千百年来，人们总共只有三种防止这种灾难的方法。
人们能以传统为中心，将社会加以组织，以确保其存续。依据习俗，将各种各样必须完成的工作一代一代地传递下去，以子承父业的方式保持一种模式。亚当·斯密说，在古埃及，“每个人都受到宗教原则的束缚，承继其父亲的职业。若想改行，就是犯了亵渎神明的大不敬之罪”。直到最近，印度还是依据传统的种姓来分定职业。事实上，在大多数未工业化的世界中，一个人要从事的工作仍然是自出生时就已注定的。
社会也可以用其他方法来解决这个问题，它能用威权统治的力量来完成任务。古埃及的金字塔不是因为某个富有企业家突然想到才去兴建的，苏联的“五年计划”也不是由于它正好与习俗或个人的自利心相一致，才得以实行的。前苏联与埃及都是“指令型”社会。除了政治之外，其经济生存也是由单一权威机关的敕令以及最高权威当局认为有必要采取的惩罚措施来加以确保。
多少年来，人们都是采取上述两种方法中的一种来处理生存问题。只要这些问题被交给传统或命令来解决，“经济学”这门特殊的学问就没理由出现。尽管历史上各个社会呈现出惊人的经济多样性，尽管他们颂扬国王和人民委员，用鳕鱼干和固定的石头当货币，用最简单的共产主义形态或最传统的方式来分配财货，只要他们是依习俗或指令运作，就不需要经济学家来帮他们理解事务，有神学家、政治理论家、政治家、哲学家、历史学家，奇怪的是，就是没有经济学家。
经济学家在等待解决生存问题的第三种方法——一种惊人安排的发展。由此，社会可以让每一个人在遵守一项指导原则的前提下，去做他认为适当的事，这样就可以确保社会存续。这种被称作“市场体系”的安排，其规则出乎意料地简单：人人都该尽可能地赚钱。在市场体系下，大多数人既不是被传统牵着鼻子走，也不是被官方所逼迫，而是受到利诱前去工作。虽然每个人都可以随心所欲地逐利，但是人人逐利的结果却能完成社会所需的任务。
这种解决生存问题的方法看似自相矛盾，而且既微妙又艰难，所以，我们需要经济学家。用习俗和指令来解决问题，简单明了，让每个人追逐自身的利益就能让社会存续的道理却不那么显而易见。假如不靠习俗和指令，社会上的所有工作（不论低贱还是高尚），未必都会被完成。当社会不再服从领袖的要求时，由谁来掌舵呢？
负责解开这个谜题的，就是经济学家！但在市场体系的观念被人接受之前，并无谜题可解。直到几百年前，人们还是对市场体系抱持着猜疑、厌恶与不信任感。千百年来，世界早已安于传统与指令的支配，只有一场革命才能让人们放弃这种安全感，转向让人怀疑又令人困惑的市场体系。
从塑造现代社会的观点来看，这是有史以来最重要的革命。它所造成的冲击凌驾于法国、美国，甚至俄国革命之上。我们的社会源于一个更古老，而且早已被遗忘的世界。为了了解这场革命的强度以及它对社会的冲击，我们必须先置身于那个早先的世界。如此，才能理解为什么经济学家这么晚才登场。
第一站：法兰西，1305年。
带着保镖的商旅于今天早晨抵达我们参访的市集。他们架设起色彩斑斓的帐篷，与其他的商旅以及当地人民交易，销售的舶来品包括丝绸与塔夫绸、香料和香水、皮革与毛皮。有些来自黎凡特，有些来自斯堪的纳维亚，有些则来自仅在几百公里以外的地方。除了一般民众以外，地方领主与仕女也常造访各摊位。他们很想调剂乏味的庄园生活，急切地想要得到沙发床、枫糖浆、洋蓟、菠菜，以及其他瓶瓶罐罐，他们对来自阿拉伯的奇珍异宝与极远地区的新鲜事物都很有兴趣。
但是在帐篷里，有着我们意想不到的景象，桌上的商业簿册有时只不过是一些交易的记录而已。比方说：“某人在圣灵降临周欠我10枚金币，我忘了他的名字。”大致上，人们用罗马数字进行计算，而且常常算错。他们不懂乘除法，也不太清楚“0”的使用方法。尽管展览会十分华丽，参与者非常兴奋，然而市集的规模实在很小。拥有史上第一座吊桥的圣哥达隘口是重要的商业要道。当时每年经过该隘口进入法国的货物总量还装不满一列现代的货运火车，一支规模庞大的威尼斯舰队运载的商品也填不满一艘现代货轮。
下一站：日耳曼，1550年左右。
