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关于世界不平等的理论

　　我们生活在一个不平等的世界。国家间的差别跟两个诺加利斯间的差别差不多，只不过范围更大一些。在富国，人们更加健康、更长寿，受到更好的教育。他们在日常生活中也能够获得更多的福利设施，并且拥有更多的选择，40比如从休假期到职业规划等，而这些都是穷国的人们梦寐以求却难以得到的。富国的人们可以在没有坑洼的道路上驾车，可以在家里使用卫生间、电器和自来水。同样重要的是，他们的政府不会随意拘捕或骚扰他们；相反，政府提供公共服务，包括教育、卫生保健、道路和法律秩序等。同样值得注意的是，人们在选举中有投票权，在国家所采取的政治方向上有话语权。

　　世界不平等的巨大差距对每个人都很明显，甚至对那些穷国的人也如此，尽管他们没有接触到电视或互联网。就是对这些差距的认识和现实驱使人们非法穿越格兰德河或者地中海，以便有可能享受富国生活水平和机遇。这种不平等不仅仅对穷国每个人的个体生活具有影响，它还引起了怨恨与不满，在美国和其他地方产生了重大的政治后果。我们这本书的核心，就是要认识到这些差距为什么存在以及它们由什么引起。建立这种认识本身不是最终的目标；对于如何改进仍旧生活在贫困中的数十亿人的生活，这么做是获得相应的新想法的第一步。

　　诺加利斯栅栏两边的差距仅仅是冰山一角。这里跟墨西哥北部其他地区一样，都从与美国的贸易中得益，尽管不是所有的贸易都合法，诺加利斯的居民比墨西哥其他地区的人要富裕，户均年收入大约5000美元。索诺拉州诺加利斯的相对富裕源于集中在产业园的组装工厂，其中最早的一家工厂是由来自加利福尼亚的篮子生产商理查德·坎贝尔（Richard Campbell，Jr.）创办的。最早的承接商是Coin?Art，这是理查德·铂斯（Richard Bosse）所有的一家乐器公司，铂斯还是亚利桑那州诺加利斯生产长笛和萨克斯的Artley的所有人。Artley之后又有了梅莫雷克斯（Memorex，生产计算机配线）、艾文特（Avent，加工医院服装）、格兰特（Grant，生产太阳镜）、张伯伦\[Chamberlain，为西斯（Sears）公司生产车库门开关\]和新秀丽（Samsonite，生产箱包）。重要的是，所有这些公司的总部都位于美国，老板也是美国人，使用美国的资本和技术。相比于墨西哥其他地区，索诺拉州诺加利斯更显繁荣，但其根源是来自外部。

　　跟美国与全球许多国家之间的差距相比，美国和墨西哥的差距要小。美国普通公众的富裕程度是墨西哥普通公众的7倍；是秘鲁和中美洲国家居民的十多倍，是撒哈拉以南非洲普通居民的大约20倍，是马里、埃塞俄比亚、塞拉利昂这些最穷非洲国家的几乎40倍。并且，世界上不仅仅是美国一个富国，还有其他富国，这些富国的数量虽少，但在不断增加，大部分在欧洲和北美洲，外加澳大利亚、日本、新西兰、新加坡、韩国，这里的居民过着与世界上其他国家居民完全不同的生活。

　　亚利桑那州诺加利斯比索诺拉州诺加利斯富得多的原因非常简单：这是因为国境线两边采取的是完全不同的制度，这给亚利桑那州诺加利斯和索诺拉州诺加利斯的居民创造了完全不同的激励。美国现在远比墨西哥或者秘鲁富得多，是由于其制度——无论是经济制度还是政治制度——所形成的产业、个人或政治家们的激励方式。每个社会都是由国家和公民共同形成和实施的一系列经济和政治制度推动的。经济制度形成经济激励：受教育的激励、储蓄和投资的激励、创新并采用新技术的激励，等等。政治过程决定了人们生活在什么样的经济制度下，政治制度决定了这个过程如何运行。例如，一个国家的政治制度决定了公民限制和影响政治家如何行事的能力。这又决定了政治家是不是公民的代理人，尽管这种做法并不完美，或者政治家能够滥用委托给他们或者由他们篡夺的权力来积累他们自己的财富，并从事可能对公民有害的事务。政治制度包括但不限于成文的宪法，也不限于社会是否是民主社会。他们包括国家管理和治理社会的权力与能力。42广泛考虑决定政治权力如何分配的因素也是必要的，特别是不同集团集体行动追求自己的目标，或阻止其他人追求其目标的能力。

