是什么样的力量足以粉碎原本舒适的世界，并以一个不受欢迎的新社会取而代之呢？
原因不止一个。新的生活方式乃从旧方式中酝酿而成，好像蛹中的蝴蝶一样，力量足够时就会破茧而出。经济革命不是由伟大的事件、个别的历险、单独的法律或有力的人物所缔造，而是一个多面向的自发过程。
首先是民族国家在欧洲的兴起。早期的封建残余在农民战争与国王征服的打击下，被中央集权的君主政体取代。民族精神随着君主政体的出现而成长，而王室也会赞助其偏爱的产业，比方说，伟大的法国织锦业，以及随着舰队和军队发展而出现的各种辅助性产业。多如牛毛的法令与管制措施，曾经让莱夫等16世纪的商旅们倍感困扰，如今却被国家法律、共同的度量衡以及比较标准化的货币所取代。
让欧洲出现革命性变化的政治变迁之一，就是对海外探险与扩张的鼓励。13世纪时，无武装的商人波罗兄弟勇敢地前往大汗的土地。15世纪时，哥伦布也想前往同样的目的地，于是在西班牙国王斐迪南二世的赞助下，扬帆出海。从私人探险转变为国家赞助的探险，就是从私人生活转变到国家生活的缩影。英国、西班牙与葡萄牙的航海资本家们在国家赞助下出海远航，轮番将财宝以及对于财宝的意识大量带回欧洲。哥伦布说：“黄金能让人实现在人间的理想，最后更能让人的灵魂进入天国。”这就是那个时代的观念。
受此观念影响，一个以营利为导向、为赚钱而生活的社会提早出现。值得一提的是，过去东方的财富极为惊人。伊丽莎白女王认股赞助弗朗西斯·德雷克爵士的“金鹿”号航行，而这笔投资的回报，让女王还清了英国所有的外债，平衡了预算，还能大举投资海外。以复利计算，这笔投资的收益相当于1930年时不列颠的全部海外资产！
第二个重大的变迁就是宗教精神受到意大利文艺复兴的怀疑论与人文主义观点的冲击而逐渐式微，明日世界让位给今日世界。物质生活水准以及日常生活的舒适，就和尘世生活一样变得更为重要。新教的教义随着宗教宽容而兴起，该教义促进了一种对于工作与财富的新看法。罗马教会总是不信任商人，而且毫不犹豫地将放高利贷称为一种罪恶。如今商人的社会地位日趋上扬，已不仅仅是一种有用的附属物，而是新世界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因此，有必要重估商人的功能。新教领袖替精神生活与世俗生活的混合做好了准备，他们不歌颂与俗世生活分离的安贫乐道的生活，却在布道时反复灌输这样的观念：尽量在日常生活中运用上帝所赐予的天赋乃是虔诚的表现。贪求之心成为一种公认的美德——不是为了个人享乐，而是为了上帝更大的荣耀。至此，精神上的完人与富人之间几乎已可以画上等号。
在12世纪的一则乡野传奇中，有一位放高利贷的商人在即将步入教堂结婚之际，被一座掉落的雕像砸死。经过调查后发现，那个掉落的雕像也是一名高利贷商人。显然，上帝不喜欢金融业者。我们可能还记得，直到17世纪中期，可怜的奇尼还为了他的商业行为而触怒了清教当局。市场体系很难在这种充满敌意的气氛下扩展，当精神领袖逐渐认为市场作风不但无害甚至有益的时候，该体系才能全面成长。
还有一个蕴藏在物质变迁之下影响深远的潮流，最终使得市场体系可能出现。我们习惯性地认为，中世纪是一个停滞不前、缺乏进步的时代。然而，在500年的封建时代中创造了1000个城镇（一项了不起的成就），并且以虽嫌原始但足可堪用的道路连接这些城镇，还能从乡下购买食品，来供应城镇人口的需求。这些都能让人们对于金钱、市场以及与买卖有关的生活方式更加熟悉。在这个变迁过程中，权力很自然地从不了解金钱重要性的骄傲贵族手中，流向了明白金钱可贵的商人之手。
