早在19世纪末，美国的国民生产总值已居全球首位，此后借两次世界大战奠定了在经济和政治方面的霸主地位。自二战后到现在，美国经济发生了数次经济危机，也遭受到其他国家的竞争——首先遭受到来自西欧、日本等国经济的竞争；其次是依东南亚新兴工业体的竞争；现今是依中国、印度、巴西、俄罗斯等新兴国家的竞争。在这种局面下，美国的影响力虽然被削弱，但经济实力依然是世界最强。通过对比，我们可以看出，现在美国的GDP总量是中国的2.5倍左右，按照2010年美国三亿八百多万人口计算，人均GDP是中国的十倍。
通常来讲，第一产业代表的是广义的农业，第二产业代表的是广义的工业，第三产业代表的是广义的商业，三者在GDP中的比重，代表着一个国家实力的强弱。
农业
美国的农业生产产值2000年为873.6亿美元，到2010年增长了约60%达到1396.6亿美元。但是农业生产产值占国内总产值的比重一直呈下降趋势，近十年来的平均数不足1%，而1990年农业产值占国内总产值的比重在1.67%。按就业人口占全国总就业人口的比重，近18年来美国农业在国民经济中的地位是下降的，由1990年的2.71%，下降到2000年的1.7%和2008年的1.49%，在金融危机之后，2010年和2011年分别回升至1.58%和1.61%。[资料来源 2012年美国《总统经济报告》p367]这些数据的背后，是美国农业劳动生产率的大幅提高。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前，美国农民从每英亩种植玉米的田里能够收获26蒲式耳的玉米（1蒲式耳玉米=56磅，约25.4公斤）。2001年到2005年间，玉米产量的平均水平大概为每英亩143蒲式耳。早期，每头奶牛的牛奶产量的平均水平大约是3840磅，但是到了2006年，牛奶产量达到了每头奶牛近20000磅。[美国产业结构 p23]
农业生产率的大幅提升得益于现代信息技术的使用和农业技术的创新。近年来，美国的农业设备综合采用了电力和信息方面的先进技术，以便更好地监控生产过程和应用农业化肥。例如，全球定位系统使得农民能够在监控大片农田的收成的同时，准确地进行相应的生产操作（比如施肥措施等）。商品化肥取代了动物肥料，杀虫剂、除草剂和杀真菌剂被用于控制害虫、杂草和疾病，化学肥料和化学药品的使用，减轻了人们的劳动力，便于适合开展大规模开展机械化操作。通过遗传学改良，一种生物的基因（如抗病虫害、高产等）被转移到另一种生物上，这种转基因作物在美国被广泛应用于三种主要农作物领域：接近90%的大豆种植面积，65%的棉花种植面积和40%的玉米种植面积。此外还有其他诸如富含维生素A的大米，富含抗氧化剂的菜籽油等转基因作物（美国产业结构p24）。在养殖方面，动物胚胎移植技术的使用，缩短了动物的妊娠时间，可以实现更高的产量。
现今创新已经成为美国农业生产力增长的基础，但是这些技术主要由非营利部门的研究者进行的，比如：大学、政府研究所和基地，或者是原材料供应商——种子、化工品或者设备公司。
除了有相应的保险用以规避气候等方面造成意外的损失，美国政府还长期对农业提供大量的补贴，主要通过三种主要的补贴方式提供给农民：保护性补贴、特别紧急补贴和商品采购计划。在过去的数十年间，这种补贴从70亿美元（1996年）增长到243.4亿美元（2005年）[资料来源：USDA Economic Research Service， at www.ers.usda.gov/briefing/farmpolicy]
得天独厚的环境、政府的支持、产业的规模化和先进科学技术的应用，促使美国长期以来成为世界上农产品最大生产国、出口国——美国生产的农产品中2/3是用于出口，占据世界农产品出口的一半，农产品出口在美国整个出口产品中要占16%左右。据FAO（联合国粮食与农业组织）发布的《2010年统计年鉴》显示，2008年美国农业出口值为1182.81亿美元，扣除824.42亿美元进口农产品，获得了358.38亿美元的贸易顺差，对平衡美国国际收支起到了重要的作用。