穿着皮衣、留着胡子的商人安德烈亚斯·里夫正要回到在巴登的居所，他在写给太太的信中表示，他已走访了30个市场，而且深受舟车劳顿之苦。在那个时代，还有让他更感困扰的事，几乎每隔十几公里，他就会被拦下来征收一次关税，在巴塞尔与科隆之间，他就缴了31次税。
更有甚者，他走访的每个社区都有自己的货币与自己的法规秩序，光是在巴登一带，就有112种不同的长度基准、92种不同的面积基准、65种不同的干货基准、163种不同的谷类计量标准、123种不同的液体计量标准、63种特殊的酒类计量标准以及80种不同的磅重基准。
接下来，我们到了1639年的波士顿。
罗伯特·奇尼正在接受审判。“他是一位传福音的老教授，才学出众，家境富裕，有一个孩子。他受到良心的驱使，为了传福音而来到美洲。”他被指控犯了可怖的罪行：在1先令中赚了6便士的利润。这是极不道德的。法庭正在辩论，是否要因为他的罪孽而将他逐出教会。由于他以往的表现毫无瑕疵，法庭最后决定从轻发落，仅判处200镑罚金。但是可怜的奇尼先生苦恼异常，因此在教会长老面前，“流泪承认自己利欲熏心”。波士顿的牧师在周日布道时利用这个良机，以任性的罪人奇尼先生的贪念为例，大力指责某些错误的贸易原则：
一、人应该尽量贱买贵卖。
二、假如某人意外损失了某些商品，他可以提高剩余商品的价格。
三、若他进货的价格太高，则可以依其买进价格来销售物品。
牧师大喊：“这些全部都是错！错！错！为利逐利，就会坠入贪婪的罪恶之中。”
我们再回到英格兰与法兰西。
英格兰的“商人冒险家公司”是一个大型贸易组织。它的公司章程规定，成员不能说粗话，彼此间不可以争吵，不能玩牌，不能养猎犬，不能携带不雅观的包包上街。这家公司真的很奇怪，与其说是企业，不如说是个兄弟会。
后来，法国纺织业出现大幅度的全面性创新。柯尔培尔于1666年公布了一项法规，以消除这种危险而又具有分裂性的趋势。此后第戎与瑟隆热生产的织物，包括边缘在内，便一律含有1408条丝线，不多也不少。在欧塞尔、阿瓦隆以及另外两个工业城镇，丝线的数目是1376条；在夏蒂荣，则是1216条。任何不合规格的织物都会遭到指责，假如有三次被发现不合格，该名商人就会被指责。
这些旧世界的零星琐事有某些共同点：第一，一个以个人得利为基础的体系是否适当（更遑论是否必须），还在未定之时；第二，经济世界还不能从社会脉络中独立出来，现实事务不可避免地与政治、社会和宗教生活纠结在一起。等到这两个世界截然二分后，现代生活的节奏与感觉才会出现。为了将这两个世界分开，需要经过一段长时间的痛苦奋斗。
相对而言，得利是一个现代的观念。这也许让我们觉得惊讶，人本来就是贪得无厌的生物，若任其自由发展，就会展现出和任何一位重利的生意人一样的行径。学校老师就是这样说的。我们一向听说，人类打从一开始就有追求利润的动机。
然而，事实并非如此，只有“现代人”才有我们所知的谋利动机。即使对当世的许多人而言，以利益本身为目的的想法还是很陌生的。在有史以来的大多数时期里，这种观念显然不存在。威廉·配第爵士是17世纪一位杰出人物，他当过船舱小弟、叫卖小贩、裁缝、医师、音乐教授，也是政治算术学派的创始人。他声称，当工资高的时候，“劳工反而很难找到，他们工作只是为了购买食物或酒，这真不道德”。威廉爵士所表述的不仅仅是那个时代资产阶级的偏见，他所观察到的事实仍然存在于未工业化的人民中：劳动力未经训练，不习惯为了薪资而工作，不适应工厂生活，没有提高生活水准的观念。当工资提高时，他们不会更辛苦地工作，而只会减少工作时间。每个人不仅可以，而且应该持续努力奋斗，以改善其物质生活。埃及、希腊、罗马以及中世纪文化中的广大中下阶层，对这种得利的观念非常陌生。这种观念仅在文艺复兴和宗教改革时期零星出现，而大部分的东方文明皆无此观念。这种观念作为普遍的社会特质，和印刷术的发明一样新颖。
