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些专栏文章所提出的理念及所做的分析有没有对公共政策的制定及读者的看法构成很大的影响呢？我们相信这些文章是有一定影响的，不过，往往是滞后的、迂回的影响。如果我们认为没有影响的话，就不会饶有兴趣地将当代问题付诸笔端，而且，也不会有兴趣在经济政策和社会政策等方面提出改革意见。
知识分子喜欢夸大理念的影响力，因为他们的声望是由理念的质量和独创性决定的。在一篇著名的文章中，凯恩斯声称“有些实际的人，虽然认为自己在思想上不会受到别人的影响，却往往会成为一些已故经济学家的奴隶……（对他们来说）不管是好是坏，真正危险的不是既得利益，而是那些理念和想法”。
有些知识分子甚至期待，政治家、选民以及读者会很快接受论述清楚而又具有说服力的立论分析。但在我们看来，在理念对政策及民意的影响方面，这是相当严重的错误认识。政治决策并非主要根据对观点和理论做出理性评估后来做出的，而是在相互竞争的特殊压力集团和一般压力集团之间，以务实的态度取得力量平衡之后的结果。当理念和实际利益发生冲突时，前者往往是英雄无用武之地。
国际贸易政策的制定很好地证明了利益对理念的胜利。两个世纪前，亚当·斯密和大卫·李嘉图对专业分工和国际间的比较优势进行了分析，经济学家从此便普遍宣扬自由贸易的理念。但是，为了不让进口产品和本国产品竞争，大多数国家实行高额关税和配额限制的政策。知识分子倡导自由贸易，但理念却无法抵挡国内产业因为害怕外国竞争而对政府所施加的政治压力。
虽然如此，理念在长时间里还是能对政策和民意造成很大的影响的，即使在短时间里，理念在利益面前不堪一击。如果利益集团认识到某些理念有利于增进其利益，就可能会接受这些理念。政治团体不可能公开承认：提倡某些政策的主要目的是在牺牲他人权益的基础上让自己得到好处。虽然美国劳工联合会（AFL）的强势领袖萨缪尔·高普斯（Samuel Gompers）可以直陈工会和资方私下谈判的目的不过是想获得更多好处而已，但对谋求政治利益的团体来说，如此坦白会对其野心构成致命打击。相反，他们的说辞必须让人相信：帮助他们就是在支持国家。
因此，国内各产业从来不会公开称，征收关税和实行配额是因为外国生产者更有效率；相反，他们会试图说服选民：外国生产者是以不公平的方式来竞争的，或者，进口外国商品会减少国内就业。还记得，佩罗（在1992年竞选时）所提出的“巨大的吸食声”（great sucking sound）论调曾打动了他的支持者，因为这些人害怕实施北美自由贸易协定（NAFTA）后，美国的就业机会流向墨西哥，而这种担心是全然错误的。
在政治权力的平衡过程中，有些团体实现了重大转变，开始具有影响力。它们也许会发现某个学者数年前随意提出的观点有利于获得公众的更多支持，于是就将这些观点重新包装，然后宣扬推行这些观点的时代已经来临。虽然这些观点或许能在获取民众支持上起到重要作用，但它们绝对不是权力平衡过程中发生转变的根本原因，就如同专家出庭作证并不是造成原告和被告之间打官司的原因一样。
本书所提出的建议有些是新的想法，而且经常被认为是“不切实际的”。但我们之所以把它们提出来，就是因为这些理念从长远来看还是会造成影响的。我们并不认为政策趋势会快速而轻易地得到急剧转向，就算有充分的理由，转向也不容易。但是，政治权力和思想潮流是会发生改变的，对当前政策做出大幅度改革的时机也终会到来。
对于本书提出的其他建议得到采纳的可能性，我们同样持长期的观点。我们不会幻想实现以下事情的时机已经成熟：毒品合法化；修改宪法来取消联邦法官终身制；根据反垄断法全面引入工会；大幅度精简政府规模；美国大学体育总会（NCAA）取消对大学运动员的限薪，等等。但我们相信，在将来，当现行政策的负面效果越来越明显的时候，本书所提出的建议还是会被接受的。
本文摘自《生活中的经济学》
这些文章以其扎实的经济分析，与随处可见的个人意见区别开来，广受各个阶层读者的喜爱，经典不衰。通常，专栏所谈论的当代问题，很快就会被遗忘。但是，加里·贝克尔的这些文章，即使是讨论那些已经忘却的问题，其分析也有助于学者、企业主管、经济爱好者及其他读者更深入地了解在经济、社会以及政治等方面随时出现的问题。