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在我们假定，不管出于何种原因，对铅笔的需求增加了（可能是由于生育高峰导致学校的招生数量增加）。零售商发现铅笔的销量越来越大，于是便会从批发商那里订购更多的铅笔，然后批发商也会向厂家订购更多的铅笔，之后铅笔生产厂家也会订购更多的木料、黄铜、石墨以及各种制作铅笔所需要的投入品。为了使各种原料的供给者生产得更多，铅笔生产厂家就只能出更高的价钱。更高的出价诱使各种原料供给者加大劳动力的投入以满足更高的需求，而为了雇用更多的工人，他们就只能提高工资水平或改善工作条件。信息的传递如同涟漪一样一环一环地扩散开来，使世界各地的人们都知道对铅笔的需求增加了，说得更确切一点，他们都知道对自己所生产的产品的需求增加了，而他们可能不知道也不必知道这究竟是何原因。
价格体系只传递重要的信息，并且只传递给需要这些信息的人。例如，木材制造厂商不需要知道铅笔需求的增加是因为生育高峰，还是因为14000多份政府表格需要用铅笔来填写，甚至不需要知道铅笔的需求增加了。他们只需要知道有人愿意出高价购买木材，并且这种高价会持续足够长的时间从而使得满足这种需求有利可图就行了。这两条信息都来自市场价格，前者来自现价，后者来自期货价格。
有效率地传递信息的关键问题在于，确保每个能够利用这一信息的人都能够无障碍地得到它，而不要被那些对其毫无用处的人所阻滞。价格体系能自动解决这一问题。传递信息的人有动力去寻找那些能够利用这些信息的人，并且他们能够成功地做到这一点；能够利用这些信息的人有动力去得到这些信息，并且他们也能够成功地做到这一点。铅笔生产厂家与那些出售木材的人打交道，并且总是试图找到以更低的价格出售更好的木材的人。同样，木材生产者与各个顾客打交道，也总是希望找到更好的买主。从另一方面来看，当前并不从事这些生产活动并且在将来也不打算从事的人则不会关心木材的价格，他们对此置之不理。
如今，由于有组织良好的市场和各种专业化的通信设施，通过价格进行的信息传递变得大为便利了。浏览一下《华尔街日报》上每天都发布的物价行情表便可感受到这一点，更不必说为数众多的专业化的贸易出版物了。这些价格几乎同步反映了全世界的行情。在某个遥远的主要产铜国家发生了革命，或者出于其他某个原因铜的生产突然中断，那么铜的时价自然会马上飙升。若想进一步知道熟悉行情的人所预期的铜的供给受到的影响会持续多长时间，你只要看看同一版中的期货价格就可以了。
即便是《华尔街日报》的读者，大多也只关心少数几种价格，而对其他的价格置之不理。《华尔街日报》之所以提供这些信息，并不是出于利他主义的考虑，也不是它意识到这些信息对经济的运行是何等重要。使它提供这些信息的，正是那个它为其运作提供便利的价格体系。它发现，发布这些价格可以给它带来更大的发行量和更多的利润，而这一信息是另一套价格传递给它的。
价格并非仅在从终端消费者到零售商，再到批发商、生产厂家、资源拥有者的途径中传递信息，它也以其他的途径传递信息。假设一场森林火灾或工人罢工导致了木材供给的减少，由此木材的价格自然会上涨。这使得铅笔生产厂家明白，减少木材的使用量是划算的，并且除非铅笔能卖到更高的价钱，否则生产与以前同样的数量是不划算的。铅笔产量的缩减使零售商能索要更高的价格，这更高的价格会告诉终端消费者，他只有把铅笔用到尽可能短才划得来，或者干脆改用自动铅笔。在这里，消费者仍然不必知道铅笔为何会涨价，他只要知道铅笔涨价了足矣。
任何阻碍价格自由地反映供求状况的因素都将影响到信息的准确传递。这方面的一个例子是私人垄断，即只有一个生产者或几个生产者串谋结成卡特尔从而对某一商品实行控制。这并不妨碍价格体系传递信息，但是它歪曲了所传递的信息。1973年，石油卡特尔控制下的油价翻了4倍，这一价格就传递了非常重要的信息。然而，这一信息并不表明原油供给的突然减少，也不表明突然发现了某种会影响到未来原油供给的新技术，也不反映任何能影响到石油或其他能源供给的自然或技术因素的变化。这一价格传递的信息仅仅是，一些国家成功地组织实施了一次冻结价格和瓜分市场的活动。
接下来美国政府实施的对石油和其他能源的价格操纵，使得有关欧佩克卡特尔所造成的影响的信息无法准确地传递到石油消费者那里。结果是，一方面由于阻止石油涨价从而使美国的消费者没有及时节省使用石油，这进一步强化了欧佩克卡特尔的影响；另一方面主要引入了命令因素以分配稀缺的石油供应（1979年单是一个能源部就花掉了100亿美元，雇用了20000多人）。
当前对自由市场体制进行干涉的主要是政府，其对价格体系的扭曲像私人导致的扭曲一样严重。政府通过关税或其他种种限制来干涉国际贸易，运用种种手段冻结或影响包括工资在内的各种价格（见第2章），对某些特殊行业实行政府管制（见第7章），运用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导致反复无常的通货膨胀（见第9章），还有许许多多其他的干涉途径。
反复无常的通货膨胀导致的主要消极后果之一，便是使价格在信息的传递上变得呆滞而不再灵敏。比方说，木材的价格上涨了，但是木材生产者却无法搞清楚这究竟是通货膨胀导致的所有物价上涨所致，还是当下对木材的需求增加了，或是在价格上涨前与其他产品相比木材的供给不足所致。对于组织生产来说，最重要的信息首先是相对价格，即一种物品与另一种物品的价格之比。较高的通货膨胀，尤其是极度不稳定的通货膨胀，却使这种相对价格的信息变得毫无用处。
本文摘自《自由选择（珍藏版）》
摆在读者面前的这本书，其思想渊源有二：一是我们早些时候，也就是1962年出版的《资本主义与自由》一书；二是与本书同名的电视系列片《自由选择》。同名电视系列片所讨论的问题与本书完全相同（最后一章除外）……但是，由于节目时间所限，书中探讨的许多内容在电视节目中只能删掉或点到为止。因此，书中的内容系统性更强，也更加全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