除了缓慢的货币化趋势外，技术进步也很重要。商业革命必须以某种理性计钱的方式为前提，尽管12世纪的威尼斯人已经使用了精密的会计工具，但是欧洲商人在这方面仍然和学童一样无知。对簿记方法的需要，得经过一段时间才广为接受。直到17世纪，复式簿记才成为标准的业务。除非金钱可以被理性地计算，否则大规模的商业活动不可能成功运作。
或许科学好奇心的兴起才是所有变迁中最重要的一项。百花齐放的技术进展，要等到亚当·斯密之后的时代才出现。不过，若没有一连串基础的次工业发明，工业革命也无由发生。在前资本主义时代，印刷术、造纸厂、风车、机器钟、地图，以及许多其他发明都已出现。发明的观念已然出现，而人们也首次以善意的眼光来看待实验与创新。
上述各种潮流中的任何一样都无法单独将社会翻转，它们之中确实有许多潮流能对人类组织造成重大震荡，但历史不会急转弯，整体性的剧变要经过一段时间才会蔓延开来。在较古老的传统生活方式中，就已出现了市场生活方式的迹象。等到市场?经由于实际需要而成?经济组织的指导原则后，昔日的遗风仍然持续了一段时日。在法国，同业工会与封建特权直到1790年才被废除。在英国，对同业工会进行规范的工匠条例直到1813年才被废止。
但是到了1700年，也就是亚当·斯密出生前的23年，这个曾经审判过奇尼、禁止商人携带不雅的包包、担心价格是否“公正”，以及为了维持其祖先的特权而奋斗的世界已经日薄西山，社会开始注意到一组“不证自明”的格言：
“人皆天生贪财。”
“法律不能全面禁止图利。”
“图利乃是商业活动的核心。”
“经济人”这种新观念诞生了。这是一种苍白生物的幻影，随着他的计算机大脑所指引的方向前进。教科书很快就会讲述，漂流在荒岛的鲁宾孙们如何安排其生活的故事——这种安排的方式就和那些锱铢必较的会计师一样。
在现实世界里，一股新的拜金与投机风气已经弥漫全欧洲。在1718年的法国，一位名叫约翰·劳的苏格兰冒险家成立了一家充满美丽幻象的投机企业——密西西比公司。这家公司将开采美洲的金矿并出售其股票。男男女女为了争夺认股权而在街上大打出手，有人为此谋财害命，也有人一夕致富，一位旅馆的服务生赚得了30,000,000里弗。当这家公司快要垮台，并导致所有投资人损失惨重时，政府试图延缓灾难发生，便纠集了上千名乞丐，给他们十字镐和铲子，让他们在巴黎街头游行，好像是刚从黄金国埃尔多拉多回来的矿工团体一样。当然，这个组织还是垮了。在那群想要迅速发财的暴民在坎康普瓦街推挤之前的100年，资本家们还很胆小怕事，后来，大众的贪财之心强烈到了连这种厚颜无耻的骗局都会轻易相信！
这种转变并没有错。阵痛已经过去，而市场体系已然诞生。此后，生存问题不再仰赖习俗或指令来解决，而是依靠一群自由追逐利润的人的行动来解决。这些人仅仅是通过市场本身才能凝聚在一起。尽管“资本主义”一词要到19世纪晚期才被广泛使用，但是这种体系就叫资本主义——而从根本上支持这种体系的得利观念，已然深植人心。很快，人们就深信它是人类本性中恒久不变而且无所不在的一部分。
本文摘自《经济学统治世界》
他们不是军队指挥官或帝国统治者，没有生杀予夺的大权，也几乎没参与过缔造历史的决策。然而他们的所作所为，比许多声名显赫的政治家对历史更富决定性，比指挥前线?队的将领们更具震撼力，比总统和立法者的赦令更能影响社会的吉凶祸福。
他们之中有哲学家和疯子、有教士和股票经纪人、有革命军和贵族、有唯美主义者、怀疑论者和流浪汉。
他们所信仰的哲学系统，是所有人类活动中最世俗的一种——赚钱的欲望。
他们是谁？就我们所知，他们是“伟大的经济学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