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如我们所知，每个人通过市场交易赚得的收入，取决于他出售商品和劳务所得的毛收入减去为生产这些商品和劳务所花费的成本。销售毛收入的绝大部分直接支付给了各种生产要素，给工人的工资、使用土地或房屋的租金以及其他资本的投资回报。在企业家（比方说铅笔生产厂家）的例子当中情况也是如此，区别只是形式上的，其实质是一样的。企业家赚得的收入同样取决于他拥有各种生产要素之多寡，以及各种生产要素的市场价格，当然在这里他拥有的最重要的生产要素，可能就是组织一家企业、协调各种生产资源、承担风险所需的“企业家才能”。他可能也拥有一些其他的生产要素，那么他赚得的收入中有一部分便来自那些要素的市场价格。类似地，现代公司的出现并没有改变这种状况。我们平常随意地说“公司收入”或某个“企业”有收入之类的话，这其实只是一种比喻的说法。实际上，公司仅是一个中介，将公司所有者（股东）和所有者购买的各种生产要素（除股本之外的要素）联系起来。最终真正获得收入的还是人，他们通过市场从其各自所拥有的生产要素中获得报酬，生产要素可能是公司股票、公司债券，也可能是土地或个人才能。
在一个像美国这样的国家里，主要的生产要素就是个人的生产能力，即经济学家所谓的“人力资本”。在美国，通过市场交易产生的总收入中约有3/4体现为雇员的报酬（工资、薪金和补贴），剩下的1/4中约有一半是农业和非农企业所有者的收入，这部分收入既包括其资本所得也包括其个人劳务所得。
诸如工厂、矿山、写字楼、购物中心、公路、铁路、机场、轿车、卡车、飞机、轮船、堤坝、炼油厂、电厂、住房、电冰箱、洗衣机等不胜枚举的实物资本的积累，是促进经济增长的关键。如果没有这些积累的话，我们现在享受到的经济增长就绝不会发生。如果没有持续不断地对实物资本积累的继承，那么一代人所创造的财富就会被下一代挥霍殆尽。
但是，人力资本的积累对经济增长同样是十分重要的，知识与技能的提高、身体更加健康、人均寿命延长都是人力资本积累的表现形式。而且，人力资本的积累与实物资本的积累，二者是相互促进的。实物资本提供了生产工具，使人们的生产效率大大提高；人力资本的积累，使人们能够发明新型的实物资本，能够学会如何使用并最大限度地利用实物资本，能够在更大的规模上整合利用人力资本和实物资本，这反过来又使实物资本的生产效率提高了。对实物资本和人力资本，我们都应加以重视并注重更新换代。谈到更新换代，这对于人力资本而言要比实物资本更为困难，代价也更加高昂，这也是人力资本回报的增长速度远高于实物资本回报的主要原因。
我们每个人所拥有的各种资源数量之多寡，部分是运气使然，部分是我们自己或他人选择的结果。运气决定了我们的家庭出身和成长的文化环境，由此也决定了我们发展自身体力和智力的机遇；运气也决定了我们从父母或慈善家那里能够继承而来的其他资源。不同的运气，可能使我们手中的初始资源得到增强，也可能使之毁于一旦。但是，选择仍然起了重要的作用。我们决定如何利用我们手中的资源，比方说，是努力工作还是得过且过，是进入这个行当还是进入另一个，是从事这种冒险还是从事另一种，是储蓄还是消费等，不同的选择决定了我们究竟能使自己的资源增强增多，还是使其消耗一空。同样，我们的父母、其他慈善家，以及千千万万与我们并无直接关系的人都会做出决定——如何利用其手中的资源，而这些都会对我们所继承的资源产生影响。
我们拥有的资源的市场价格同样是由运气与选择共同决定的，而且这两种因素常常纠缠在一起，很难分得清楚。弗兰克·辛纳特拉（Frank Sinatra）的嗓音在20世纪的美国深受欢迎，但如果他碰巧生在20世纪的印度并在那里生活的话，他还会同样受欢迎吗？在美洲，捕猎是十八九世纪备受推崇的技艺，但到了20世纪，人们对它的推崇就远不如前了。在20世纪20年代，棒球运动员凭其技艺获得的报酬要比篮球运动员多得多，但到了20世纪70年代，情形就颠倒过来了。在上面这几个事例当中，都是既有运气的因素也有选择的因素，不过决定各种技艺的相对市场价格的主要因素是消费者的选择。但是，我们通过市场从手中的资源获得的收入同样也取决于我们自己的选择，比方说，我们选择在何地居住，选择如何利用我们的资源，选择将手中资源所能提供的服务售与何人，等等。
