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得借由市场的第二个重大规律来克服——“人口定律”。
对亚当·斯密来说，劳工和其他商品一样，都可以依照需求而被生产。假如工资很高，那么工人的数量就会增加，假如工资下跌，工人的数量就会减少。亚当·斯密很直率地说：“……对人的需求就和对其他商品的需求一样，必然地控制着人的生产。”
乍看之下，这个概念显得很天真，其实未必。在他所处的那个时代，底层民众的婴儿死亡率高得惊人。亚当·斯密说：“在苏格兰高地，一位母亲生了20个孩子，而存活的不到两个……这并不稀奇。”在英格兰的许多地方，半数孩子活不到4岁，而任何地方的孩子活过9岁或10岁的机会只有一半，营养不良、恶劣的生活环境、寒冷与疾病使得较贫穷的人们伤亡惨重。因此，较高的工资虽然只会对出生率造成些许影响，但对能够顺利成长到可工作年龄的孩童数量却有可观的影响。
所以，资本积累若是先能提高工人阶级的薪资，那么工人的数量就会随之增加。现在市场机制发挥作用了。如前所述，较高的市场价格会使得手套生产增加，而较多的手套数量随后便会把较高的手套价格压下去。同理，较高的薪资会使工人数量增加，而他们数量的增加将会对工资水平形成一股反向的压力。只要考虑工资因素就会发现，人口就和手套生产一样，是一种可以自我疗愈的疾病。
而这意味着，资本积累可以安全地持续进行。它会导致工资上涨，并使得进一步的资本积累无利可图。但是，人口的增长会使得这个问题趋于缓和。资本积累会走向自我毁灭，然后却能在紧要关头得到解救。非常高的工资会促成人口增长，而人口增长则能够解决较高工资所造成的难题。这个问题的恶化与解决、刺激与回应的自动化过程十分迷人，其中似乎有会导致体系毁灭的因素，也会悄悄地让体系恢复健康。
现在来看看亚当·斯密为社会所建构出的这个巨大而又无止境的锁链：社会就像一连串环环相扣的数学命题一样，有规律而又不可避免地开始向上扬升。不论从何处开始，市场的探索机制都会先使得各种不同用途的劳工与资本的回报趋于平等，让有需求的商品能以适当的数量被生产，并进一步确保竞争的机制，使得商品价格不会与其生产成本相差太多。更有甚者，社会是动态性的。财富的积累从一开始就会发生，而此一积累会导致生产设备增加，以及进一步的分工。到目前为止，一切都很好。但是资本积累也会在资本家招聘员工前往新工厂上班时，导致工资上涨，工资上涨使得进一步资本积累显得无利可图。这个体系可能会停滞不前，然而就在此时，工人们将会利用较高的薪资来抚养小孩，而小孩的死亡率也会降低。因此，工人的供给会增加。随着人口的成长，工人间的竞争将再次把薪资压低，于是资本可以继续积累，社会又能再度螺旋上升。
亚当·斯密并没有描述任何的经济周期，它是一个长期的演进过程。只要市场机能不被削弱，就能够美妙地确定每件事在这个链条中都被安排得好好的。所有的社会内部都安装了一部往复运动的机器：只有大众的爱好才能引导生产者，而国家实际的物质资源则在这个因果链之外。
但是，事情不会永无止境地进步，我们所谓的“经济成长”（亚当·斯密并没有使用这个词汇）确定可以持续很长一段时间，但是改进有其限度，这不会立刻对工人造成影响。的确，人口增长终将使得薪资回跌到仅能糊口的程度，然而，亚当·斯密认为，工人阶级的生活水平还可以持续地改善很多年。
不过，亚当·斯密毕竟很注重实际。他已然看见，经过非常长的时间，在遥远的地平线之外，成长中的人口将使得薪资回落到“自然”水平。显然，这将会在社会已经用尽了未经利用的资源，并且已经无法再做进一步分工时发生。一言以蔽之，当经济已拓展到极限，并已充分运用了经济增长的“空间”后，就无法继续成长。
