很显然，市场并没有像它们的鼓吹者宣称的那样有效运行。市场本应该是稳定的，但席卷全球的金融危机表明市场可以变得极其不稳定并产生破坏性后果。银行家们不惜冒险，如果不是政府援助的话，这些冒险会将他们自身和整个经济卷入漩涡。不过，当我们仔细审视经济体制时，就会发现这并非偶然：银行家们是受到激励才这样冒险的。
市场的优点本应是它的效率，然而现在的市场显然不是有效率的。经济学最基本的法则是需求等于供给，这是经济有效运行的必要条件。但我们所处的这个世界存在着大量未满足的需求，比如，使穷人摆脱贫困所需的投资、促进非洲和其他大洲欠发达国家发展所需的投资、改进全球经济以应对全球变暖挑战所需的投资。同时，我们又有大量未充分利用的资源——闲置或者产能没有达到最大化的工人和机器。失业，尤其是市场不能为众多公民创造工作的结构性失业是最严重的市场失灵，是无效率的最大根源，也是不平等的一个主要原因。
截至2012年1月，大约有2500万想找到全职工作的美国人不能如愿以偿。4
在美国，数百万家庭失去了住房。到2012年5月，次贷危机爆发以来失去住房的家庭已经达到了800万，还有400万家庭面临失去住房的危险。于是我们看到了一边是空置的住房，另一边是无家可归的人们。
但即便在次贷危机爆发之前，美国经济也并没有实现预期的承诺：虽然GDP有所增长，但多数美国公民看到自己的生活标准受到了侵蚀。如第1章所述，对多数美国家庭而言，即便在经济衰退[4]开始之前，他们的收入根据通货膨胀调整后就已经低于10年前了。美国虽然制造了一部了不起的经济机器，但显然这部机器只为处于上层的人服务。2
形势严峻
这本书是关于为什么对于多数美国人而言美国的经济体制是失败的，为什么不平等加剧发展到今天这个地步，以及会产生什么样的后果。本书所持的观点是我们为不平等付出了高昂的代价——经济体制不稳定、缺乏效率、增长不足，并且民主陷于危机。更糟的是，由于多数美国公民认为美国经济体制会失败，政治体制又似乎为金融界所控制，因此，他们对于美国的民主制度、市场经济和全球影响力的信心都减弱了。现实表明，美国不再是一个充满机遇的国家，而且金融界侵蚀了我们长期标榜的法治和正义，这使得我们的民族认同感也陷入了危机。
在有些国家，占领华尔街运动与反全球化运动紧密联系在一起。二者也确实有共通之处：都认为情况不对头，都相信变革有可能。然而，问题并不在于全球化不好或是根本就是错的，而是许多政府管理全球化的效果太差——完全是为了满足特殊利益集团的需要。全世界各民族、各国家和各经济体之间的相互联系既可以有效促进繁荣也可以迅速传播贪婪和苦难。市场经济也是如此：市场的力量相当强大，却没有内在的道德品质。我们必须决定如何管理市场经济。过去200年来，市场的最大贡献体现在促进了生产力和生活水平的极大提升——这种提升远远超过先前2000年的总和。虽然政府在这些进步中也发挥了重要作用，但是这一事实通常得不到自由市场倡导者的承认。另一方面，市场也能积聚财富，也会把环境成本传递给社会，还会虐待工人。鉴于这些原因，显然市场必须被驯化和调和，才能确保为多数人的利益服务；而且驯化和调和必须反复进行，才能确保市场继续为多数人的利益服务。在美国历史上，这种情况曾出现在进步时代（Progressive Era），当时竞争法案第一次被引入；也曾出现在罗斯福新政时期，当时社会保障、就业、最低工资等相关法律被引入。占领华尔街运动以及世界各地其他抗议者所传递的信息，都是市场必须再一次被驯化和调和。不这样做的后果是非常严重的：在一个普通民众可以表达内心想法的民主国度，如果市场体系年复一年地使这些民众的生活越来越糟，那么就难以维持一种开放和全球化的市场体系，至少不是以我们所知的形式维持。二者之一必须做出让步——要么是我们的政治，要么是我们的经济。
本文摘自《不平等的代价》
1%的少数群体虽然享受着最好的住房、最好的教育、最好的医生、最好的生活方式，但是有一样东西是金钱买不到的，那就是意识到他们的命运是与那99%的大多数命运捆绑在一起的。纵观历史，这些1%的群体最终都会明白这一道理，只不过他们常常明白得太晚了。
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斯蒂格利茨教授，通过走访世界各地的普通人，与他们交流，发现无论是东方还是西方，不满的根本原因是相同的，那就是这些国家的经济体制和政治体制在很多方面都失败了，并且二者都相当不公平。由此诞生出全球一个新趋势——服务大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