在任一社会里，不论其采取何种组织方式，总有人对收入分配感到不满。我们为什么比别人挣得少？他们看起来似乎也不该挣那么多；或者，我们为什么比许多人挣得多？他们想要的和我们一样多，而且他们似乎也不该比我们挣得少。对这些问题，我们都感到很难理解。人总是这山望着那山高，所以我们就责怪现行的制度体系。在命令体系中，我们的嫉妒与不满直接瞄准统治者；在自由市场体系中，就瞄准市场。
由此产生的结果之一便是试图将价格体系的收入分配功能与另外两个功能（传递信息和提供激励）分割开来。过去的几十年里，在美国和其他一些主要依靠市场机制的国家，许多政府措施致力于改变由市场导致的收入分配状况，旨在建立一个不同的、更加平等的收入分配体系。关于向这方面努力的呼声很高，势头依然强劲。我们将在第5章仔细讨论这一问题。
我们希望用价格体系来传递信息、提供激励，又不希望用它来影响（即便不是完全决定）收入分配，不论我们如何想望，这都是不可能的。如果一个人的所得并不取决于他手中资源所提供的服务的市场价格，那么他又有何动力去寻找价格传递的信息，并根据这一信息采取行动呢？如果雷德·阿代尔（Red Adair）冒险去堵塞泄漏的油井所得的报酬和他不去做这件事所得的报酬一样多，那他为什么要去完成这项危险的任务呢？当然他也可能出于寻求刺激去做一次，但是会将其作为主要从事的工作吗？如果你无论努力工作与否都挣得一样多，那你为什么要努力工作呢？如果不能从中获利的话，你为何还要努力寻找愿意出价最高的买主将手中的资源卖给他呢？如果人们并不能从积累资本中获得好处的话，为何要将现在就能实现的享乐推后呢？人们为何要储蓄呢？现存的实物资本是如何靠人们的自愿节制而积累起来的呢？如果持有资本并不能带来任何回报的话，人们为何不把他们积累或继承而来的资本挥霍一空呢？如果我们不让价格体系发挥其影响收入分配的作用的话，那么它也就无法发挥其他的作用。如果不要价格体系，那么除了命令体系之外我们别无选择。那样的话，只能由某个权威机构来决定由谁生产，生产什么，生产多少；只能由某个权威部门来决定谁该去清扫大街，谁该去管理工厂，谁该去当警察，谁该去当医生。
在一些国家里，价格体系的这三种功能之间的密切联系是以另一种方式表现出来的。这些国家的全部意识形态集中在以下两点：一是在资本主义制度下劳动者受到了剥削；二是按照马克思“人尽其能，按需分配”的理念建立起来的社会具有无比的优越性。但是，由于无法使一个纯粹的命令经济得以运行，因此就不可能把收入分配功能从价格体系中剔除出去。
在土地与房屋等实物资本的占有上，一些国家实行了由政府所有的公有制。但是这样一来的结果便是，缺乏激励和动力去维护和改善实物资本。如果某种资源为全民所有，也就没有人有兴趣去维持或改善它的状况。因此，苏联的建筑物（就像美国的公共房屋一样）在落成后一两年之内就变得破旧不堪；国营工厂里的机器设备总是出故障，需要不断地维修；老百姓个人所需的资源也十分紧缺。
在人力资本方面，这些政府则允许人民在一定程度上“自己占有自己”，允许人民做出自己的决策，同时也让价格来影响和引导人民的决策并决定收入分配。政府可以扭曲价格，使其无法成为自由市场价格体系，却无法消除市场的力量。
计划经济导致了明显的经济效率低下，于是在苏联、捷克斯洛伐克、匈牙利、中国等社会主义国家，计划者们对更好地利用市场来组织生产的可能性进行了讨论。在一次东西方经济学家的学术会议上，我们听到了一位来自匈牙利的经济学家精彩的演讲。他自己又重新发现了亚当·斯密的“看不见的手”，这确实是一个了不起的思想成就，不过可能显得有些多余。然而，他试图改进这只“看不见的手”，希望用价格体系来传递信息并有效率地组织生产，但是不要它来决定收入分配。不用说大家也知道，他在理论上失败了。
本文摘自《自由选择（珍藏版）》
摆在读者面前的这本书，其思想渊源有二：一是我们早些时候，也就是1962年出版的《资本主义与自由》一书；二是与本书同名的电视系列片《自由选择》。同名电视系列片所讨论的问题与本书完全相同（最后一章除外）……但是，由于节目时间所限，书中探讨的许多内容在电视节目中只能删掉或点到为止。因此，书中的内容系统性更强，也更加全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