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美国基本公平的信仰，即相信我们生活在一个机会平等的国度，有助于把我们联系到一起。至少那种信仰是一个美国神话，有力且持久。然而，越来越多的现实表明，那仅仅就是一个神话。当然了，也有例外；不过对于经济学家和社会学家而言，重要的不是那几个成功故事，而是社会中底层群体的大多数人处境如何。比如说，他们跨入社会上层的机会有多少？如果美国真是一个充满机会的国度，那么一生成功的机会（比如说，最后能挤进社会上层的10%群体）对于一个出生在贫穷或受教育程度低的家庭的人，和对于一个出生在富有、教育程度高并且社会关系广的家庭的人，两者应该是一样的。但实际情况并非如此，并且有证据表明情况越来越不是这样。72根据经济流动性项目（Economic Mobility Project）的统计，“家长受教育的程度与孩子未来的经济、教育和社会情感等方面的结果密切相关”，这一点在美国比在其他那些更注重这方面结果的国家尤为突出，包括“老欧洲”的国家（英国、法国、德国、意大利）、其他讲英语的国家（加拿大和澳大利亚）以及北欧国家（瑞典、芬兰、丹麦）。73另外的许多研究也证实了这些研究结果。74
机会的减少伴随着日益加剧的不平等。事实上，不同国家都存在着这一格局——不平等越多，机会平等就越少。不平等持久存在。75但让人尤感不安的是二者的这种关系对美国未来的预示：如果我们不采取一些措施的话，近年来这种日益加剧的不平等就意味着未来的机会将减少、不平等将增加。那意味着2053年的美国与2013年的美国相比将是一个更加分裂的社会，我们在随后各章讨论的由不平等引发的所有社会、政治和经济问题也会随之变得更糟。
美国在社会底层和社会上层的表现尤为差劲：处于社会底层的人们极有可能一直待在底层，而处于社会上层的人们也极有可能一直待在上层，这种情况在美国比在其他国家更为明显。如果机会充分平等的话，最底层1/5的群体中将只有20%的人的孩子会继续留在那儿。丹麦基本上做到了这一点——继续留在底层的只有25%。因阶级划分而背恶名的英国做得稍差一点（30%），也就是说这一群体中的人还有70%的机会向社会上层移动。然而，在美国向上移动的可能性明显小得多（出生在底层群体的孩子只有58%的人能够脱离这个群体），76并且当他们向上移动时，他们只能向上移动一点。最底层的20%群体中将近有2/3的人的孩子留在了最底层的40%群体——这比假如机会充分平等时的情况高出了50%。77同样，如果机会充分平等的话，底层20%的人就能最后进入到上层的1/5群体。目前还没有哪个国家实现这一目标，但是丹麦（14%）和英国（12%）仍然比美国（8%）做得好很多。同样的道理，在美国，一旦一个人挤入了社会上层，他就更有可能一直留在那里。78
还有很多其他方法来总结穷人所处的不利地位。记者乔纳森·蔡特（Jonathan Chait）让我们注意到来自“经济流动性项目”的两条最有说服力的数据以及来自经济政策研究所（Economic Policy Institute）的研究。79
·学习成绩好的穷孩子比学习成绩差的富家子弟更不容易大学毕业。80
·即便从大学毕业了，穷人家孩子的日子过得仍然不如低成就的富家子弟。81
这两种情况都不足为奇：教育是成功的关键之一。美国给了社会上层的精英们可称得上是世界上最好的教育，但是普通美国人只能得到普通教育，尤其是数学，这个现代生活中很多领域的成功都离不开的科目，教学质量低于一般水平。这一点与中国（上海和香港）、韩国、芬兰、新加坡、加拿大、新西兰、日本、澳大利亚、荷兰及比利时等国家的情况形成对比，那些国家在所有测验（阅读和数学）中的表现都显著高于一般水平。82
美国教育机会不平等的一个明显反映就是美国知名大学中的学生构成比例：大约只有9%的人来自于底层50%的人群，而74%来自上层25%的人群。83
