亚当·斯密真正反对的，是政府对市场机能的干预。他反对限制进口、奖励出口，反对使产业免于竞争的法律，反对政府将金钱投注于非生产性的事务。值得注意的是，这些政府活动都有碍于市场机能的正常运作。后来的知识分子为了政府的社会福利法律是否会弱化或强化市场体系而苦恼，亚当·斯密无须面对此问题。因为在他那个时代，政府除了救济贫民外，根本没有任何关于社会福利的法律。那时政府明目张胆地与统治阶级结盟，而政府内部最大的纷争在于究竟应该让地主还是产业阶级得到最大的利益。当时的显贵人士完全没想过，劳工阶级是否应拥有对经济事务的发言权。
亚当·斯密体系的大敌不是政府本身，而是任何形式的垄断。亚当·斯密说：“同业之人很少碰面，但是他们之间的对话总是以妨害公共利益的阴谋，或是抬高售价作结。”这种行径的问题不是在道德层面——毕竟那只是人类自利本性的必然后果而已。真正的问题在于，他们妨碍了市场运作的流动。当然，亚当·斯密是对的。假如市场运作确定能够以最低的可能价格生产最大量的商品，那么对于市场的任何干预都会减损社会福利。假如像亚当·斯密所处的时代一样，英格兰的帽商在哪里都不能雇用两个以上的学徒，或者谢菲尔德的刀具商不能雇用一个以上的学徒，市场体系就不可能产生充分的效益；假如像亚当·斯密所处的时代一样，不准乞丐离开家乡到外地找工作，市场就无法将劳工吸引到需要劳工的地方；假如像亚当·斯密所处的时代一样，大公司获准垄断对外贸易，大众就无法充分享受到廉价外国产品的好处。
因此，亚当·斯密说，所有这些障碍都必须扫除，市场要能够自由地寻找自身价格、薪资、利润与生产的自然水平。对于市场的任何干预，都只会牺牲国家真正的财富。但是连要求清洗工厂或不让童工操作机器的法律，都可能被解释成妨碍市场的自由运作。人们大量引用《国富论》来反对最初的人道法规，所以，警告18世纪贪得无厌的工业界人士“往往会借由蒙蔽甚至欺压大众而获利”的人，不公平地被扭曲成是他们的经济守护神。即使在今天，不了解亚当·斯密真正哲学的人往往误以为他是保守的经济学家，其实，他对商人动机的公开敌意比大多数当代的自由派经济学家更高。
18世纪的人相信，理性与秩序终将战胜独断与混乱，就某种意义来说，亚当·斯密的愿景是这种信念的证明。亚当·斯密说，不要试着为善，善事会以自私自利之心的副产品自然出现。这多像一个哲学家！他将这样的信念放到巨大的社会机器中，并且论证自私的本能有助于社会道德！亚当·斯密对他的哲学信念的后果坚信不疑。他极力主张，让诉讼当事人而非政府来支付法官的薪水，而法官们的自利心就会使他们加速审理案件。他不看好被称为合股公司的新兴商业组织，因为这种不具人性的机构缺乏足够的自利心来从事复杂艰巨的工作。即使对于像废除奴隶制度这种最伟大的人道主义运动，亚当·斯密也用他自己的话语来辩护：最好废除奴隶制度，因为这样或许将使奴隶变得更便宜。
由此，复杂而又不合理的世界就被简化为某种合理的结构。其中的人们就像铁粉一样，被磁力吸引到有利可图的一端，而远离亏损的一端。这个伟大体系之所以能够运作，不是因为人们有心为之，而是因为自利心和竞争让事物井井有条。人们所能做的，至多就是帮助这个自然的社会磁铁独立运作，扫除一切有碍此社会物理原则自由运作的事物，不要错误地试图逃出此一藩篱。
尽管亚当·斯密的世界充满18世纪的风味：相信理性、自然法则，以及人类行为与反应的机械式链锁，但是它还有更温暖的价值。别忘了，此一体系中最大的预期受惠者乃是消费者，而不是生产者。在日常生活的哲学中，消费者第一次登上首位。
本文摘自《经济学统治世界》
他们不是军队指挥官或帝国统治者，没有生杀予夺的大权，也几乎没参与过缔造历史的决策。然而他们的所作所为，比许多声名显赫的政治家对历史更富决定性，比指挥前线?队的将领们更具震撼力，比总统和立法者的赦令更能影响社会的吉凶祸福。
他们之中有哲学家和疯子、有教士和股票经纪人、有革命军和贵族、有唯美主义者、怀疑论者和流浪汉。
他们所信仰的哲学系统，是所有人类活动中最世俗的一种——赚钱的欲望。
他们是谁？就我们所知，他们是“伟大的经济学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