然而，极限为何无法进一步地延伸呢？这是因为亚当·斯密将至关重要的分工看作是一次性而非持续性的过程。最近有人指出，亚当·斯密并没有将分工的组织与技术核心视为变革的自发性过程，而把它当作分离性的进展，只能产生一次性的刺激。因此，经过很长一段时间后，社会将不再成长。亚当·斯密曾表示，一个社会至多只能兴旺两百年。然后，工资会回到仅可糊口的水平，资本家在一个稳定的市场中，可以得到适度的利润。尽管人口不再增长，但是总数比以往更多，从而需要更多的食物生产，这使得地主的收入会比较高。尽管亚当·斯密十分乐观而又大胆，他的愿景却是有限、小心而又审慎的。就长期而言，此一愿景甚至审慎到了严肃的地步。
难怪这本书花了很长时间才被人接受。8年之后，它才首度在国会中被引用。第一个引用这本书的是下议院中权力最大的成员——查尔斯·詹姆斯·福克斯（他后来承认，其实从没有真正?读过这本书）。直到1800年，该书才得到充分的认可，那时该书已经出了九个英文版本，而且销售到了欧洲和北美。让人想不到的是，被亚当·斯密痛斥为“邪恶贪婪”“既不是也不应该是人类统治者”的新兴资产阶级，成为该书的拥护者。这些批评都可以被忽视，因为亚当·斯密的研究重点就是：让市场自行其是。
亚当·斯密的本意与他的拥护者利用他的话所推论出的意思并不相同。正如我们所言，亚当·斯密并不拥护任何一个阶级，只忠于他的体系。他坚信市场有能力引导体系获得最大限度的回报，这就是其整个经济哲学的根源。只要让市场这个美妙的社会机器自行其是，它就会照顾社会之所需，而演进的规律将发生作用，让社会得到应有的回报。亚当·斯密既不反对劳方，也不反对资方，若要说他有什么偏见，那么他比较偏爱的是消费者。“消费乃是一切生产活动的唯一目的。”亚当·斯密如是说，并且进一步指责那些让生产者的利益凌驾于消费大众利益之上的体系。
但是新兴工业家却在亚当·斯密对于自由市场的歌颂中找到了他们所需的理论依据，来阻碍政府改善当时可憎的工作环境的初步尝试——因为亚当·斯密无疑主张自由放任。对亚当·斯密来说，政府挥霍无度、不负责任、不事生产，自然是愈小愈好。然而，亚当·斯密未必反对诚如他过世后赞赏他的人所说的为增进全民福祉的政府作为。比方说，他对于从事大量生产的劳工的单调工作的后果，有如下看法：“人类大部分的理解力都是在工作中形成的，一辈子只操作几个简单动作的人……往往变得极端愚昧而无知。”他还预言，劳工会趋于堕落，“除非政府努力预防此事”。
亚当·斯密没有反对政府采取任何行动，事实上，他还特别强调，在一个自然、自由的社会中，政府必须要做三件事：第一，政府应该保护社会不受其他社会的“暴力侵略”——这并不意外。第二，它应该为所有人提供一个“严格的司法机构”。第三，政府有义务“设立并维护公共设施，以及那些对一个伟大社会来说，能提供最大好处的公共事业”，但这些事务“在本质上，其利润不足以偿付任何个人或一小群人为此所做的开销”。
用今天的语言来说，亚当·斯密明确承认，政府对于私人无力执行的项目进行投资是有用的，他举出了道路和教育这两个例子。从那时起，这个概念的范围便大幅地扩张，这点无须多言，防洪、环保、科学研究等项目，都有人想到。但是，这个观念本身就和许多其他的观念一样，潜藏在亚当·斯密根本的愿景中。
本文摘自《经济学统治世界》
他们不是军队指挥官或帝国统治者，没有生杀予夺的大权，也几乎没参与过缔造历史的决策。然而他们的所作所为，比许多声名显赫的政治家对历史更富决定性，比指挥前线?队的将领们更具震撼力，比总统和立法者的赦令更能影响社会的吉凶祸福。
他们之中有哲学家和疯子、有教士和股票经纪人、有革命军和贵族、有唯美主义者、怀疑论者和流浪汉。
他们所信仰的哲学系统，是所有人类活动中最世俗的一种——赚钱的欲望。
他们是谁？就我们所知，他们是“伟大的经济学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