根据官方资料，明朝时期中国人口曾经超过6600万。但是明末大旱，粮食减产。饥荒、瘟疫（如鼠疫），农民起义（如张献忠、李自成起义）不断，加上明清战争，人口锐减。[周同：《被瘟疫灭亡的明朝》，《健康大视野》 2005年第1期。]
清朝初年人口恢复性增长。清朝统治者非常注重人口繁衍，提出“治国者重在土地人民”、“财帛不足喜，惟多得人为可喜耳”的人口思想。康熙非常重视粮食的生产，还亲自培育出了早熟新稻种，在南方推广连作双季稻，并把水稻的种植推进到了长城以北。[闻性真:《康熙和他的御稻种》，《历史学家茶座（第六辑）》，济南：山东人民出版社， 2006年。]
根据《清圣祖实录》卷43记载，康熙帝还曾下令严禁抛弃婴儿，“凡民间贫不能养，弃所生子，或乳母主人子而弃其子者，皆善全之，俾得长育。其弃而不养者，严禁。”
康熙投巨资治理黄、淮水患，疏通兼治运河，历 30 年，收到巨大成效，农业连年丰收。清王朝还采取了招徕流民奖励垦荒、军民大力屯垦、更名田、永禁圈地、修改逃人法、轻捐薄赋等一系列休养生息、发展经济的政策。清康熙51年（公元1712年）规定，依照上年各地所报了数，固定税额，以后“滋生人丁，永不加赋”。雍正元年（公元1723年）又逐步实行“摊丁入地”，丁银和地赋统以田亩为征收对象，取消了全部人头税，添丁不加银，大大促进了人口发展。
可能由于气候等原因，欧洲人口增加主要归功于马铃薯，而中国却是产量更高的玉米、红薯（目前中国红薯产量还占世界总产量的80%）。
玉米早在明朝嘉靖年间（距离哥伦布发现美洲只有几十年时间）就传入广西等地，到清朝康熙中期传入湖南、四川等地，在四川它得到空前的大发展，所以取名“蜀黍”，后来在全国推广。
红薯是在1593年左右（明万历年间）传入我国的。明朝末年红薯推广技术就已经成熟，但是主要种植地还只限于福建等少数地方。
清朝政局稳定后，中央和地方政府积极推广这些高产作物。乾隆皇帝特别喜欢吃红薯，还亲自下诏推广红薯。红薯成为当时中国的重要粮食作物。如福建“地瓜一种，济通省民之半”。[黄启臣：《明代广东海上丝绸之路的高度发展》，《广东海上丝绸之路史》，广州：广东经济出版社， 2003年。http://gb.chinareviewnews.com/crn-webapp/doc/docDetail.jsp?docid=100151090]
农业技术大为提高，复种指数也大为提高，出版了大量农业书籍。耕地面积也持续增加。依照汪士铎1851年的说法：“山顶已植黍稷，江中已有洲田，川中已辟老林，苗洞已开深菁。”[汪士铎撰，邓之诚辑录，《汪悔翁乙丙日记》，北平：文芸阁，1936年。]
而且康熙、雍正和乾隆祖孙三代主政长达134年，社会安定，政策连续,也起到了持续刺激人口增长的作用。
从当时欧洲情况来看，由于生育文化的不同和对新作物的敏感性不同，各地区人口繁衍速度相差非常悬殊（法国人口增长就很缓慢，而英国和爱尔兰人口增长较快）。中国当时的以“孝”为核心的生育文化是世界上最为顽强的。
中国人传统以植物粮食为主的饮食习惯也有助于极大限度地养活人口（粮食转变为肉类、奶制品会消耗谷物）。这点从印度也可以看出，印度目前粮食产量不到中国的一半，但是由于有近一半人是素食者，粮食能够自给。
康熙、乾隆时期中国人口增长非常快速，乾隆皇帝看了1792年的人口统计册，说：“朕查上年各省奏报民数，较之康熙年间，计增十余倍”。由于康熙和乾隆时期人口统计计标准不同，乾隆的估算并非十分严谨。笔者考证1792年的人口（超过3亿）应是康熙元年（1662年）的人口（4475万）的6.9倍。[易富贤：《就清朝初年人口数量与葛剑雄先生商榷》，《社会科学论坛》2010年第01期。]
人口增长，伴随的是综合国力的提高。按照安格斯·麦迪森的的估算，1820年的时候，中国人口（3.8亿）占世界（10.4亿）的36.6%，GDP占世界的32.9%（西方国家占25.0%）。[ Angus Maddison,“The West and the Rest in the World Economy: 1000–2030,” World Economics, vol. 9, no.4(October-December 2008), pp.75-100.]
本文摘自《大国空巢》
大陆版的《大国空巢:反思中国计划生育政策》持论更温和，内容更精简，数据更扎实，观点更明确，如作者在《大国空巢:反思中国计划生育政策》自序中所言：“从文字来看，香港版去除了一些‘酒糟’，只浓缩为《大国空巢:反思中国计划生育政策》20％的内容，新增了80％内容……香港版里主要用的是自制的‘鸟铳’……这一版添置了一些‘枪炮’（复习了大学和研究生时学过的人口统计学，并向一些人口学者请教，使得方法更符合规范）。”可以说，这是作者的一本心血力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