　　就像制度影响现实生活中的行为和激励因素一样，他们会决定国家的成败。个人才能在社会的每个阶层都很重要，但是需要一个制度框架把它转化成积极的力量。比尔·盖茨，就像信息技术产业的其他优秀人物［比如保罗·艾伦（Paul Allen）、史蒂夫· 鲍尔默（Steve Ballmer）、史蒂夫·乔布斯（Steve Jobs）、拉里·佩奇（Larry Page）、谢尔盖·布林（Sergey Brin）、杰夫·贝佐斯（Jeff Bezos）］一样，具有很高的才能和抱负。但是，他最终是要对激励做出反应。美国的教育体系能够让盖茨和其他像他一样的人，获得一系列独特的技能，实现他们的才能。美国的经济制度能够让这些人非常容易地开办公司，不会面对不可逾越的障碍。那些制度也使他们为自己的计划融资成为可能。美国的劳动力市场让他们能够雇用有资格的人才，相对而言更富竞争性的市场环境能够让他们扩大公司和产品市场。这些企业家从开始就对自己梦想的计划能够实现满怀信心：他们相信这些国家的制度和法制，无须担心财产安全。最终，政治制度确保了稳定性和持续性。一方面，他们确信不存在独裁者篡夺权力、改变游戏规则、征用财产、监禁他们或者威胁他们的生命或生活。另一方面，他们也确信，社会中没有特殊利益集团能够扭曲政府的做事方式，做出有害经济的行为，因为政治权力是既有限又足够广泛地分散，这使得创造出繁荣的激励因素的一系列经济制度能够出现。

　　这本书将表明，尽43管经济制度对决定一个国家的贫富非常重要，但是政治和政治制度决定了一个国家有什么样的经济制度。美国良好的经济制度源于1619年之后逐渐形成的政治制度。我们关于世界不平等的理论，表明了政治制度和经济制度如何相互影响，导致贫富的差距，以及世界的不同地区是如何最终形成了这些不同的制度。我们对美洲国家历史的简要回顾，让我们开始意识到政治和经济制度的力量。当前不同的制度模式深深植根于历史，因为一旦社会以一种特殊的方式组织起来，它倾向于一直持续下去。我们在本书中还将表明，这一事实来自政治和经济制度相互作用的方式。

　　这种持久性及形成它的力量也解释了，为什么消除世界不平等、让穷国致富是如此困难。尽管制度对两个诺加利斯之间、美墨之间的差异至关重要，但是那并不意味着墨西哥就一致同意要改变制度。只要有一种制度对控制着政治和政治制度的人来说可能更好，这个国家就不觉得有必要采用对经济增长和公民福利最好的制度。一个社会的权力阶层和其他阶层经常在保留哪些制度、改变哪些制度上无法达成一致。尽管新产业的进入能够造福数以百万计的墨西哥人，但卡洛斯·斯利姆不愿看到其政治上的关系和保护其产业垄断的准入壁垒消失。由于无法达成这种一致，社会最终采取哪些规则是由政治决定的：谁拥有权力以及这种权力如何运作。卡洛斯·斯利姆有权力得到他想要的一切。比尔·盖茨的权力就有限得多。因此，我们的理论不仅关乎经济学，还关乎政治学。它关乎制度对国家成败的影响——因此是关于贫困和繁荣的经济学；它也是关乎制度如何被决定，如何因时而变化，以及即使它们造成了数百万人的贫困和痛苦，却仍然无法改变——因此也是关于贫困和繁荣的政治学。

本文摘自《国家为什么会失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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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国家为什么会失败》回答了困扰专家们几个世纪的问题：为什么有的国家富、有的国家穷；国家为什么按照富裕不富裕、健康不健康、食物充足不充足来划分？是文化、天气、地理特征还是不知道正确政策？
简单说，什么都不是。没有任何一个因素是确定的或注定的。德隆·阿西莫格鲁和詹姆士·罗宾逊令人信服地表明，人为的政治和经济制度对经济成功（或经济不成功）至关重要。在15年原创性研究的基础上，作者整理了罗马帝国、玛雅城市国家、中世纪威尼斯、苏联、拉美、英格兰、欧洲、美国和非洲的大量历史证据，建立了一个跟当今社会下列重大问题高度相关的新政治经济学理论，包括：中国会以如此快的速度持续增长吗？能够超越西方吗？美国的最好时光过去了吗？我们正在从限制精英人物扩张权力的良性循环走向使少数人致富和扩张权力的恶性循环吗？什么是帮助数十亿贫困人口走向繁荣的最有效方式呢？是来自西方富裕国家更多的慈善援助？还是学习阿西莫格鲁和罗宾逊的创造性观点得出的关于包容性政治制度和包容性经济制度相互作用的经验教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