格兰德河的经济

　　诺加利斯城由一道栅栏分割成了两部分。如果你站在南边，向北望去，你就看到亚利桑那州圣克鲁兹县的诺加利斯。那个地方一般家庭的年收入在30000美元左右。绝大多数十多岁的孩子在学校读书，大多数成年人受教育水平至少是中学毕业。尽管所有人都认为美国的医疗体系非常不完善，但是这里的人们都很健康，按全球标准来衡量预期寿命很高。许多居民的年龄都在65岁以上，都可以得到医疗服务。这只是绝大多数想当然地认为政府应该提供的公共服务之一，这些公共服务还包括：供电、电话、供排水、公共卫生，以及把该地区和全国其他城市联系起来的公路网，此外，还有法律和秩序。亚利桑那州诺加利斯居民在日常生活中，无须担心生命或安全问题，也不必害怕被偷、被征用或者其他可能对他们在商业或住房的投资造成危害的行为。同样重要的是，尽管政府低效率，也存在偶尔的腐败，但亚利桑那州诺加利斯的居民仍想当然地认为当地政府是他们的代言人。他们可以投票选举他们的市长、众议员和参议员；他们还参与投票选举总统以决定谁将领导他们的国家。民主是他们的第二本性。

　　栅栏南边，仅仅几英尺之遥，情况却完全不同。索诺拉州诺加利斯的居民生活在墨西哥一个相对繁荣的地区，但是户均年收入却大约仅为亚利桑那诺加利斯的1/3。7索诺拉州诺加利斯的大多数成年人未受过中学教育，很多十多岁的孩子辍学在家。母亲们为非常高的婴儿死亡率担心。落后的公共卫生条件意味着，索诺拉州诺加利斯居民的平均寿命毫不奇怪地低于他们北面的邻居。他们也没有公共娱乐设施，道路条件很差，法律状况也很差，犯罪率很高；开公司属于高危活动，不但要冒被抢劫的风险，而且为开业获得所有的许可盖章也要历尽艰辛。索诺拉州诺加利斯的居民每天都要忍受政客的腐败和无能。

　　与他们北面的邻居相比，对他们来说，民主只是最近的事。在2000年的政治改革之前，索诺拉州诺加利斯就像墨西哥其他地区一样，一直都在制度革命党（PRI）的腐败统治下。

　　从根本上说，这两个地方本来是同一个城市的两个部分，可是它们之间为什么会有如此大的差距呢？它们在地理、气候上毫无差异，而且病菌在美国和墨西哥之间来回传播不受任何阻碍，所以两个地区的流行疾病都没有差别。当然，两地的居民健康状况差距很大，但是这与疾病环境无关；而是因为边境线以南的人民生活条件较差，缺乏足够的医疗保障。

　　要不就是两地居民存在很大差别。难道亚利桑那诺加利斯的居民是欧洲移民的后代，而南边的居民是阿兹特克人的后代？非也。边境线两边的人的背景非常相似。墨西哥于1821年从西班牙独立之后，诺加利斯周围地区就是墨西哥的“上加利福尼亚”（Vieja California）的一部分，甚至在1846~1848年的美墨战争之后，仍旧如此。在1853年加兹登购买协议之后，美国的国境线才扩展到这个地区。当年N.米奇勒上尉（Lieutenant N.Michler）在边境线驻守时，曾记录下这里有“诺加利斯美丽的小山谷”。就在这里，在国境线两边，建起了两个城市。亚利桑那州诺加利斯和索诺拉州诺加利斯的居民具有共同的祖先、8相同的饮食结构以及相同的音乐，我们可以大胆断言，他们具有相同的“文化”。

　　当然，对诺加利斯两个部分的差距，有一个非常简单而明显的解释，而且大家可能早就猜到了，这就是：把它们分成两部分的国境线。亚利桑那州的诺加利斯在美国，其居民拥有的是美国的经济制度，他们可以自由地选择职业，获得教育和技能，并且鼓励他们的老板投资于最好的技术，从而给他们带来更高的工资。他们拥有的政治制度，也能让他们参与民主过程，选举自己的代表，并且在代表不尽职的时候再通过选举替换之。因此，政治人物就会提供居民需要的基本服务（从公共卫生到道路和法律秩序）。索诺拉州诺加利斯的居民就不这么幸运了。他们生活在一个具有不同制度的完全不同的世界中。这两种不同的制度给两个诺加利斯的居民带来了完全不同的激励，也给打算在那里投资的企业家和商人带来了不同的激励。两个诺加利斯以及它们所在国家的不同制度带来的这些激励就是国境线两边经济繁荣程度存在巨大差异的主要原因。

　　为什么美国的制度比墨西哥以及拉美其他国家的制度更有利于经济成功呢？这个问题的答案就在于殖民早期不同社会形成的方式。制度分化就发生在那时，影响一直持续到今天。为了理解这种分化，我们必须从北美和拉美殖民地的形成开始进行讨论。

本文摘自《国家为什么会失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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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国家为什么会失败》回答了困扰专家们几个世纪的问题：为什么有的国家富、有的国家穷；国家为什么按照富裕不富裕、健康不健康、食物充足不充足来划分？是文化、天气、地理特征还是不知道正确政策？
简单说，什么都不是。没有任何一个因素是确定的或注定的。德隆·阿西莫格鲁和詹姆士·罗宾逊令人信服地表明，人为的政治和经济制度对经济成功（或经济不成功）至关重要。在15年原创性研究的基础上，作者整理了罗马帝国、玛雅城市国家、中世纪威尼斯、苏联、拉美、英格兰、欧洲、美国和非洲的大量历史证据，建立了一个跟当今社会下列重大问题高度相关的新政治经济学理论，包括：中国会以如此快的速度持续增长吗？能够超越西方吗？美国的最好时光过去了吗？我们正在从限制精英人物扩张权力的良性循环走向使少数人致富和扩张权力的恶性循环吗？什么是帮助数十亿贫困人口走向繁荣的最有效方式呢？是来自西方富裕国家更多的慈善援助？还是学习阿西莫格鲁和罗宾逊的创造性观点得出的关于包容性政治制度和包容性经济制度相互作用的经验教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