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种观念需要一种哲学。
人们常说，人类之所以高于其他动物，是因为他有自觉意识。这似乎意味着，在建立社会后，人类仍无法安于现状。他必须告诉自己，他所身处的这个社会是所有可能选项中最好的一个，而且这个社会的安排正是上天更为广大安排的缩影。因此，代代皆有其哲学家、辩论家、批评家与改革者。
但是，最早的社会哲学家们所考虑的相关问题都集中在生活中的政治而非经济层面。只要世界仍为习俗与指令所统治，贫富问题就不太可能打动这些早期的哲学家。他们最多只会为此叹息，或者以之作为人类内心弱点的象征而加以谴责。只要人类像蜜蜂一样，生而为游手好闲的雄蜂时，就不会太过关心辛苦工作的可怜群众——蜂后的奇异变化总是更有意义，更能激动人心。
亚里士多德曾写道：“从出生的那一刻起，有些人就注定要被统治，其他人则注定要成为统治者。”这段评论倒未必能总结为早期哲学家们对于日常世界的轻视，但至少他们对此并不关心，广大劳工群众的存在遭到漠视。对于绅士与学者来说，关于金钱与市场的问题难登大雅之堂，所以不值得考虑。学者们思考的是关于国王、牧师等人的权力，以及关于世俗权力和神圣权力的重大问题，而不是那些汲汲营营的商人的权利问题。虽然个人财富对世界的运转有所帮助，但在努力追求财富变得寻常而普遍，且显然对社会至关重要之前，并不需要关于财富的通用哲学。
但有人长期忽视市场世界中龌龊钻营的一面，有人则会对此大力反对。最后，当它渗入哲学家的象牙塔之后，最好先看看这里是否忽略了什么主要的模式。早在亚当·斯密之前200年，哲学家们就已经提出关于日常生活的理论了。
但是，当他们试图去探究这个世界的根本意图时，却将之编入一系列奇怪的类型之中！
首先，恶劣的生存竞争被认为纯然是为了累积黄金。哥伦布、科尔特斯与德雷克不仅仅是政府支持的探险家，同时也是经济进步的推手。对于那群撰文讨论贸易问题的重商主义者来说，发展经济的努力自然是为了增强国力，而国力最重要的成分就是黄金。因此，他们的哲学是关于大舰队与大冒险、国王的财富与国家的节约。其优于一切的信念是，假如人人皆努力寻宝，国家自会繁荣昌盛。
这些观念的背后是否有一个统一的概念呢？在此，我们第一次遇到在序言结尾处提到的想法，那就是作为实践的基础，其重要性比实践更高的观念愿景。事实上，在英国哲学家与政治思想家托马斯·霍布斯于1651年出版的深具影响力的作品《利维坦》的封面上，就有这样的愿景图象：一位巨人保护着他的宁静的田园。那是一位国王，一手持剑，一手持权杖。仔细审视他身上穿的盔甲，可以发现其每一片金属板都是一个人头。
值得注意的是，这是一个政治性的愿景，而不是经济性的。《利维坦》一书的核心论证，是说为了防止堕入霍布斯所描述的“孤独、贫困、龌龊、残酷与短命”的状态，必须有一个掌?全权的政府。虽然商业活动扮演重要角色，但它们既可能支持该至高无上的政府，也可能造成混乱。因此，尽管各国王室都对积累金银颇有兴趣，但他们还是都准许商船将黄金运到外国，交换丝绸等奢侈品，以弥补王室宝库的损失。
然而，即使在此处，这个愿景也提供了初次尝试建构经济分析的基础。早在《利维坦》问世前，商界的发言人就发行了许多小册子，以证明驶向泰晤士河下游的商船乃国王的资产，不会对政权构成威胁。它们的确会载运某些黄金到国外，以换取外国货物，但是它们载运的不列颠货品可以换回更多的黄金。正如东印度公司的主管托马斯·孟在《英国得自对外贸易的财富》一书中所提的解释：一个国家增进其财富的“常用手段”就是贸易。“我们一定要观察到这个贸易的规则：每年卖给外国人的商品价值，都要比我们向他们购买的商品价值更高。”
到了18世纪，早先对黄金的重视被认为有点儿天真。新的思想流派逐渐成长，而且愈来愈强调将商业当作国家活力的伟大源泉。从此以后，他们自问的哲学问题不再是如何垄断黄金市场，而是如何协助新兴商人阶级去促进商业，以创造更多的财富。
这个新哲学带来了一个新的社会问题：如何让穷人持续贫穷？当时通行的见解是：除非让穷人持续贫穷，否则他们就不会老实地做苦工，而不要求过高的薪资。18世纪初期最聪明、最棒的社会评论家伯纳德·曼德维尔写道：“为了使社会幸福……必须让大多数人既无知又贫穷。”所以，重商主义的作家们面对英国廉价的农业与制造业劳工，对此现象严肃地点头表示认同。
在混乱的日常生活中被置入的秩序，绝不仅仅是黄金与商业的观念而已。无数的时事评论家、牧师、怪人、偏执狂等提出了十余种不同解释，以试图替社会现状辩护或加以谴责。麻烦的是，这些模式全都无法让人满意。有人说，国家显然不能买多卖少，另外却有人坚决主张进多出少显然更为有利。有些人坚称贸易可以增加国家财富，因此推崇贸易商；其他人则说，贸易只不过是寄生在农人强健的身体上才得以茁壮成长。有些人说，穷人之所以贫困，乃是上帝有意为之，即使不是如此，他们的贫困对国家的财富来说也至关重要；其他人则将赤贫视为一种社会罪恶，看不出贫困如何能创造财富。
在这些彼此矛盾的论战之外，只有一件事很清楚：人类坚持要某种理性的秩序，以帮助他理解所处的世界。严酷而又让人仓皇失措的经济世界显然变得愈来愈重要，难怪塞缪尔·约翰逊博士说：“没有比贸易更需要哲学来加以说明的了。”一言以蔽之，经济学家的时代来临了。
在这场混战之外，一位见识非凡的哲学家登场了。亚当·斯密于1776年出版了他的《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探究》，为那个重要的一年增添了第二起革命性的事件。一个民主政体在大海的这一端诞生，一张经济蓝图在大海的那一端展开。并非所有欧洲国家都追随美国的政治领导，然而在斯密展示了现代社会的第一幅真实画面后，整个西方世界都变成了亚当·斯密的世界，他的愿景成了历代公认的传统。亚当·斯密从未自认为革命者，他只是对于他认为十分清楚、合理而又保守的事情加以解释而已。《国富论》问世后，人们开始用不同的眼光看待关于他们的世界。他们看见，他们执行的任务如何成为整体社会的一环；他们看见，整个社会正以庄严的步伐前进，迈向一个遥远但清晰可见的目标。一言以蔽之，一个新的愿景诞生了。
本文摘自《经济学统治世界》
他们不是军队指挥官或帝国统治者，没有生杀予夺的大权，也几乎没参与过缔造历史的决策。然而他们的所作所为，比许多声名显赫的政治家对历史更富决定性，比指挥前线?队的将领们更具震撼力，比总统和立法者的赦令更能影响社会的吉凶祸福。
他们之中有哲学家和疯子、有教士和股票经纪人、有革命军和贵族、有唯美主义者、怀疑论者和流浪汉。
他们所信仰的哲学系统，是所有人类活动中最世俗的一种——赚钱的欲望。
他们是谁？就我们所知，他们是“伟大的经济学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