到目前为止，我们已经构建了一副图像，描绘了一个日益分裂的经济和社会。这种分裂不仅体现在收入数据上，还体现在健康、教育、犯罪等各项数据——可以说，体现在衡量经济和社会表现的每一项标准上。虽然父母收入和受教育程度等方面的不平等直接造成了子女受教育机会的不平等，但是机会的不平等甚至早在上学前就开始了——穷人在出生前和出生后直接面对的不同的生活条件、不同的营养和接触那些会造成终身影响的环境污染物。84对于那些出生于贫困家庭的人来说，想要逃脱经济学家所称的“贫困陷阱”（poverty trap），简直是太难了。85
即使这些数据显示的是相反情况，但美国人依然相信机会的神话。佩尤基金会（Pew Foundation）做的一项民意调查发现，“10个美国人里差不多有7个已经实现了或者有望在他们生命的某一点上实现他们的美国梦”。86即便是个神话，但相信人人都有一个平等的机会的确有它的好处：它激励着人们努力工作。我们看上去都在同一艘船上，虽然目前有些人坐头等舱，其他人坐统舱，但是下一次航行时，原来的舱位就可能被改变。这一信仰使得美国避免了一些欧洲国家所面临的某些阶级分化和紧张。同样的，当现实逐渐为人所理解，当大多数美国人最后看出经济博弈对他们不利，这一切都面临着风险。疏远开始取代激励，社会凝聚开始被一种新的分裂取代。
近看上层群体：攫取了更大的一块饼
正如我们前面所说，美国社会中日益加剧的不平等在上层、中层和底层群体都显露出来。我们已经注意到中底层群体的状况，这里我们近看一下上层群体的情况。
如果说，今天那些挣扎着的贫困家庭得到我们的同情，那么处于上层群体的人就越来越引发我们的愤怒。曾几何时，当广泛的社会共识认为上层群体是凭辛苦和智慧赚到了他们的所得，他们赢得了我们的钦佩。然而，在最近这次危机中，虽然银行业损失巨大，但银行高管们还是拿到了巨额奖金；公司裁员，声称支付不起工资，却用省下来的钱增加高管的奖金。于是我们对他们的感觉由先前的钦佩变成了现在的愤怒。
公司高管（包括那些造成危机的人）的薪酬数字很能说明问题。我们先前描述了CEO与普通工人之间工资的巨大差距——超过了200多倍，这一数字大大高于其他国家（比如日本相应的比率是16：1），87甚至大大高于1/4世纪前美国自己的情形。88当年30：1的比率现在看来都觉得稀奇了。有一种观点认为，在过去的二十多年中，作为一个群体的CEO们，与普通工人相比，其生产率提高如此之多，以至于收入高出200多倍就合情合理了。事实上，对于这种观点，现有的关于美国公司成功的数据不能提供支持。89更糟糕的是，我们树立了一个坏榜样，因为其他国家的企业高管正在效仿他们的美国同行。英国的高薪委员会（High Pay Commission）报告说，与社会其他群体相比，英国大公司的高管薪酬正走向维多利亚女王时代的不平等水平（尽管当前这种差距只不过是20世纪20年代的状况），90正如报告所指出的，“公司内部公平的薪酬很重要，它影响着生产率、员工敬业度和对我们企业的信任。而且上市公司的薪酬设置了一个先例，如果薪酬公然不是和绩效挂钩的或者奖励失败，那么它就传递了错误信息，就是市场失灵的一个明显症状。”91
本文摘自《不平等的代价》
1%的少数群体虽然享受着最好的住房、最好的教育、最好的医生、最好的生活方式，但是有一样东西是金钱买不到的，那就是意识到他们的命运是与那99%的大多数命运捆绑在一起的。纵观历史，这些1%的群体最终都会明白这一道理，只不过他们常常明白得太晚了。
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斯蒂格利茨教授，通过走访世界各地的普通人，与他们交流，发现无论是东方还是西方，不满的根本原因是相同的，那就是这些国家的经济体制和政治体制在很多方面都失败了，并且二者都相当不公平。由此诞生出全球一个新趋势——服务大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