相较之下，我们中国第一产业占据的比重从2000年的15%，下降到2010年的10%；同时期农业就业人口从3.6亿下降到2.8亿。总的来说，中国农业存在着规模小、机械化程度低、就业人口多等特点，这和中国国情密不可分。美国农业拥有规模化等诸多优势，我们可以绕开它的优势，和它的短板进行竞争。比如世界上多数国家对美国转基因农作物都存在着不同的贸易壁垒，中国可以发展无公害农产品（如有机农业）来和它竞争。（详见后面章节“集散式农业发展之路有例子）”。
工业
十年间，中国的第二产业产值从2000年的约4.56万亿人民币上升到2010年的约18.65万亿，增长了4倍。究其原因有很多，比如2001年加入WTO为“中国制造”打开了一个广阔的国际市场、中国拥有丰富而又廉价的自然资源和劳动力、国外资本在弱势美元背景下对中国投资的增加、易于采纳的技术带来生产力的提高等，在政府鼓励出口政策引导下，中国制造行销七大洲四大洋，也成为拉动中国经济增长的引擎。
相较于中国制造的快速成长，美国本土的制造业看起来竞争力似乎越来越小，2010年美国第二产业产值换算成人民币（按1美元兑6.6227汇率计算，汇率来自中国外汇管理局2012年12月31日报价）约为15.89万亿元，比中国第二产业产值少了约15%，说它“产业空心化”似乎并不为过。
但实际情况并非如此，从美国制造业就业人口绝对数字看，美国制造业劳工队伍从2000年的1964万人下降到2008年的1590万人和2009年的1420万人，十年间减少了544万人，占总就业人数的比例由14.35%下降到10.15%。[数据来源：美国统计摘要2011年 labor force.pdf table619]但从另一方面，制造业的生产效率得到了提升，从2010年美国统计部门提供的数据看，1990年美国制造业创造的实际GDP是14262亿美元，2008年是15743亿美元，18年增长了1481亿美元，上升10.4%，同时期美国企业部门年均劳动生产率（人时/产量）的增长幅度为2.3%，其中非农企业年均增长率为2.2%，而制造业为3.7%。[当代美国经济 p122]美国通过提高生产效率，逐步的缩小廉价“中国制造”对本国产业带来的影响，低的生产要素成本带来的制造优势一旦不复存在，廉价的中国制造和美国制造的差距将会加大。
[关于美国生产效率的另一例证：里昂惕夫在1953年的论文中，通过投入产出表，对1947年美国200个行业的出口货物和进口替代货物生产所需的劳动量和资本量进行比较分析，发现美国出口劳动密集型商品而进口资本密集型商品。这与要素禀赋理论相悖，因为人们公认美国是资本最为丰裕的国家。里昂惕夫本人认为悖论的出现，主要是由于各国劳动生产率并不相同，美国工人的生产率约为其他国家的3倍，故在计算美国工人人数时，必须将实际人数乘以3。这样美国就成了劳动力丰富而资本相对短缺的国家，因而出口以劳动密集产品为主，进口则以资本密集产品为主]//太久远，可以删除。
另一方面刚才已经提到，中国经济能够快速发展的一个主要原因是在弱势美元背景下吸引外国直接投资的增加。从2000年到2010年实际利用外资达7407.48亿美元，如果从1979年算起，到2010年中国实际利用外资10483.81亿美元[1979年到2009年数据来自《中国经济鉴2010》，2010年数据摘自新闻，这里面应该存在着一些披着外资“马甲”的民间资本，主要在于过往中国政府给予外资很多优惠]。除了资本外，大规模的外国直接投资还带来了先进的生产技术、管理经验等，快速的推动了中国产业的工业化，但也使中国产业呈现出高度外资化的局面（见下表"1999—2008年外资对我国工业的市场控制度"），其中有些为国民经济贡献度比较高的产业外资的市场控制率更高（见下表“外资对中国部分产业市场控制情况”）。中国的外贸业长期来一枝独秀，是中国加入WTO后拉动经济增长的引擎，通过对出口数据的调查，外资产品在这方面的出口比率更高，见下表（外企出口金额及其比例）。