得利的观念，固然不如我们有时所想的那么普遍，这个观念得到社会支持的时间来得更晚，其发展也更为有限。中世纪教会不准基督徒经商，因为他们认为商人是社会动荡的根源。在莎士比亚的时代，非上流社会的一般百姓的生活目标不是要改善生活，而是要维持现状。即使对于我们从英国移居美洲的清教徒祖先来说，也只有“邪恶”的人才会认为得利的观念可以被容忍，甚至是有用的。
当然，至少早在圣经故事中，贪求财富之心就已出现。但是，一小群有权有势的人贪求财富和整个社会都为了财富而汲汲营营之间有极大的差别。古代腓尼基水手之中就有商人冒险家，历史上的罗马投机客、威尼斯贸易商、汉萨同盟，以及为了追求个人财富，寻求前往印度之航道的伟大的葡萄牙与西班牙航海家们，都是这一类人。然而，少数人的冒险与整个社会为投机精神所驱动之间有着天壤之别。
就以16世纪伟大的日耳曼银行家、令人惊奇的富格尔家族来说吧，全盛时期的他们拥有金矿、银矿、贸易特权，甚至有权铸造自己的货币。国王和皇帝的财富都远不及他们，而且还需要该家族资助战争与宫廷开销。但是当老安东·富格尔过世后，他年纪最大的侄子汉斯·雅各布却拒绝接管这个财富帝国，因为城市的事业与自身的事务已经让他分身乏术。雅各布的弟弟乔治则说，他宁愿过平静的生活。第三个侄子克里斯托弗对此同样不感兴趣，这个富有帝国的所有继承人显然都不认为值得接下这份差事。
除了有钱的国王以及像富格尔家族这种少数富豪之外，早期的资本家?非但不是社会支柱，反而常被社会排斥。偶尔也会有像芬夏尔的圣戈德里克这种积极进取的年轻小伙子，起初，他在海边晃荡，等他捡了足够的来自遇难船只的物品后，就转而成为商人。在赚取大量财富后，又退下来成为虔诚的隐士，但这种人还是太少。只要人们仍然认为，尘世生活只不过是到达永生的一个先行阶段，商业精神就不会被鼓励，也没有理由自行滋长。国王为财宝而争战，贵族为领土而征服，有自尊的贵族都不愿出售祖先的领地。但是像农奴、村里的工匠，甚至制造业同业公会的领袖，都只想不受打扰地过着像他们的父亲一样的生活，并希望儿子们也过着同样的生活。
在10—16世纪那个奇特的世界中，日常生活并不以追逐利益作为指导原则，事实上，教会还大力抨击这种观念，这点和亚当·斯密之前一两百年那个世界有很大的不同。然而，在这两个世界之间还有一个更根本的差异——“赚钱营生”的观念，要到后者的世界中才出现。从前，经济生活与社会生活是同一件事，工作本身就是目的，而不是为了赚钱以及购物所需的手段。当然，工作也会带来金钱和商品，但它是传统的一部分，是一种自然的生活方式。一言以蔽之：“市场”这种伟大的社会发明尚未出现。
市场已经存在了很长一段时间。在阿马尔那字版中，就有关于法老与黎凡特诸王在公元前1400年，以黄金和战车换取奴隶与马匹的热络贸易的记述。尽管交换的观念就跟得利的观念一样，几乎与人的历史一样古老，但我们不能误认为整个世界都和现今的美国学童一样喜欢讨价还价。举一个稀奇古怪的例子：据说，你不能向新西兰的毛利人询问一个鱼钩值多少食品，因为他们根本没做过这种交易，而且认为这种问题十分荒谬。然而，在某些非洲社区，询问一个女人值多少头母牛却完全合法。我们对这种交易的看法，就跟毛利人对用食物换鱼钩的看法一样（虽然聘礼的存在拉近了我们跟这些非洲人之间的距离）。
不论是原始部落中将物品若无其事地摆放在地上的市场，还是中世纪令人兴奋的商旅市集，都不能等同于市场体系。因为市场体系不只是交换物品的手段，更是维系整个社会的一种机制。
本文摘自《经济学统治世界》
他们不是军队指挥官或帝国统治者，没有生杀予夺的大权，也几乎没参与过缔造历史的决策。然而他们的所作所为，比许多声名显赫的政治家对历史更富决定性，比指挥前线?队的将领们更具震撼力，比总统和立法者的赦令更能影响社会的吉凶祸福。
他们之中有哲学家和疯子、有教士和股票经纪人、有革命军和贵族、有唯美主义者、怀疑论者和流浪汉。
他们所信仰的哲学系统，是所有人类活动中最世俗的一种——赚钱的欲望。
他们是谁？就我们所知，他们是“伟大的经济学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