，做人则注重情感、关怀他人。拿白条买药，对宋清来说是不公平的；如此反复，情感也就确然发生。情感的积淀是信誉以及更大范围的机会，而后者对经商极为有利。
中国历史上一直都存在着这样的商人：他们追求利益，但不绝对追求利益。由于始终对人存有温情，人并没有抽象成一个空洞的价值符号，导致他们在经营中自我克制追求利益最大化的冲动。如果引用马克思的概念，那么在传统中国社会中，虽然有商品交易的行为，但并未产生出“商品拜物教”来。
我们的文化不否认赚钱的正当性，但否认赚钱的第一性，否认把赚钱放在压倒一切的位置上，尤其是与人应有的情感发生冲突的时候。
3．情感交换与经济交换的矛盾
是否存在着利益与情感之间的互换呢？经验告诉我们似乎确有此类情形。如《红楼梦》写刘姥姥二进荣国府，随身带了些枣子、倭瓜、野菜之类的土特产作为进献之礼，聊表心意。名义上是走亲戚、联络情感，实际上是来打秋风。贾府众人当然懂，热情招待不说，刘姥姥临走前更给足了钱物。在刘姥姥一方，是以“情”换“物”；在贾府一方，是以“物”换“情”——刘姥姥必觉得贾府虽阔，可不冷遇穷“亲戚”，说明念旧、重情义，于是乎更有情感上的倾向。
这个事例表明，许多社会交换行为并不那么纯粹、单一，往往同时掺杂着利益与情感的成分，尤其是在熟人、亲朋之间。这就有矛盾产生了，因为难以对交换的实质定性。
社会学家费孝通先生在《乡土中国》中举过一个例子，非常有趣，可见情感交换与经济交换的矛盾时人们的取舍：“在亲密的血缘社会中商业是不能存在的。这并不是说这种社会不发生交易，而是说他们的交易是以人情来维持的，是相互馈赠的方式。实质上馈赠和贸易都要是有无相通，只在清算方式上有差别。……普通的情形是在血缘关系之外去建立商业基础。在我们乡土社会中，有专门作贸易活动的街集。街集时常不在村子里，而在一片空场上，各地的人到这特定的地方，各以‘无情’的身份出现。在这里大家把原来的关系暂时搁开，一切交易都得当场算清。我常看见隔壁邻舍大家老远的走上十多里在街集上交换清楚之后，又老远的背回来。他们何必到街集上去跑这一趟呢，在门前不是就可以交换的么？这一趟是有作用的，因为在门前是邻舍，到了街集上才是“陌生”人。当场算清是陌生人间的行为，不能牵涉其他社会关系的。”
邻居宁愿大老远的到集市上去买卖而不必把生意放在门口，显然要回避抬头不见低头见的熟人。熟人买东西，一般人抹不下脸要价。在维护情感的大前提下，交易很难出于“公平”的原则。一定程度的不平等，是为了协调和保护彼此关系，使之长久而稳固。正是人都知道何为公平，都知道底线在何处，才有意暂时“破坏”交换的公平性，以此来增加情感。否则，情感又怎么表现出来呢。
因为不想情感关系影响到正常获利，所以有的乡民就费劲跑到集市上去做买卖。显然，之所以如此为之，是要在陌生的环境中搁置情感，把交易纯粹化，纯粹经济化，剔除情感的成分。乡民们采用了双重原则：对熟人，讲情感，肯让利；对生人，则完全是去情的公平交易。对熟人讲公平、讲平等，有伤感情。
一个人付出了情感而未得到期待的回应，他绝不至于抱怨“不公平”，只能认定对方“不懂事”，或者检讨自己用情是否足够真诚。如果他立足于情感交换，而有不公平感产生，无形中把情感交换变格成了经济交换——如一对情侣分手，索要分手费、青春损失费等。
这个时候，强烈的不公平感便化作了不堪忍受的情绪。
本文摘自《情商中国》
“做实际工作，情商很重要”。“情商”虽是外来概念，但中国传统自古就十分重视。在本书中，作者沿文化脉络，结合个人阅历和管理经验，对情商做出全新的阐释：融“情商”于商业运作之中，提醒人们必须保持情感和利益的平衡，成全利益和情义。
作者揭示了情商的两条运作规则——不平等产生情感和不公平产生情绪。这两条规则渗入人的意识，支配人的心态和行为，在社会生活各领域中均可见其作用的轨迹。
这本书兼有“大文化”和“泛管理”特点，追古抚今，包罗宏富，必能给不同层次的读者以不同的启发和共鸣，从而更好的依照情商的逻辑来解决实际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