国际间的劳动专业化和分工促使发达国家把生产基地和边际产业（注：边际产业由日本的产业经济学家小岛清提出，包含双重含义，即它在投资国的地位处于产业比较优势的下层，而在东道国其地位是处于比较优势的上层。投资国通过“边际产业”转移可以为国内产业结构升级创造条件，这些产业转移到国外后可以充分利用东道国的比较优势重新发挥它对国内经济的积极作用）转移到中国，但产业的转移并不代表技术的转移，带来的技术溢出效果有限。在汽车整车行业，我国对外资的进入设置了很多的限制条件，但对于零配件行业如发动机和配件行业限制较少，导致这些行业的外资市场控制率更高。其中，在车用发动机行业中，2000—2008年期间，外资对车用发动机的市场控制有四年超过40%，从2000年的24.5%到2008年的42.13%，增长了近18个百分点。[2009中国产业外资控制报告 p66]
按投资金额计算，美国是世界上最大的对外直接投资国，也是吸引直接投资最大的国家之一。最近20年来，美国对外直接投资和引进投资增长非常迅速，通过强化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之间的分工，美国跨国公司实现对全球范围内资源的合理配置，来提升产品的国际竞争力。从2000年到2009年，美国的对外投资增长了近3倍，从9200亿美元增长到3.5万亿美元，以现价衡量(current cost)的直接投资也从2000年的1.53万亿增长到2009年的4.05万亿美元[美国统计摘要2011 table1288，foreign commerce and aid.pdf p796]。美国对外直接投资一直高于外国在美投资，2002年~2007年，美国的对外直接投资平均比外国在美直接投资高二倍以上，纵然在2009年受金融危机的影响也不例外。2000年以后，美国对中国的年投资增长速度为14.2%，高于11.2%的平均增长速度。2007年美国对亚太地区的直接投资约为4540亿美元，占对外直接投资的16%，主要集中在制造业，其中1/3是计算机与电子产品制造。不过就整体而言，对外制造业的投资只占整体资本输出的1/4，金融和保险占统治地位（42%），这和美国服务业发达密不可分。[当代美国经济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陈宝森 王荣军 罗振兴主编 p377~p380]
外商一方面把生产基地转移到中国，用以规避国际间的贸易摩擦和中国的关税壁垒；另一方面通过对核心技术的垄断，掌握行业话语权，实现利润最大化。Intel在2005年和2010年总共投资30多亿美元在成都和大连建造了两座工厂，2010年报显示毛利润高达65%，亚太地区贡献占净收入比重的57%，意味着一块处理器的附加值抵得上我们制造十块主机板的附加值。相比于美英老牌资本主义国家当年全盛时期“世界工厂”，“中国制造”虽然规模非常大，但却缺失最重要的核心技术，大多情况下只能生产一些配件等边缘产品。号称自主研发的世界上最快的计算机（截止2010年）“天河一号A”，它的核心部件如图形处理器、中央处理器、操作系统等全部采用国外产品（注：飞腾一千处理器是仿制SUN公司，“银河麒麟”操作系统后被证实使用的是国外的开源操作系统FreeBSD的源代码）。在这种情形下，中国的工业化程度虽然在不断的加强，但这种没有核心技术的“代工模式”的发展是畸形的。
本文摘自《中国离世界还有多远》
讲述2008年爆发的次贷危机严重打击了美国经济，之后两年更是席卷全球，欧美众多国家的经济陷入低迷。与此同时，中国经济则取得了不低于8％的高速增长。接下来。中国经济上超越美国、人民币取代美元成为国际货币、中国取代美国成为世界主导者似乎成了顺理成章的事情。但事实上，“盛世”中的中国和危机中的美国依然存在巨大的差距，这种差距也绝非一朝一夕可以缩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